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一點,暴雨像無數條鞭子抽打著擋風玻璃。雨刮器開到最快,也只能撕開一瞬模糊的視線。我們的車,像狂風怒海里一葉隨時會翻的扁舟。
我已經連續開了七小時,肩膀僵硬得像塊石頭,眼皮沉得要用牙簽撐著。妻子坐在副駕,第三次小聲說:“換我吧,你歇會兒。我開慢點。”
“不用。”我盯著前方卡車尾燈在水幕中暈開的兩團血紅,聲音比我自己想的更生硬,“你坐好,系好安全帶。”
她沉默下去,把臉轉向漆黑的窗外。我知道她委屈。她駕齡五年,在城里開得穩穩當當。可這是我的車,我們剛換的SUV,她只開過兩次去超市。我太熟悉它了:油門初段有點竄,剎車得提前輕點,右后視鏡有個微小盲區。這些細微的脾性,在晴天的國道上是情趣,在這要命的高速暴雨夜,就是懸在安全線上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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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把方向盤交出去。腦子里反復播放的是去年同事老王的遭遇——他讓有駕照的侄子開了一段高速,孩子經驗不足,追尾了。車損嚴重,人倒沒事。可事后保險扯皮,老王作為車主承擔了部分責任,兩家人的關系也徹底涼了。從那以后我認定:車與老婆,概不外借。哪怕這個“外”是枕邊人。
“你就是不信我。”她的聲音混在雨聲里,輕,但清晰。
我沒否認。信任是逛商場時把錢包交給她,是生病時讓她簽字。但信任不是把兩個人的命、一車財產的責任,交托給一個不熟悉這具鋼鐵軀體的駕駛員。在時速一百公里的混沌雨夜里,我只信自己和這匹被我馴服了五年的“老馬”。
突然,“砰”一聲悶響從右下方傳來,緊接著是車身失控般的劇烈顛簸和令人牙酸的摩擦聲!方向盤猛地向右拉扯!
爆胎了!
我渾身汗毛倒豎,腎上腺素飆到頂點。死死握緊方向盤,對抗那股拉扯力,同時輕點剎車,不敢踩死,雨天地面濕滑,急剎就是找死。打開雙閃,車子在失控邊緣搖晃著,拖著一條瘸腿,艱難地向應急車道挪去。
車終于停穩,雙閃在暴雨中無力地眨著。后方車輛呼嘯而過,濺起的水墻幾乎將我們吞沒。我大口喘氣,手還在抖。
“怎么辦?叫救援?”她臉色煞白。
我看了眼導航,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救援趕來至少兩小時。在這暴雨夜的應急車道等兩小時?風險太大。
“自己換。”我解開安全帶。
“你瘋了?這么大的雨,車流這么快!”
我沒應聲,從后備箱取出三角警示牌,讓她穿上反光背心去車后一百五十米處擺放——這是最危險的話,但必須有人做。看著她纖細的身影在狂暴的車燈光束和雨幕中踉蹌,我心揪了一下,但隨即更硬。看,這就是現實,她連在高速應急車道正確擺放警示牌的經驗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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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沖進雨里。雨點砸在身上生疼。千斤頂、扳手、備胎……一切在駕校學過的流程,在極端環境下變得無比艱難。地面積水,螺絲因剛才的顛簸咬得死緊。我半跪在骯臟的積水里,用全身力氣去扳,滑脫了好幾次,手磕在輪轂上,瞬間見了血。
她舉著手機給我照明,光柱在風雨中亂顫。她想幫忙,卻無從下手,只能一遍遍問“行不行?要不還是等救援吧?”
我沒力氣回答。那一刻,巨大的疲憊和一種近乎偏執的責任感裹挾著我。這是我的車,是我選擇的路線,是我堅持不換駕開到了爆胎。那么,這個局面,就必須由我親手收拾。
當最后一個螺母擰緊,備胎艱難地裝上,我渾身濕透,泥漿和雨水混著血水,癱坐在應急車道的積水里。她沖過來想扶我,我擺擺手。
回到車里,空調的熱風吹著,兩人良久無言。危險暫時解除,但某種東西似乎被剛才的暴雨澆得更加清晰、冷硬。
“現在你明白了嗎?”我嗓音沙啞,“不是不信你。是我承擔不起‘萬一’的后果。萬一你擺放警示牌時被撞了,萬一剛才你幫我換胎時扳手打滑出事……所有的‘萬一’,最后壓垮的都是我。因為是我讓你做的。”
她看著我滿是泥污和傷口的手,又看了看窗外依舊肆虐的暴雨,最終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抽了張紙巾,輕輕按在我流血的手背上。
剩下的路,依然是我開。但沉默里,多了點不一樣的東西。那或許不是認同,而是對彼此角色和負重的一種,沉重的看見。
我知道,下次長途,她依然會問,我依然會拒絕。這場關于方向盤的無聲戰爭,沒有贏家,但我們或許都更懂了:在那片由鋼鐵、速度和不可預知的風險構成的荒原上,有些責任,注定只能獨自扛起,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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