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手與棋子——或論張居正的悖論

世人皆道他是下棋的人。十六歲中舉，二十三歲入翰林，四十八歲成首輔，掌天下權柄凡十年。一條通天之路，被他走得步步生風，從容得不像在攀爬，倒像在沿著早已鋪就的石階信步而上。萬歷初年的紫禁城，人人都知道，真正的棋手不在乾清宮的御座上，而在文淵閣那間素樸的值房里。

可我總以為，他先做了棋子，才成了棋手。

嘉靖二十八年的北京城，空氣里還飄著庚戌之變的余燼味道。二十二歲的張居正寫下《論時政疏》，洋洋千言，直指朝廷“臃腫痿痹”之疾。那時的他，眼睛里還有少年人的清澈——以為這盤棋的規則，當是黑白分明，以為只要棋子落得正，棋局便能清朗起來。疏上，如石沉海。嘉靖皇帝正忙著齋醮煉丹，求他的長生大道。年輕的張居正第一次明白：棋子再好，若執棋人不看，便只是木石。

于是他學會了等待。在徐階門下做編修，看嚴嵩與徐階的生死弈。他沉默地研磨，記錄，觀察。看徐階如何用二十年布一局，最后一子扳倒嚴嵩。那不是棋譜上的定式，而是血肉的消磨、時機的拿捏、人心的揣度。他在這漫長的觀摩中，將自己從一塊有棱角的石頭，磨成了一枚圓潤的棋子——圓潤，是為了被拾起；溫潤的玉石底下，還是堅硬的質地。

隆慶六年，機會來了。皇權交接的縫隙里，他聯合馮保，以內閣首輔高拱那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為把柄，一夜之間完成權力更迭。這一次，他主動跳進了棋局，成為關鍵一子。自此，四十八歲的張居正坐上了棋手的位置。

棋手張居正的第一著，是“考成法”。他要讓這架龐大臃腫的官僚機器，像棋枰一樣經緯分明。六部、都察院，所有文書往來，皆立賬簿，月有稽，歲有考。滯者劾，誤者罰。一時間，官場如考場，人人自危，案牘勞形。反對聲如潮水涌來：“苛刻”“酷吏”“操切”。他不為所動，只在給友人的信里淡淡寫道：“焉得人人而悅之？”

他知道自己在下怎樣的一盤棋。這棋局太大——北有俺答，南有倭寇，國庫空虛，流民四起。若按部就班，不過是茍延殘喘。他要的，是重開一局。所以緊接著，“一條鞭法”推行全國，將繁雜賦役折為銀兩。清丈田畝，觸碰的是天下士紳最根本的利益。阻力如山，彈劾如雨。有地方官被當地豪族設計陷害，自殺明志。消息傳來，他沉默良久，在燭光下批復：“按律嚴辦，不得姑息。”筆鋒如刀。

他確實像個冰冷的棋手。兒子參加科舉，他主動回避；弟弟犯罪，他下令嚴懲；故鄉江陵的官員想為他父親立牌坊，他厲聲斥回。他甚至對皇帝，那個十歲登基、稱他為“元輔張先生”的萬歷，也嚴苛得不近人情。皇帝的功課稍有懈怠，他便在朝堂上當眾諫言，聲色俱厲，讓小天子戰栗汗下。

所有人都看見了他的冷。卻少有人看見，這冷的背面是什么。

萬歷五年，張居正的父親病逝。按制，他必須回籍守制二十七個月。其時改革正值攻堅，一旦離朝，所有新政都可能半途夭折。皇帝下旨“奪情”，令他留任。滿朝嘩然。翰林院編修吳中行、趙用賢上疏反對，言辭激烈，謂其“貪位忘親”。張居正的反應是：廷杖。吳、趙二人被打得血肉模糊，終身殘疾。

那一刻，連最支持他的人都心寒了。士林清議，將他比作王莽、曹操。他成了真正的孤臣。

可夜深人靜時，值房里的燭光下，這個“冷面首輔”會不會想起二十三年前？那年他告假歸鄉，在江陵的草廬中為父親侍疾三年。那時他還不是張居正，只是張白圭，一個尚有資格盡人子之孝的普通人。如今，他連這份普通都不能了。為了這盤棋，他主動把自己變成了最冷酷的那枚棋子——一枚不能有溫度、不能有軟肋、甚至不能有喪父之痛的棋子。

因為他是下棋的人。也因為，他深知自己仍是棋子。皇權才是真正的棋手。萬歷皇帝一天天長大，那雙曾經敬畏地看著他的眼睛，漸漸有了審視，有了不耐，有了被長期壓抑的怨懟。張居正感到了寒意，但他停不下來。這盤棋已到中盤，落子無悔。

萬歷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死前七日，皇帝加封他“太師”，這是文臣生前從未有過的殊榮。他似乎終于下完了這盤棋，以棋手的身份安然退場。

然而棋局并未結束。

他死后第四天，彈劾奏疏便如雪片般飛向御前。九個月后，萬歷皇帝下令抄家。張家十七口被餓死在府內，長子自盡，余子充軍。所有封贈盡數追奪，差一點就開棺戮尸。十年新政，除一條鞭法等少數條款外，大多廢止。他苦心孤詣布置的棋局，被新棋手輕輕一抹，便亂了。

更冷的是身后名。有明一代，張居正始終是“權奸”的代名詞。直到天啟年間，才有人敢為他說話。而徹底平反，要等到入清之后。他成了一枚被棄的棋子，冰冷地躺在歷史的角落里，任人評說。

所以我總在想：張居正究竟算贏了，還是輸了？

作為棋手，他無疑失敗了。身后家族慘禍，新政盡廢，聲名狼藉。

可作為棋子——那枚他主動選擇的、最冷的棋子——他卻以一種近乎悲壯的方式，嵌入了歷史的棋盤。

他推行的丈量田畝、簡化稅制，為后來“盛世滋丁，永不加賦”打下了基礎；他整頓的邊防，讓北方有了數十年的相對太平；他甚至以自身的悲劇，向后世展示了改革者的宿命：你要動這盤棋，就要準備好成為棋子。

他像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漣漪終會擴散。那條鞭法在清初被繼承、完善；考成法的精神在歷代吏治中若隱若現。而他最冷的那部分——那種為了目標不惜背負罵名、犧牲親情乃至身后名的決絕——成了一面鏡子。后來的改革者，從王安石到雍正，都能在這鏡中照見自己的倒影。

泰陵秋風，江陵夜雨。四百多年過去，我們再讀張居正，已難簡單用忠奸、成敗論之。他的一生，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他以天下為棋，最終卻成為這棋局中最冷的一子；他追求的是秩序與中興，用的卻是打破秩序的方式；他想做治世的能臣，卻不得不沾染權術的陰影。

也許，在真正的歷史棋局里，本就沒有純粹的棋手。每個自以為在下棋的人，都是更大棋局中的一子。張居正的清醒與悲哀在于，他早早看清了這一點，卻依然選擇了落子——用最冰冷的方式，下最熾熱的一盤棋。

當我們在史書的字里行間，觸到他那份穿越時空的寒意時，或許也該問問自己：若易地而處，我們可愿、可敢，做那樣一枚棋子？在理想的棋盤上，冷靜地、孤獨地、義無反顧地，落下自己的一生。

而那棋盤，名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