1992年，大特務毛森回浙江省親，一輩子罪行累累，晚年病死美國

1949年4月25日拂曉，上海外灘霧氣正濃。一名身著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站在匯豐大樓臺階上，低頭系緊皮鞋。沒人注意到，他袖口里藏著一張密寫紙條。兩小時后，國民黨在滬的一個情報站被迫撤離，被毀的文件里就有那張紙條的譯文。操盤者叫毛森，軍統內部把他稱作“活鬼”，因為他每次總能從危局中抽身而去。

時間往回推四十一年。1908年，紹興郊外一處破瓦屋里，毛森呱呱墜地。家里貧，三兄弟都靠種田糊口。十四歲那年，他用鄰村毛善森的名字，頂著一張半新的學生證混進了師范附小。頂替這事說大不大，卻改變了他此后所有選擇——假名、偽裝、欺騙成了他慣用的手段。

1931年，他考進浙江警官學校。老師日后回憶這位學生時只說一句：“心思太重。”正因這份“心思”，他很快被戴笠相中，調進軍統特訓班。巧的是，毛人鳳查檔案時發現“毛善森”與自己是本家，審訊一番后才明白眼前這位是冒名頂替。常人或許已被踢出局，毛森卻因才干留下，還得了個新身份——“毛森”。假名反成真名，可見這人手腕之老辣。

1932年一役讓他聲名鵲起。蔣介石急調十萬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卻擔心上海舊部臨陣生變。戴笠派毛森假扮《東南日報》記者潛入駐地監督。毛森白天采訪，晚上暗記軍官動向，并以“報社換版”為由攜帶情報。暗號傳回，蔣介石心里有底，部隊并未嘩變，毛森也因此在軍統站穩腳跟。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被派到華北淪陷區組織破壞及策反。城里人說，他像不倒翁——三次遭日本憲兵拘捕，兩次靠否認身份脫身，一次假裝染病被送進醫院，夜里翻窗逃走。不得不說，這些鬼點子對付敵人湊效，可真槍口卻時常對準同胞。

太平洋戰爭結束，本應舉國同慶，他卻忙著清剿中共地下組織。1946年至1948年，僅上海、杭州兩地就有一百五十余名進步人士死于他設計的“暗網”。槍殺、投毒、埋伏，手段繁多。軍統檔案用“功勛卓著”評價，然而在受害者家屬眼中，這四字只有刺骨寒意。

形勢急轉直下始于1949年。國共和談破裂后，南京政府遷臺。毛森跟隨潰敗大軍飛抵臺北，卻發現自己不過是眾多失意者之一。情治系統重新洗牌，山頭林立，他雖掛少將銜，卻無實權。一次酒后，他自嘲：“槍聲停了，我也廢了。”諷刺得很，他的全部價值只在刀光血影中才能兌現。

1959年，美方情報部門向蔣介石提供“技術合作”名額，毛森被送往美國深造。培訓結束后，他干脆留在紐約，在唐人街經營一家小型進出口公司。表面風平浪靜，暗地仍與舊部保持聯系，但再無建樹。歲月流逝，昔日的“活鬼”成了在異鄉蹣跚買菜的老者。

進入八十年代，他開始頻繁寫信回浙江。親屬勸他回鄉看看，他卻猶豫不決。那些年在大陸留下的血債像一扇沉重鐵門，擋住了歸途。1988年春節夜，他對次子毛革輕聲說：“若能回趟家門，死也瞑目。”白熾燈下，兒子沒接話，只默默給父親遞上一杯溫水。

申請手續拖了四年。1992年春，國務院有關方面出于人道考量批準了毛森短期回鄉的請求。消息傳來，他握著那張旅行證囁嚅半天，只吐出一句：“這輩子，終究得回去。”同年五月，他抵達杭州蕭山機場。浙江的梅雨剛起，空氣潮潤，八十四歲的毛森在舷梯上停頓良久，像要辨認眼前這片長久掛念卻又陌生的土地。

回鄉行程低調。縣里安排車輛，他堅持坐在副駕駛窗邊，沿途望著稻田發呆。進村口時，早已白發的堂弟拄杖等候。兩人四目相對，沉默片刻后堂弟喊：“老三，回來了。”毛森聲音沙啞：“我回來了。”對話極短，卻讓圍觀鄉親聽出三十多年未了的鄉愁。

短短十天，他掃了祖墳，到小學舊址看了看，又去紹興城里坐烏篷船。夜里住在縣招待所，他常推門到走廊遠眺，燈火與從前截然不同。同行工作人員記下他的喃喃：“早知有今天，當年也許能慢點開槍。”

六月初，他返回美國。次年與子女在臺灣、新加坡兩地設立“毛氏助學金”，捐款數額不算大，卻資助了幾百名貧困生。他曾對長子說：“多少做點事，別讓人只記得那把槍。”長子沒作回應，只低頭翻動文件。

1999年冬，他在紐約心臟驟停，被送往曼哈頓貝斯以色列醫院，三日后去世，終年九十一歲。訃告中列舉的頭銜光鮮，卻無法掩蓋另一長串冰冷數字——那些死于暗殺的生命，無聲地鐫刻在民間記憶里。

毛森的一生，半程隱姓，半程流亡。抗戰期間的抵抗操作給日寇造成了一定損失，這是史料可證的客觀事實；而內戰歲月的黑名單與暗殺，同樣讓他背負沉重罪責。浙江鄉親曾在1992年送別他時說：“他來時一個人，走時也一個人，鄉土在，但親情薄了。”這是對這位軍統特務最精確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