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十萬銀圓和帶血的女人頭發，還有多少財寶在湘西山中沒找到？

1950年初，湘西的山路上還常能看見剿匪部隊的身影，山風一刮，戰士身上的軍裝呼啦啦直響。行軍途中，有老鄉小聲嘀咕：“解放軍同志，去年這山里下過銀圓雨啊。”一句話，把人都勾住了神。

那位上了年紀的苗族老人說得很認真，說山谷里不光掉下成堆的銀圓，還到處掛著血淋淋的斷肢和女人的長發。年輕戰士聽得心里發涼，忍不住追問：“銀圓都到哪去了？”老人只搖頭：“能看到的，不一定能留得住。”

有意思的是，這并不是普通的山村傳說，而是與1949年國民黨統治崩潰前的一次秘密運鈔行動直接相關。要弄清楚那十萬塊銀圓和那一縷縷帶血的頭發從何而來，只能把時間往前撥回去。

一、雪崩前夜的金銀大轉移

1949年春天，全國戰局已基本明朗，國民黨在大部分戰場節節敗退，中央機關和各級軍政機關卻在忙著另一件事——轉移金銀財寶和重要文物。有人用“雪崩前的搬家”來形容這一幕，多少帶著幾分冷峻的意味。

時任軍統要員的沈醉在回憶錄中提到，許多蔣系高官被俘時，隨身攜帶的金銀數量驚人。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人，就從“公款”中得到八萬兩黃金；宋希濂、馬勵武等人也有成千上萬兩黃金在手。還有人提著滿箱的美鈔，這些在賬面上都屬于國庫，卻變成了個人逃命的“護身符”。

不少人怕“懷璧其罪”，臨走時干脆一狠心，把身上的金表、珠寶、鈔票一路拋灑，只求別被人認出身份，既防壞人劫財害命，也想躲開追責。不得不說，這種慌亂的丟棄，本身就說明大勢已去，連財貨都成了累贅。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對地方軍閥和雜牌部隊的“安撫”，同樣是用金銀鋪出來的路。王陵基那八萬兩黃金，就是蔣介石為了拉住四川軍閥而一次性批給的“經費”。按當時常見的粗略折算，一兩黃金可折十枚銀圓，這一筆黃金，換成銀圓起碼有八十萬塊。

還有更夸張的例子。軍統高層周養浩，在昆明被捕之前，奉命押運一批“緝私沒收”的黃金，總量大約五噸。按舊制一百兩一根來算，那是數目嚇人的金條。周養浩后來抱怨說，就因為這批黃金，要在昆明轉機，走不了直飛臺灣的路線，“飛機上天后拐一個彎”，結果人和貨都沒能離開大陸。

從這些細節看，1949年前后在空中、陸上奔走的金銀財寶，并非一點半點。運鈔機一旦失事，散落一地的，就不是什么零碎零錢，而是真金白銀。湘西那十萬塊銀圓的故事，正是這場大轉移中的一個側影。

二、墜機、銀圓雨和帶血的頭發

湘西鳳凰縣維新鄉（今兩頭羊鄉）地勢復雜，山高谷深，苗寨多依山而建。當地人那時候對飛機的印象很模糊，只覺得天上偶爾掠過一個“鐵家伙”，轟隆一聲，又遠去了。

1949年5月24日下午，山里天氣悶熱，田間勞作的苗民剛收工不久，峽谷上方傳來異常的轟鳴聲。有人抬頭瞥了一眼，只見一架美制軍用飛機尾部拖著火光和濃煙，在空中搖搖晃晃，像一只折斷翅膀的大鳥，狠狠扎進兩壁陡峭的峪谷中。

巨響過后，谷里火光沖天，殘骸燃燒的聲音混著山風聲，聽得人心里發緊。起初，誰都不敢靠近，只是遠遠張望。過了好一陣，膽子大些的年輕人試著往前挪了幾步，眼前的一幕讓人說不出話來。

飛機的碎片卡在山巖和樹干之間，機艙被撕開，大塊殘骸還在冒煙。周圍的樹叉上掛著血肉模糊的斷臂、殘軀，灌木叢里，粘著一綹綹長發，沾滿血污。有人看了一眼，轉身就吐。有人低聲念叨，連連后退。

就在這令人心驚的景象中，地上卻閃著一片片白光。年輕的苗家小伙半彎著腰，小心翼翼地撿起一塊，手感沉甸甸，抹去塵土一看，頓時咽了口唾沫，忍不住喊了一句：“是光洋啊！”身邊的人還沒反應過來，他又喊：“快看，滿地都是！”

所謂“光洋”，是銀圓的俗稱。從清道光年間開始，銀圓就像銀餅一樣在市面上流通，磨來磨去，表面越發光亮，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成了“光洋”。袁大頭、孫小頭之類的銀幣，在民間口中統統算作光洋。

在那樣的年代，一塊銀圓的購買力相當可觀。《銀元時代生活史》里提到，三四十年代的北平，一塊銀圓可以買上六斤像樣的豬肉，或者在館子里吃上一頓講究的涮羊肉。換成鄉下人的日常，一兩塊銀圓就能包下來幾百個肉餡餃子。對一年掙不上十塊銀圓的窮人來說，地上一塊塊發亮的銀圓，就是天上掉下來的命。

短短幾個小時里，墜機谷附近涌入大量山民。有的人顧不上再看斷肢和血跡，一頭扎進亂石和灌木中，只認準那些滾落在地的銀圓。有人眼尖手快，撿了上千塊；膽子小些的，只抓了幾十上百枚揣進懷里，就趕緊往山里躲。

“別撿了，會鬧鬼的！”也有人忍不住勸一句。

“鬼怕銀子嗎？”年輕人哼了一聲，褲腿上沾著血跡，卻死死抱著胸前的布袋不松手。

有的人把銀圓埋進自家屋后山坡，有的藏進懸崖巖縫，有的甚至趁夜色挖開祖墳旁邊的空地，悄悄埋下幾個包袱，以為這樣最安全。遺憾的是，這些自以為聰明的藏法，很快就成了禍根。

三、從“撿洋落”到被“清查”

飛機墜毀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地方武裝耳中。圍繞這十萬塊銀圓，一場比山匪還狠的搜刮就此展開。對正在崩潰邊緣掙扎的國民黨地方勢力來說，這批銀圓是重新武裝殘部、收攏匪隊的現成“軍餉”，誰都不愿錯過。

最先趕到的是一個名叫歐文章的小軍閥，他帶著手下荷槍實彈沖進谷里，先把飛機殘骸周圍畫成“禁區”，不許普通山民靠近。興德鄉鄉長吳有鳳也不甘落后，帶了十來個族丁和幾條槍，想分一杯羹，結果被歐文章的人堵在外頭。

“這么大的事，你也敢攔我？”吳有鳳氣得大吼。

回應他的，是幾記槍托和一頓臭罵。人被攆走了，心里的火卻壓不下去。吳有鳳轉身就把情況報告給鳳凰縣“防剿委員會”，等于把更大的手伸進了這片山谷。

城防大隊長余子坤得知“天上掉下銀圓”的細節后，馬上意識到這不是一筆小錢。他帶著更多人馬撲向現場，不但將歐文章已經撈到手的四五千塊銀圓全部“沒收”，還組織人手在墜機點一帶地毯式挖掘，七八天里，硬是翻出了一萬多塊銀圓。

有意思的是，為了盡快把山里的銀圓扒開，余子坤雇傭了不少當地苗民，每天按人頭發放五塊銀圓。對那時的窮人來說，這簡直是天價工錢，誰肯不干？一時間，山坡上到處是拿鋤頭、揮鐵鍬的身影，連老人都被叫出來幫忙找“光洋”。

然而，局面很快擴大到連上層都震動。5月25日，駐廣州的“財務署”得到運鈔專機在湘西墜毀的消息，署長吳嵩慶立即拍電報給湖南方面，請求派兵協助追回丟失的十萬塊銀圓。蔣介石聽說這批銀圓是專門準備發給湘西土匪、用來組織“游擊抗共”的軍費，氣得拄著拐杖罵人，但真正上心的，并不是那十萬銀圓本身，而是地方部隊私吞不報的態度。

為了穩住湘西各路匪首，蔣介石又從庫存中調撥十萬塊銀圓，命令“財務署”重新裝機，飛往芷江機場。白崇禧奉命親自帶著這些銀圓和成批美式武器，還有一摞摞蓋好章的“委任狀”，準備在湘西大山里給土匪頭目逐一封官——司令、軍長、師長的帽子，都是銀圓堆出來的。

散出去的新銀圓還在路上，前一趟運來的舊銀圓卻不能就此作廢。駐扎在乾城（今吉首市乾州鎮）的湘鄂邊區綏靖副司令、沅陵行署主任陳渠珍，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動，下令鳳凰縣“防剿委員會”全面“清查”，要把流落民間的銀圓追到極限。

不久，墜機地點附近的幾個苗寨被團團圍住。兵丁挨家挨戶沖進去翻箱倒柜，凡是被懷疑撿過銀圓的，統統綁起來拷問。有人確實在事發當天撿了銀圓，只好交出一部分，求個心安；有人壓根沒來得及趕到現場，也被當成“隱匿不報”的對象。

“說，你把銀圓藏哪兒了？”打手怒喝。

“根本就沒看到過光洋。”被綁在柱子上的山民嘴里帶著血，聲音發顫。

余子坤才不管真相，只認定“哪家里一點銀圓都沒有是不可能的”。達不到他心里定下的數目，就加重刑罰。很多人沒撿到墜機銀圓，卻被逼得把幾代人攢下來的銅錢、銀器甚至家中嫁妝全部拿出來湊數。對這些人而言，“銀圓雨”壓根沒落在自己頭上，災禍倒實實在在砸了下來。

在這場瘋狂的搜刮中，銀圓不論來源，一律被收走。前后十天左右，余子坤便從百姓手中“清查”到七萬多塊銀圓。加上他從歐文章那里沒收的幾千塊，以及一開始在谷中挖出的那一萬多塊，總量基本湊近了失事運鈔機裝載的十萬塊。

照理說，搜集完畢，應立刻上繳。可陳渠珍和余子坤心里都清楚，局勢已經支撐不了多久，把銀圓如數送回上層，對自己毫無好處。于是，每當上級電報催問，他們只回四個字：“正在清查。”一個“清查”，便拖了整整一個月。

夏季將近時，戰局繼續惡化，蔣介石最后撤離大陸，湖南在8月起義，地方政權改旗易幟。關于十萬銀圓的追索，自然也就不了了之。湘西普通百姓在這場風波中損失慘重，卻沒有任何補償；真正發了財的，是手握兵權、借著“清查”名義搜刮民財的地方軍政頭目。先趕到現場的小軍閥歐文章，混了一圈，最終反倒是“兩頭落空”。

四、散落的銀圓與說不清的賬

這場墜機究竟因何而起，直到多年以后，仍沒有統一的說法。有的認為是機械故障，有的猜測與天氣和飛行員操作有關，還有人懷疑當時的緊急起降安排存在問題。無論哪一種，現有公開史料都難以給出絕對明確的定論。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運鈔機上裝的確實是十萬塊銀圓，目的地是湘西，用于扶持土匪殘部，組織所謂“游擊”。還有一件事同樣明確：余子坤為了湊夠“應追數目”，從普通百姓手中搜走的銀圓，并不全是飛機上掉下來的那些，里面夾雜了大量本就屬于民間的積蓄。

值得玩味的是，當地人在回憶那段經歷時，提及頻率最高的，并不是銀圓本身，而是掛在樹上的女人頭發。飛機上為什么會有女性？是隨行家屬，還是負責財務的工作人員，抑或是別的身份？公開的檔案里幾乎沒有記錄，只留下當事人口耳相傳的一句描述：“好多一綹綹的女長頭發，搭在樹上，血水往下滴。”

從銀圓的去向來看，官方記錄中的數字和民間說法之間，總有一個模糊的空檔。墜機后，山民在幾小時內撿到的銀圓，有人估計在八九萬枚左右；余子坤“清查”得來的，有據可查的是七萬多枚。再加上被歐文章先期截留、后來又被沒收的幾千枚，大致接近十萬這一裝載數字。

問題在于，山谷地形破碎，銀圓在沖擊和爆炸中四處飛散，部分可能滾入深縫，或被山洪裹挾進更遠的僻靜角落。勇于進山尋找的，畢竟只是附近村寨的人，真正遠一點的山洞、懸崖下緣，根本沒人顧得上去查看。多年之后，有當地人提起，在修路、伐木時偶爾翻出幾枚舊光洋，銹跡斑斑，被當作當年“銀圓雨”的漏網之物，這種說法雖難一一考證，卻并不突兀。

再把視野放大一點，就會發現，1949年前后散失的遠不止這一批銀圓。像王陵基那八萬兩黃金，周養浩押運的五噸黃金，還有各地倉促轉移中遺落在機場、碼頭、倉庫里的金條、銀錠和文物，數量都相當驚人。記錄在案的，只是其中較為清楚的一部分；未被登記、已經散落民間或歸入不知名個人囊中的，更難算清。

有意思的是，論絕對數額，湘西這十萬塊銀圓并不算最大的一筆，卻因為“從天而降”的詭異場面，在民間記憶里留下了極深的印痕。銀圓從空中墜下，砸在亂石和樹根之間的聲音，和那一縷縷帶血的女人頭發一起，變成一代人的噩夢，也變成另一代人口耳相傳的故事。

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剿匪部隊在湘西山林間穿梭，與殘余匪徒周旋。行軍間隙，總會有人打聽：“那年墜機的地方，到底還有沒有沒找完的銀圓？”當地老鄉多半只是擺擺手：“山這么大，誰敢說清楚？”話不長，卻把無奈寫得很足。

一筆賬，如果只看賬本上的數字，其實很簡單：十萬塊裝機，七萬多塊被“清查”，一些被當場搜集，還有一部分落入早早躲進深山的山民手中。可具體到每個人身上，又遠遠不是幾行數字能概括。

那些被嚴刑逼供、交出家底的苗民，那些在血跡旁邊迅速撿起銀圓又匆匆逃走的年輕人，那些看著山林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老人，每個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本賬。至于在湘西大山深處，還有多少銀圓靜靜埋在土里，沒人能給出確切數字，它們只能隨著歲月推移，變成山中難以說清的一段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