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沈醉探望杜聿明，杜因何事對他說：這事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1980年中秋節前后，北京的天已經有了涼意。那段時間里，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功德林外的一間小屋里翻來覆去睡不安穩。窗外的樹葉一陣陣嘩響，他心里惦記的，卻不是自己的病，也不是稿費，而是遠在香港的一封信，以及在北京醫院病床上躺著的那位老友——杜聿明。

這封來自香港的信，并不長。信里提到了舊日家庭的變故，提到了已經各奔前程的親人，也順帶問起了一個名字：“杜先生近況如何？”字里行間既不政治，也不宏大，只是平常關切。但對于已經特赦、開始在文史館整理回憶的沈醉來說，這幾個字卻像一根針，扎在心里久久不散。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他們兩個人緊緊拴在一起的，并不是抗戰時的軍令，也不是淮海戰役亂成一團的戰場，而是建國之后那一道高墻之內，一段別人很少觸及的共同經歷——戰犯管理所里的歲月。

一、從“死路一條”到同囚一室

時間往前推到1949年初，淮海戰役進入尾聲。1月9日深夜，杜聿明所在的第五軍司令部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他仍試圖組織突圍，帶著十來個副官、衛士摸黑行動。第二天凌晨，這支小隊在野地里被我軍俘獲。那一年，他四十出頭，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一批集團軍司令之一。

同一年的年末，在大西南，局勢也在急速變化。1949年12月9日，時任云南省主席的盧漢在昆明宣布起義。沈醉當時人在昆明，身為軍統要員，起初也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確實配合逮捕了一批潛伏特務。但很快，形勢一轉，他與盧漢等人一起被扣押為戰犯。

從軍統的角度看，沈醉絕不是一般人物。這個出身特務系統的少將，年紀不大，資歷卻很老，從年輕時就參與布置秘密行動。一直到解放前，他手里仍然握著生殺大權，在云南最后的日子里，還下令逮捕進步人士，甚至槍決過特訓班的學生。這些事，他自己心里門兒清。

所以剛被關押時，他根本沒往“有活路”那方面想。被從昆明押往重慶白公館那天，中午機務人員給每人發了一盒點心。沈醉吃得很快，還覺得不夠，旁邊的被押人員把沒吃完的點心都遞給他。他把剩下的裝在一個盒子里，準備留著。

到了白公館，看守的兩位干部見狀隨口問了一句：“晚飯吃了沒有？”押送的干部趕忙答：“在飛機上吃點心吃飽了。”旁邊那個女干部又補了一句：“光吃點心哪能吃飽啊，還是給他弄點面條吧。”這幾句話，說得十分隨意，卻讓沈醉愣住了。

在軍統監獄里，犯人連“人”都算不上，拳打腳踢、刑訊逼供是家常便飯。如今他以“戰犯”的身份走進這座舊牢房，對面卻是這樣一種態度。雖然只是一點細節，他心里還是不由得一熱，像寒冬里突然吹來一陣暖風。

不過，暖意歸暖意，他心底里對自己的判斷并沒有馬上改變。白公館開始組織他們集中學習，分批聽報告，一些文章里出現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樣的句子，他越看越心驚。腦子里立刻浮現出過去軍統對待共產黨人的種種酷刑，他不免暗暗琢磨：“大概這是先讓人認罪，再處決，好讓我們心里覺得自己死得不冤。”

就這樣，一邊學習，一邊猜測，日子緩慢地往前挪。直到1957年，他被轉移到北京，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才真正遇上了那個改變他想法的人——躺在石膏模里的杜聿明。

有一天，沈醉被安排到第一組居住。剛進門，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是曾經在重慶一起關押的王陵基。他順著聲音走過去，看到一張床上橫著一個大石膏模，差不多占了半個床位，一個人就那么固定在里面，一動不動。

那個人，就是杜聿明。

這一刻，沈醉反應里的第一個念頭，并不是重逢的驚喜，而是驚訝：“他怎么還活著？”早在1952年，他在重慶看過一本《名人字典》，上面寫得肯定：杜聿明在淮海戰役突圍時釋放毒氣，被俘后，經戰士請求，已遭槍決。這樣的版本，在當時已經被不少人當成事實。

此刻親眼看見對方，躺在石膏模里抬頭跟自己打招呼，這種地道的“活人”，把那本字典上的內容徹底推翻。沈醉甚至誤以為，這石膏模是一種特殊的懲罰方式，是“慢性折磨”。

直到過了幾天，幾個人聊到重慶和北京的不同，有人順嘴說了一句：“還是在北京好。”沈醉忍不住追問“哪里好”。王陵基等人不假思索：“功德林干部政策水平高。”他又指著那副石膏模問：“那這個又是怎么回事？”

杜聿明笑了：“這是給我治病用的。我得了脊椎結核，脊柱變形，管理所專門給我定做了這個石膏模，用來矯正脊椎。”說話的時候，他語氣里帶著一種近乎樸實的感激，還提到自己剛被送來時身上帶著四種嚴重疾病，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鏈霉素，國內還不能生產，管理所派人跑到香港、澳門去設法購買。一段時間里，醫生、護士經常上門給杜聿明檢查，管理人員還給他送鮮牛奶補充營養。到了沈醉與他同囚時，幾種病已經好得差不多，只剩脊椎需要矯正，他就這樣躺在石膏模里三年多。

對于一個曾經坐鎮方面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來說，這種待遇完全出乎意料。杜聿明后來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這話從他口里說出來，分量很重。因為他不是一時沖動，更不是裝樣子，而是在漫長改造中，一點點轉變過來的。

沈醉聽完這些，不得不開始重新打量自己過去的認知。他心里清楚，自己對共產黨最早的印象，都來自軍統的宣傳和傳聞。如今同處一屋，一個被傳聞“早已槍決”的老對手躺在床邊石膏模里，認真談治病、談學習、談改造，這種鮮明的落差，很難不讓人動搖。

二、功德林里的“先生”和那張缺席的名單

功德林并不是一個普通監獄。那里關押的，大多是國民黨軍以上的軍官，甚至包括集團軍司令、兵團級人物。大家聚在一起，職務不小，過去手里的兵力都不小，到了高墻之內，一個個卻成了編號戰犯。審判和判決并沒有立刻進行，大家在“未審未判”的狀態下進行勞動和學習，這種懸著的日子，對許多人來說是最難熬的。

管理所按照中央的要求，推行“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的方式，陸續成立了縫紉、補鞋、洗衣、理發等小組。杜聿明報名去了縫紉組，一開始，別人多少有點驚訝：堂堂集團軍司令，居然坐在縫紉機前踩踏板。

可沒過多久，這份驚訝就變成了服氣。原來抗戰時期，他在部隊設有縫紉廠，妻子曹秀清在那兒當廠長，他時常在旁邊看，也跟著學了些。久而久之，別說踩縫紉機，連簡單維修也都難不倒他。很快，他就成了縫紉組的組長。

一次，縫紉組接到任務，要給管理所里的人縫制鞋襪。沈醉也參與其中，他一開始以為這些東西都是自己人穿的，好壞都在內部，心里就免不了有些敷衍。有幾雙做得粗糙，他也沒當回事，想著湊合就行。

杜聿明看了，眉頭皺起來，當場把不合格的全退了回來：“成功靠的就是認真兩個字，這種馬馬虎虎的習慣，一定得改。”語氣不重，但態度很堅決。

這個細節，對沈醉的觸動其實不小。在高墻之內，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前途如何，沒人知道。可是杜聿明卻在這種不確定中，用力抓住每一件眼前的小事，干活認真，學習也認真。他不僅把勞動當作改造的一部分，還把它當作一種新的職責，以前管軍隊，如今管縫紉組，心態卻絲毫不見怨氣。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9月16日下午收工后，有人拿來一張報紙，王耀武搶過來念。報紙上寫著，將對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聽到“特赦”二字，許多人眼睛一下亮了，包括沈醉在內，心跳也都快了一些。

時間一晃到了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單。名單上有熟悉的名字，也有沒聽過的名字，卻沒有沈醉。他走出會場的時候，心里說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屋子里一時氣氛低落，有人連中午飯都沒吃。

脾氣最急的徐遠舉，在屋里來回走，嘴里不停嘀咕：“我也流汗寫材料，干活也不差，怎么就輪不上？”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測：有人說這是對臺工作，有人說是因為那些人“級別高”，還有人說是誰誰保薦出去的。

沈醉在這種議論中并沒有立刻跟著起哄，他反復在心里過篩：如果是因為臺灣因素，那同屬“土木系”的黃維為什么沒在特赦之列？如果說是某位解放后投誠的舊上級保薦，那同系統的老部下也不少，為何又只特赦了其中的部分？隨便一分析，就知道這些說法站不住腳。

想來想去，他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在改造態度和具體表現上，自己與一些人確實有差距。也就在這些日子里，他再一次仔細觀察身邊的人。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干起活來認真，學習時也扎實；周振強、鄭庭芨做最臟最累的活，從不挑剔；每個人都有各自特別突出的地方。

就在這種情緒起伏的時候，杜聿明找他談了幾句。

那天傍晚，屋子里人不多。杜聿明看他滿臉郁悶，主動說道：“你不能泄氣，也沒有理由泄氣。既然有第一批，就會有第二批、第三批。今天不符合標準，就好好爭取。”話說得不復雜，卻像一盆涼水澆在頭上，又像一只手搭在肩上，很實在。

這番話，說出口的人自己也并不好過。雖然第一批特赦名單里有他，但他清楚知道，這個結果不是憑過去的軍功，而是多年改造的積累。與其說他是在安慰別人，不如說是在提醒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眼前這條路雖然看不清盡頭，但方向已經擺在那里。

1960年11月28日，管理人員通知他們去干部食堂布置會場。許多人心里隱約猜到，又一批特赦要宣布了。沈醉心里同樣七上八下，一邊搬花盆，一邊提心吊膽。手一抖，他不小心打碎了一盆花，嚇得趕緊向管理員認錯，生怕因此留下“壞印象”。

管理員笑著拍了拍他的肩：“沒關系。”這句簡單的話，并不是什么政治表態，卻讓他心里稍稍踏實了一些。到會場上，當法官念到“沈醉”兩個字時，他反應有點慢，整個人愣了一下。等對方又念了一遍，他才站起來，從臺上接過那張紙。

在他的心里，那并不僅是一份特赦通知，而是11年改造的結束，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他后來回憶時，用了“第二次生命”這樣的說法，這個詞并不夸張。因為從那一刻起，他從戰犯管理所的人，變成了社會上的普通公民，需要重新學習如何面對家庭、工作和未來。

三、香港之行與病床前的托付

特赦之后，如何回到社會，是許多人的共同問題。對杜聿明來說，這條路尤其不易。作為曾經叱咤風云的集團軍總司令，他需要重新在和平年代找一個定位。好在他對現實看得很清醒，愿意放下舊日身份，接受安排，與社會慢慢接軌。

在這段適應期里，他對沈醉的幫助不少。從工作上的介紹，到生活中的關照，都盡力而為。兩人原本在戰前只見過兩次面，談不上熟，真正交心，卻是在功德林和特赦之后。可以說，他們的友情，是在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反思中一點點建立起來的。

也正因為如此，當1980年前后，香港方面傳來消息，提到舊日友人時，沈醉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去問問杜聿明是否愿意寫點什么，讓香港的老相識看看。那時候，大陸與香港、臺灣之間信息交流有限，許多曾經在國民黨軍隊任職的人，對“那一邊”的情況很關心，卻看不到直接材料，只能通過零星文章去判斷。

中秋節前后，沈醉的女兒沈美娟收到母親從香港寄來的信。信里提到希望女兒能去香港探望，也順帶打聽老人的近況。沈美娟把信拿給父親看。沈醉沉默了一陣，對女兒說：“那你寫個申請，試一下，看能不能去。”

第二天，他拿著女兒的申請，找到文史辦公室負責人。本以為這事多半懸著，沒想到對方反問了一句：“你為什么不一起申請？”這句話，說得非常平淡，卻讓他一時沒有反應過來。

不久，父女倆的港澳通行證辦理下來。有關部門考慮到他們經濟情況，還預支了一筆稿費，等日后回憶錄出版時再行沖抵。這些安排簡簡單單，卻帶著一種很現實的體貼。對經歷過戰火與牢獄的人來說，這種“被考慮到”，本身就是一種安穩的信號。

到了香港之后，事情的發展比沈醉預想的還要熱鬧。軍統舊人、政界舊識、親戚朋友，紛紛找上門來。一些人已經在香港扎根，領著臺灣方面發的薪水，但心里對大陸的情況并不清楚，更多只是從一些零散的消息中猜測。他們好奇，也有顧慮，更關心未來會怎么走。

在與這些老朋友交談時，話題不可避免地扯到了“老上司”“老長官”身上。有人問起某某人，有人問起“杜先生”的身體如何。面對這些詢問，沈醉不可能裝作沒聽見，也不愿只說幾句“還好，還好”打發過去。

有一次，住處里一位老友忍不住感嘆：“要是能看看你們這些特赦后寫的東西就好了，在這里總是看不到。”這句話聽著輕描淡寫，卻點到了關鍵：不少老國軍出身的人，在心底里其實很在意大陸那些老部屬、老長官的選擇。他們一邊拿著臺灣方面的薪俸，一邊又希望了解真正的情況，只是缺少渠道。

于是等回到北京后，沈醉第一件想到的，就是去找杜聿明商量，請他寫一兩篇文章，帶到香港去發表，讓那邊的老朋友看看他如今的想法。他覺得，以杜聿明的身份與經歷，這些文字的分量會很足，也更有說服力。

然而，現實的情況比想象要嚴峻得多。那時杜聿明已經病重，在北京醫院治療。雖然女兒女婿從美國帶回了進口藥品，可效果并不理想，病情反復拖著，人愈發消瘦。沈醉接連去了三次，前兩次都沒見上，只在病房外聽到醫生、護士的腳步聲。

第三次終于進去時，杜聿明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卻還撐著精神和他聊天。兩人先說了一些老友近況，杜聿明問起香港那邊的情形，也問起幾位舊時同事的態度。說著說著，他忽然抓住沈醉的手，語氣變得嚴肅起來。

“我這幾天一直在等你來。”他緩緩說道，“是想請你幫我寫一篇東西，送去香港發表。”

本來，沈醉是想請他親自寫點文章，卻沒料到對方反而開口托付，讓自己“代筆”。沈醉半開玩笑：“這可不行，我可不給你做代筆。”一句話在病房里晃了一圈，氣氛輕松了片刻。

誰知杜聿明隨即收了笑，目光沉下來：“我想寫的是關于祖國統一的問題，這事不能拖。你去過香港，接觸了一些臺灣方面的親友，比我更了解他們的心思。如果你不幫我寫，我心里始終放不下。”

說到這里，他眼眶微紅，聲音有些發顫。他沒有故作姿態，也沒有堆砌口號，只是把內心那些壓了多年的話，一句句說出來：“祖國分裂，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在戰火中死去，現在很多骨肉分離，到一封信都難以互通。這些，我們都脫不了關系。”

病床前，這些話聽上去格外沉重。他想通過自己的經歷，向臺灣那邊的老長官、老朋友、老部屬說明：戰爭的代價有多大，分裂的后果有多深。他反復強調：“這一件事，必須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盡力解決，不能把擔子丟給子孫，不然后人難以原諒，歷史也不會寬恕。”

這番表態，并沒有華麗辭藻，卻極為真切。他一邊說，一邊緊緊握著沈醉的手：“趁著我們還活著，還有一點聲望，還有些能被人聽見的話，就該擔這個責任。再往后，人走了一批又一批，要說什么也來不及了。”

不得不說，這種“趕在有生之年”的緊迫感，深深打在沈醉心里。他從功德林一路走來，自知背上許多舊賬，卻也親眼看到另一條路——在改造中反思，在現實里彌補。杜聿明的托付，某種意義上，是以往一切經歷的延伸，也是對自己后半生的一種要求。

從醫院回來后，沈醉立即著手構思，用稿紙一點點寫。可偏偏在這時，身體出了問題。長期勞累加上奔波，他突然病倒，寫作被迫中斷，只能隔幾天寫一點，又不斷修改。時間在紙張翻動間悄悄過去，病情稍好時，他就重新坐到桌前，試圖趕上心里的那條“時間線”。

1981年春天，他的病情一度加重，直到5月初才略有好轉。5月7日，天剛放亮，他心里惦記著醫院里的那位老友，決定親自去一趟，順便把寫好的初稿給他看看。出門沒多久，正好遇上政協的一位老友，對方臉色凝重，一句話把他定在原地：“杜聿明凌晨已經去世了。”

沈醉只來得及說出“我跟你們一起去”，眼前一黑，人順著墻邊滑坐在地。等回過神來，被大家扶到辦公室，他才勉強穩定住情緒。直到5月23日遺體告別時，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北京醫院。走進告別廳，看見靈前那副安靜的面容，他再也忍不住，站在原地失聲痛哭。

兩天后，追悼會結束，他在骨灰盒和遺像前站了很久。周圍人來來往往，他卻像釘在地上一般。那時，他心里清楚一個事實：病床前那番話，自己已經聽全了，答應的事，卻還沒做完。沉默片刻，他在心里默默說道：那篇為香港準備的文字，那些關于統一的想法，那份“必須在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堅持，他會盡自己的力量，一字一句寫出來，帶給有需要的人看。

對他來說，這不僅是替朋友完成的托付，更是對自己過往經歷的一種交代。那些在戰場上做出的選擇，那些在牢獄里經歷的反思，那些在病房里聽到的叮囑，都不再只是個人恩怨，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記憶。能做的事也許有限，但在有限的時間里，把該說的話說清楚，把應該承擔的責任盡到，這一點，他心中已經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