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6年，楊成武又回到了大渡河畔，這年他七十二。
身份早變了，不再是當年二十一歲帶著紅四團沖鋒的政委，而是身上掛著勛章的開國上將。
手搭在冰涼的鐵鏈上，卻止不住地顫。
眼下沒有連天的炮火，也沒了那一團團烈焰，耳邊只剩陪同人員的說話聲和河水撞擊礁石的轟鳴。
冷不丁地，老將軍冒出一句：“怎么這兒就孤零零剩我一個了？”
這話一出，周圍人都愣了神。
這哪是隨口一說，分明是心里頭藏了半個世紀也沒解開的結。
那會兒突擊隊二十二條好漢，那是立了潑天大功的。
可怪就怪在，哪怕楊成武走完這一生，甚至動用了國家力量去翻找，那名單上頭，還是空著十個格。
擱在平時記錄哪怕一根針都要入賬的紅軍隊伍里，這事兒簡直沒法想象。
這十個大活人去哪了？
咋就連個名姓都沒留下？
要尋這個底，還得把日歷翻回1935年5月，瞧瞧那時候楊成武手里捏著的是怎樣一筆沒法算的“賬”。
25號那天，紅四團接了死命令：限期三天，狂奔二百四十里，把瀘定橋拿下來。
“二百四十里”啥概念？
山溝溝里行軍，一天頂多走個六八十里。
這等于讓你把三天的腳程硬塞進一天里跑完，還是在期限的最后關頭。
擺在他們面前的，就兩道難關。
頭一個是“身體賬”。
隊伍沒日沒夜跑了兩天，草鞋早爛了，腳底板全是血窟窿。
大家伙兒嚼著野草填肚子，身子骨早透支到了極限。
這時候要是敢歇，哪怕喘口氣，兵能保住，可后頭跟著的八萬中央紅軍主力怕是就要遭殃。
再一個是“時辰賬”。
河水漲得嚇人，安順場那幾條破船根本運不過來幾個人。
這一頭是國民黨的鐵桶圍剿，那一頭是唯一的活路。
敵人的追兵也在拼命往橋頭趕。
這筆賬算到底就一個結果：想活命，就這一條道。
紅四團把心一橫，下了個狠心：不睡了，飯也不吃了，跑！
這一跑就是沒黑沒白。
為了搶那一分一秒，連生火做飯的功夫都省了，餓急眼了就抓把生米往嘴里塞，拔把野草嚼一嚼。
有人跑著跑著一頭栽倒，再沒爬起來；有人脫水脫得暈死在路邊。
就在這種玩命的狀態下，隊伍亂了，人也在不斷掉隊和增補，那些戰場記錄根本顧不上寫。
名字，就是這么走散的。
28號天剛蒙蒙亮，紅四團到了橋西頭。
楊成武抬頭一瞅，心里咯噔一下。
這玩意兒也能叫橋？
十三根鐵鏈子在那兒晃蕩，木板早被敵人抽干凈了。
對面架著重機槍，底下是滾滾的江水，掉下去連個響都聽不見。
換了平時，指揮員肯定先拿炮轟，掩護工兵鋪路，或者換個地兒過河。
可楊成武沒得選。
他的路子簡單粗暴：沒掩護，沒時間。
當場挑人。
二十二個。
標準就倆：要么是黨員積極分子，要么不怕死。
活兒分得清楚：倆人一伙，前面的背大刀帶沖鋒槍，抓著鐵鏈子往過爬；后面的背木板，邊爬邊鋪。
說白了這就是去送死。
掛在鐵索上，沒遮沒擋，純粹給對面當靶子練手。
可這賬還得算：哪怕犧牲再大，只要有一組人沖過去，口子就撕開了。
開打后的四十五分鐘，驚險得讓人不敢喘氣。
對面也沒見過這么不要命的。
為了攔住紅軍，竟把汽油潑上來點火。
鐵鏈子燒得通紅。
活下來的劉梓華后來給家里寫信，說右手三個指頭沒知覺，就是那會兒燙壞的。
皮肉焦了粘鐵上，松手就是個死，只能咬碎了牙硬生生撕下來，血水汗水一塊淌。
還有廖大珠。
那是突擊隊的主心骨。
前頭戰友掉下去了，有人喊“前面塌了”。
廖大珠一步沒退，冒著彈雨把最后一塊板子推到位。
“鋪完了再死。”
這是他留下的絕唱。
就靠這股子狠勁，第十組終于摸到了對岸，端了碉堡。
四個當場沒氣了，五個重傷。
但這二十二條漢子，硬是用肉身給身后幾萬大軍墊出了一條生路。
仗是贏了，麻煩事兒在后頭。
那會兒情況太急，主力一過河立馬往北趕。
犧牲的、重傷抬走的、跟著隊伍接著打的，很快就散進了漫漫長征路。
檔案？
那幾天連行軍鍋都背不動，誰還有心思去管花名冊齊不齊。
好些隊員剛入伙，大伙兒頂多知道個外號，或者曉得是哪兒的口音。
等到進了延安，或者建國后想起來查這一茬，才發現：這二十二位爺，到底都叫啥？
楊成武一直沒斷過找人的念頭。
這成了老將軍的一塊心病。
他把能翻的紙片子都翻爛了，能問的老戰友都問遍了。
最后也就落實了十二個：廖大珠、王海云、劉梓華、劉金山、李友林…
剩下十個呢？
影兒都沒有。
有人出主意，既然查不著，能不能從傷亡名單里挑幾個“像”的填上去？
畢竟犧牲那么多，都是英雄，碑上總得刻滿吧？
這話聽著挺順耳，既安慰了家屬，碑看著也體面。
但這茬被一口回絕了。
理由杠杠硬：歷史來不得半點假。
沒憑據，絕不能亂寫。
后來紀念館那邊也說過：不能拿烈士的臉面去賭那個“萬一”。
這是在真相和圓滿之間，硬是選了那個扎心的真相。
哪怕留白，也不能造假。
有些線索挺像那么回事，比如趙長發、楊田銘，名字在傷亡冊里有，很可能就在那二十二人里頭。
可沒證據證明人家確實“在橋上”，所以至今只能算“疑似”，上不了碑。
這就是楊成武站在橋頭心里難受的根源。
那些臉他都記得。
記得出發前有人念叨想吃口炒米飯，記得有人衣裳扣子系錯了位，記得有人掉下去那瞬間的影子。
可話到嘴邊，叫不出名。
那十個人，就像水蒸氣一樣，那場惡戰打完就徹底沒了蹤影。
這十個沒留名的，到底去哪了？
按幸存者的說法和零星線索，估摸著就三個下場。
頭一種，當場犧牲掉河里，那個水流，骨頭渣子都找不回。
第二種，重傷后在路上沒了。
那時候缺醫少藥，像劉梓華那樣手爛了、李友林那樣褲腿燒沒了還能挺過來的，那是祖墳冒青煙。
第三種更讓人唏噓，在后頭的臘子口、直羅鎮戰役里犧牲了，還沒來得及讓人記住所是誰，人就沒了。
晚年楊成武寫了本《飛奪瀘定橋》。
后記里他把那十二個名字列得清清楚楚，留了句沉甸甸的話：“還有十個查不到，指望后人了。”
這不是老人的執拗，是對那段歷史的敬畏。
1986年那次，他在橋上足足站了兩個鐘頭。
沒稿子，沒套話。
他摸著冷冰冰的鐵索，說這玩意兒像死掉戰友的骨頭。
大伙以為那句“咋就剩我一個了”是感慨。
其實不是。
那是他算了一輩子也沒算平的一筆賬。
他覺得自己是替那二十一個兄弟活著的。
2004年，楊成武走了，九十歲。
按他的意思，一部分骨灰撒進了大渡河。
他是去找那剩下十個兄弟去了。
直到現在，那紀念碑上十二個名字后頭，還空著一大截。
這片空白不是遺憾，反倒成了最硬的豐碑。
它時刻提醒著后人：在那場賭上國運的狂奔里，有一半的英雄，為了搶時間、為了贏，連名字都舍得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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