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劉文輝如果炸了瀘定橋，紅軍可能全軍覆沒，那他為何不炸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紅軍做出了進入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并于5月9日渡過金沙江，接下來只要渡過大渡河，便能一馬平川，脫離險境了。

當時，去大渡河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通過彝族區到達安順場的崎嶇山路，另一條則是通往成都的寧雅正道。

前一條是石達開當年走的死路，蔣介石認為紅軍不會走這條路，一定會走寧雅正道。

5月10日，也就是紅軍渡過金沙橋的第二天，蔣介石從貴陽飛抵昆明，親自布置“大渡河戰役”。

當時，蔣介石對部下說：

紅軍進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達開之覆轍。

為了讓朱毛紅軍當“石達開第二”，蔣介石大手一揮，一面讓劉湘、楊森、劉文輝等部在寧雅正道的漢源富林一線布置重兵，并在大渡河北岸固守；另一方面下令薛岳尾隨紅軍渡過金沙江，對紅軍進行南北夾攻，一舉將紅軍殲滅于金沙江與大渡河之間的地區。

當時，紅軍不過兩三萬人，而國民黨軍中央軍加川軍則至少有20萬，如果真如蔣介石所料，這一次紅軍真就陷入死地了。

然而，讓蔣介石沒想到的是，紅軍竟然沒走寧雅正道，而是一頭扎進了彝族區，完美避開了國民黨軍的伏擊。

紅軍進入彝族區后，積極與當地人搞好關系，還與彝族首領小葉丹達成結盟，最終順利通過了這條被視為畏途的道路。

石達開當年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就是與彝族人的關系沒有處理好，結果遭到彝族武裝圍攻，直至兵敗大渡河。

5月24日，紅軍先頭部隊抵達大渡河，蔣介石得知消息后大驚失色，連忙讓薛岳和楊森等部火速趕往安順場，打算在大渡河畔將紅軍全殲。

一開始，紅軍確實打算在大渡河過河，但蔣介石早就實施了堅壁清野之策，將安順場四周的房屋全部燒毀，還將所有船只燒毀或調走，結果紅軍找來找去，也只找到了幾條小船。

即便如此，紅軍還是利用幾條小船強渡大渡河成功，還擊潰了劉文輝部一個營。

由于缺少船只，大軍從安順場渡河需要的時間太長，而敵人又在火速趕來，所以紅軍必須想其他辦法渡河，不然隨時有全軍覆沒的風險。

這時候，一個叫宋大順的清末秀才給毛主席指了條路，說沿大渡河而上160里處有一座橋，名叫瀘定橋，是康熙年間建造的，由十幾根大鐵鏈子組成，十分堅固，過千軍萬馬都沒問題，可以趕在敵人之前在那里渡河。

正如宋大順所言，蔣介石誤判了紅軍去往大渡河的道路，將兵力主要集中的寧雅正道，瀘定橋便成了戰略部署中的“邊角位置”，不但瀘定橋防守薄弱，從安順場去瀘定橋的一路上，更是沒有任何兵力駐防。

于是，毛主席果然決策，派遣一支先遣隊迅速沿江而上，控制住瀘定橋，以便大軍渡河。

唯一的難點在于，沿著大渡河從安順場去瀘定橋的道路十分崎嶇難走，會影響行軍速度，萬一無法及時抵達，又被敵人發現了動向，那就麻煩了。

事實上，紅軍的動向確實被敵人發現了。

5月26日，劉文輝便得知了紅軍一部順利渡河的消息，便親自從雅安到前線指揮作戰，第二天他又聽說紅軍左右兩個縱隊正在沿河而上，便感到十分著急，他非常擔心紅軍攻打康定、瀘定，于是火速派遣袁國瑞旅第38團增援瀘定橋，阻止紅軍左縱隊（即黃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四團）從瀘定橋渡河。

紅軍左縱隊的行軍速度很快，于5月29日黎明時分抵達瀘定橋，但劉文輝部第38團卻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經抵達瀘定橋。

按理說，劉文輝有一個晚上時間炸掉瀘定橋，從而堵死紅軍渡河之路，而且蔣介石也下令讓他炸橋了。

但劉文輝沒有遵令行事，只是讓人拆掉了橋上鋪設的木板，并在東橋頭附近構筑工事，架設機槍和迫擊炮，用密集的火力阻止紅軍渡河。

那么，劉文輝為何不炸橋？

寫到這里，就不得不說說劉文輝當時的處境了。

劉文輝是川軍有名的大軍閥，巔峰時期他控制了四川近一半土地，手上兵力多達12萬，與堂侄四川省主席劉湘平分秋色。

不過，1933年劉文輝在與劉湘的“二劉爭川”中遭遇失敗，只能帶著兩萬殘兵退守西康，要不是劉湘放他一馬，他連西康都待不住。

1935年紅軍抵達大渡河時，劉文輝剛剛在西康站穩腳跟，這時候他的敵人不是劉湘，而是蔣介石和紅軍。

蔣介石在擊敗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軍閥之后，又將目光投向川康地區。

當紅軍長征抵達大渡河時，蔣介石下令劉湘、劉文輝、楊森等川軍軍閥“圍剿”紅軍，劉湘和楊森兵多將廣，為了不得罪蔣介石，紛紛調兵遣將，積極參與“圍剿”紅軍；而劉文輝兵少，又擔心蔣介石拿自己當炮灰，一旦自身勢力受損，中央軍再趁機進入西康，那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

所以，劉文輝對“圍剿”紅軍之事態度消極，為了保存實力，他從一開始就不愿意出兵，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和不斷威脅下，他這才不情不愿地在安順場對岸布置兵力防守，他的想法是，只要紅軍不進入西康，威脅他的統治地位，他就不參與“圍剿”紅軍。

所以，劉文輝之所以不炸瀘定橋，考慮的因素很多。

首先，瀘定橋不能炸，如果炸了，他就失去了生存空間。

康熙年間，西康藏區與漢族居住區之間貨物流通，主要依靠渡船運輸或溜索轉渡，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有時候貨物不能及時運走，便會造成兩岸貨物堆積如山，一些鮮活食品經常因為無法及時過河而腐敗。

為了加強內地與藏族地區的交流，也為了使貨物及時轉運，增加經濟活力，促進社會發展，康熙帝下令建造瀘定橋，13根大鐵鏈子橫跨兩岸，再鋪上木板，便可順利過河。

瀘定橋十分重要，幾百年來一直是川藏往來的唯一通道，有了這條通道，藏區的皮毛、藥材得以運輸到四川，四川的鹽巴和布匹得以運送到藏區，可以說瀘定橋撐起了兩岸的經濟，解決了無數商人和百姓的生計。

西康以藏族等少數民族為主體，劉文輝剛進入西康時，就采取了“以教輔政，以政翼教”的政策，積極改善同藏族的關系，他本人也到靖化廣法寺皈依佛教，這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他得到廣發藏族同胞的支持。

如果劉文輝把瀘定橋給炸了，他便得罪了藏族同胞，一旦失去藏族同胞的支持，他在西康的統治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并且，西康十分貧瘠，物資并不豐富，劉文輝想要在西康得到長足發展，必須通過瀘定橋從外地運送軍火和物資到西康，如果炸了瀘定橋，就等于是斷了發展之路，這種傻事他肯定不會干。

更關鍵的是，瀘定橋一旦被炸，他就沒了退路，以后一旦西康有事，他連一點回旋空間都沒有。

有人說，瀘定橋炸了還可以重建，為什么不能炸？

還是那句話，西康十分貧瘠，劉文輝如果炸了瀘定橋，未必有重建的能力。

事實上，劉文輝即便真的打算炸了瀘定橋再重建，也是不可行的，因為炸一次就會激起民怨，不等他重建大橋，他可能就被趕出西康了。

其次，劉文輝不炸瀘定橋，是為了不得罪紅軍。

劉文輝深知，瀘定橋是紅軍唯一的退路，如果他把橋給炸了，等于是向紅軍宣戰，萬一紅軍跟他來個魚死網破，他吃不了兜著走。

劉文輝把瀘定橋橋面的木板撤走，在東橋頭修工事，布置密集火力點，這些舉措既是為了讓紅軍知難而退，去別的地方，也是為了讓蔣介石看到自己有所行動。

所以，劉文輝不炸橋，就是為了不把事情做絕，“做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這是川軍軍閥一直以來秉承的生存原則，就像當年劉湘給他活路一樣，他不能破壞這個原則。

劉文輝其實很清楚，并不是他一人不想“圍剿”紅軍，劉湘、楊森也不是真心“圍剿”紅軍，都是被蔣介石給逼得，大家都在應付差事，他又何必當出頭鳥。

再次，劉文輝不炸橋，是對紅軍的低估。

劉文輝認為，即便不炸橋，紅軍也很難通過瀘定橋，畢竟他在橋頭布置了密集火力點，紅軍武器裝備那么差，絕對無法逾越，只能另尋他路。

但讓劉文輝沒想到的是，紅軍將士英勇無比，在火力的掩護下，22勇士飛奪瀘定橋，西岸的右縱隊抵達后又起到牽制作用，結果他的部隊損失慘重，瀘定橋最終丟失。

劉文輝在戰略上步步遲疑，在戰術上準備不足，導致他守住瀘定橋的愿望落空，好在紅軍只是借道而不搶地盤，他這才稍稍松口氣。

一個說法是，紅軍飛奪瀘定橋，其實是劉文輝放水，這個說法其實不對。

紅軍決定搶奪瀘定橋后，劉文輝不但派了一個團增援瀘定橋，另外又派出去兩個團，一個團負責騷擾緊跟左縱隊其后的紅一師主力，阻止紅軍接近瀘定橋，另一個團作為機動部隊，隨時準備支援瀘定橋或阻擊紅一師。

從劉文輝的軍事部署可知，他是真的不想讓紅軍過瀘定橋進入西康腹地，畢竟他與紅軍沒什么交情，不可能不有所防備。

劉文輝是個很復雜的人，他是軍閥，有當“四川王”的志向，卻也有愛國愛民之心，蔣介石實施獨裁統治，用“驅虎吞狼”之計陰謀奪取西康，實際上讓他非常反感。

紅軍雖然也有威脅，但一直以來名聲不錯，所以相比較而言，劉文輝認為蔣介石威脅更大。

正因如此，劉文輝雖然參與了“圍剿”紅軍的行動，但他最擔心的其實是蔣介石，防紅軍的同時更防著蔣介石。

但是，如果就此說劉文輝給紅軍放水，也不客觀。

只能說，1935年的劉文輝，是一個被紅軍認為是可以爭取的人，但絕不是我們的人。

在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整個過程中，劉文輝都顯得十分遲疑，對紅軍的防守其實十分松懈，反而重點提防蔣介石奪取西康。

在安順場對面，劉文輝竟然只駐扎的一個營兵力，瀘定橋的兵力則更少，那他的兵都去哪兒呢？

答案是分散駐防在西康各要地，主要是在防蔣介石，順便防備紅軍過河后發起進攻。

劉文輝防紅軍，只是不想讓紅軍過河，所以他調走了安順場附近的船只，拆到瀘定橋的木板并架設火力，他以為這樣紅軍就無法過河了，便將主要精心放在防備蔣介石這件事上。

而劉文輝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恰恰被毛主席看到了，毛主席就是要利用“老蔣和四川軍閥并非一條心”這一特點，為紅軍帶來生機。

事實證明，毛主席是對的，從安順場渡河不利到搶占瀘定橋，打的就是一個時間差，利用的便是劉文輝思想不定導致的遲疑，結果劉文輝真就沒炸瀘定橋。

許多文章都說劉文輝給紅軍放水，筆者翻了很多史料，都沒有發現相關證據。

只能說，劉文輝按蔣介石要求防守紅軍了，但并不積極，因為“圍剿”紅軍對他沒有太多好處，反而防著蔣介石才能讓他保住西康。

紅軍飛奪瀘定橋之后，并未在西康作過多停留，而是轉道北上去了陜甘地區。

劉文輝在紅軍長征過程中的表現，讓紅軍認為他是可以爭取的，所以在抗戰爆發后的1938年，我黨派遣地下黨員與之取得聯系，雙方一拍即合，劉文輝開始實施“聯共自保”之策，用共產黨的力量來對抗蔣介石對西康的覬覦之心。

自那之后，劉文輝與我黨長期保持友好關系，直至1949年12月在西康起義，帶著西康省回歸人民懷抱。

現在回頭來看劉文輝不炸瀘定橋之事，筆者認為這是他在復雜局勢下的一種生存智慧，是在權衡各種利弊之后的必然結果。

而瀘定橋見證的，不僅僅是紅軍打開了通往勝利之門，也是舊軍閥在歷史洪流中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