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晶晶：法律于文學何為——從未老先衰的“法律與文學”說起 |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601

【作者】張晶晶（山東政法學院文化藝術傳播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6年第1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有別于以法律為主體的“法律與文學”，“文學與法律”作為新的交叉研究領域，以文學為主體，聚焦文學問題，可以發展出法律中的文學、作為法律的文學、通過法律的文學、有關法律的文學等研究方向。立足于文學，以文學的審美話語觀照、融匯法律，法律能夠豐富文學的生成，為文學提供非現實隱喻，拓展文學表現的空間，提供詩性正義的源泉，并激發文學的預知功能?！拔膶W與法律”的研究領域和文學視角的觀察，可以幫助創作者和研究者思考法律的文學表達和審美意蘊，以文學的詩意靈動和藝術追求，激發文學與法律互動的新的可能性，同時也為挽救“法律與文學”研究的“未老先衰”做出文學的努力。

關鍵詞：文學與法律；法律與文學；審美話語

目次 一、法律如何與文學產生了關聯 二、“法律與文學”作為研究領域 三、“文學與法律”作為研究領域 四、法律如何作用于文學 結語

蘇力教授發表了《為什么未老先衰？——“法律與文學”在當代中國》一文，從文字作品相對于影視作品的衰落，相對于通俗和即時作品、經典的消失，娛樂功能增強與游戲的混合，教化功能被法治替代等方面，分析了“法律與文學”在當代中國未老先衰的一些社會變量。對于“法律與文學”研究來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被唱衰了，更早些時候即有相關文章表達了對其“日漸式微”和前景的憂慮，如《“一直試圖說服自己，今日依然”——中國法律與文學研究20年》《社科法學的研究格局：從分立走向整合》等，均傳遞了類似的觀點和無奈。

“法律與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出現至今已有70多年的時間，在中國也已存在30年左右。關于“法律與文學”的研究一直主要是采取法律的視角，研究者也多為法律人，文學只是提供了研究的載體和借鑒的對象，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蘇力教授認為“未老先衰”，即當今及以后一段時間內的文學已很難再為法律提供什么。顯而易見，這一判斷的暗含前提是文學曾經為法律做出過貢獻。那么，難道“法律與文學”的價值僅限于此嗎？假如換一種視角思考，即可否采取文學的視角思考：法律可以為文學做什么、文學人可以為“法律與文學”做什么？是否會讓這一問題有可能柳暗花明？

一

法律如何與文學產生了關聯

“歌德曾寫信給他的一位作家和法學家朋友，說要臣服于這兩個上帝，它們間的敵意要比錢財與基督之間的敵意更甚?！备璧逻@里說的“兩個上帝”，即文學與法律。按照傳統的學科劃分，文學被歸入人文科學，因為文學關注人、關注生命、關注愛，心靈是其第一要素；而法律被歸入社會科學，因為法律關注社會、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關注行為規范，行為是其第一要素。由此看來，二者之間不僅沒有必然的關系，而且有著天然的區別和分野，甚至充滿“敵意”。但仔細分析又會發現，人一定是社會中的人，而社會又是由人構成的社會，人的心靈與行為共同組成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頭活水，而法律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在我們的生活中如影相隨，這就意味著法律與文學都以人類社會的生活為素材，不僅無法完全分離，而且有內在的聯系，歌德所說的“兩個上帝”間的敵意也正是因并存而產生的。這是“存在”意義上法律與文學的關聯。

按照符號學的觀點，人類信息的傳播、思想的傳遞，都需要一定的載體，即“符號”。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符號的出現與運用，代表了人的創造性，又不斷推動著人的創造力。任何事件，無論是發生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想要描述它都離不開“符號”，無論法律還是文學，都需要描述事件，都使用符號、尤其是語言符號，都是語言的“藝術”、敘事的“藝術”。于是，圍繞著人以及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法律、文學都用語言符號演繹出并持續演繹著各種相遇。

法律與文學互為鏡像。古今中外，涉及法律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李爾王》《審判》《局外人》《罪與罰》《趙氏孤兒》《竇娥冤》……另外，《秋菊打官司》《神探狄仁杰》《掃黑風暴》《第二十條》等涉法影視劇作為綜合藝術雖有別于單純文字的文學藝術，但它們仍舊是以文學屬性的劇本為基礎的，其核心還是文學屬性，因此，也應該涵蓋其中?；裟匪固岬?法律起源于復仇。認同這一觀點的還有波斯納等人。隨著社會的發展，私力制裁的報仇逐步演化為通過社會力的法律來裁決，而在沒有成文法的地方，法律就會通過戲劇等形象化的方式去表達，上述《哈姆雷特》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此，涉及法律的文學作品逐漸出現并持續創作，“復仇”“罪罰”等則成為了文學作品中的經典母題，邪惡與正義、懺悔與救贖等也不斷地出現在中外各種文學作品和文學形象中，成為文學表達的重要領域。而文學表達的情感正義與復雜人性也激發著法律的可能性想像。因此，文學中的生活情感、個體命運與法律的社會規范互為鏡像，相互映照著社會眾生與人間萬象。

法律與文學相互吸引。法律包含的懸疑、推理、辯論等對文學構成了吸引力。案件的偵破、嫌疑人的追捕，層層推理、步步驚心，可以極大地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提升閱讀體驗，因此成為文學創作者青睞的題材或情節。而法庭的辯論則是對立沖突的雙方對峙，沖突也是文學表現力的重要來源，尤以戲劇為典型，如《雷雨》即是高度濃縮的時空環境中多種沖突的集中爆發。法律“定分止爭”的特點使其天然地與沖突捆綁在一起，可以豐富文學的表現力。反過來，文學的敘事與修辭技巧也不斷地被法律表達所借鑒和采納，如一些理據與文采俱佳的辯詞、判決書等。法律人，“特別是律師，不是常常都在揣摩思路的可能性和多樣性，‘如何法庭表達’及‘如何在法律上說得天衣無縫’(以至于莎士比亞說第一個該殺的就是律師)嗎”?同時，法律表達也會被文學觀察、揣摩和借鑒。因此，“法律與文學具有類似性”，法律與文學相互吸引。

從實踐來看，有的法律人也是文學人，反之亦然?！昂芏嘣娙司褪菑姆▽W院逃逸的學生”，法學是一些文學家們曾經或者后來的選擇。“法律與文學”的鼻祖波斯納即畢業于耶魯大學文學系，我國法學教授何家弘則在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中收獲靈感，創作了一系列文學作品。這“也許說明法學并非文學的天敵，而是法學同文學具有某種不同尋常的同構性。這種同構不是它們使用詞匯和思維方法的同構，而是終極關懷意義的同構——尋求人的具體尊嚴和人類的具體正義”。

二

“法律與文學”作為研究領域

法律與文學在實踐中的相遇與關聯逐漸引起了研究人員的注意，依據可查到的文獻，關于“法律與文學”的研究最早出現于20世紀初，威格默在《法律小說清單》中將涉法文學作品依據描寫的不同法律場景分為不同的種類。192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本杰明·卡多佐在《耶魯評論》上發表《法律與文學》，關注的是“判決書”的文學性，但當時并未引起太多關注。直到20世紀中葉，“法律與文學”才逐漸成為一個研究領域，這與波斯納等人的推動有著直接的關系。波斯納最初是法律經濟學學者，法律經濟學受功利主義法哲學的影響，更多地使用功利主義思維看待問題，以成本、效益為追求。波斯納在研究過程中既深受這種哲學和思維的影響，也越發感到困惑：法律就是功利的嗎？法律不能更人性化嗎？在這種不斷地追問和反思中，其研究領域開始向“法律與文學”延伸。盡管波斯納關于“法律與文學”的觀點受到了質疑，相比之下，其本人也更傾向于“法律與經濟”，但毋庸置疑的是“法律與文學”引發了研究熱情，到20世紀70年代，已發展成為具一定規模的學術現象甚至學術運動。80年代，波斯納則出版了著名的《法律與文學》，至今仍被奉為這一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也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注，并逐漸使“法律與文學”在中國成為了一個包含若干方向的研究領域。

文學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法律事實的內在沖突為文學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文學中的法律體現的是更鮮活的涉法事實，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法律，以及人們對當時法律的認識。由此，文學中的法律成為我國“法律與文學”研究的重要方向，產出了一批頗具分量的研究成果。這一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文學作品（也包括戲劇、影視劇等）中涉及的法律問題的關注，又以經典文學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如《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審判》《局外人》，以及《紅樓夢》《竇娥冤》，還有當代的《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蓮》等。如《法學與文學之間》研究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包公雜劇、《竇娥冤》《金瓶梅》等中的法律現象、法律問題、法律文化。這一方向的研究通常聚焦于涉法文學文本，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研究者通過對這些文學作品中涉及的法律現象的分析，透視法理、立法、司法、執法等問題，以及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法律文化等。如《“法律與文學”中的“局外人”》，對加繆小說《局外人》中的法律與人類的剖析。再如《批判法律理論的譜系——以〈秋菊打官司〉引發的法學思考為例》，研究中國法理學發展的內在線索等等。文學的藝術化、生活化，使其對法律現象的描述更多的是法律外的人的視角，表現出的法律問題往往是法律人所容易忽視的，也恰恰是因為這一點引起了法學研究者的關注，從而展開分析和討論。

作為文學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這一領域包括兩類研究。“第一類是把文學乃至（哲學）解釋學、語言哲學的理論和分析方法應用于法律文本（主要是法典，尤其是憲法）的解釋。這類研究在1980年代的美國曾經喧囂一時，不過到現在已經基本銷聲匿跡了，時間和實踐都證明，這是一條行不通的路?！钡诙悇t是認為法律也具備文學的敘事和修辭特征。文學是敘事的藝術，通過語言、修辭、結構、情節等編織起來的藝術事實來講故事、觀照人。法律事實離不開語言陳述，法律解釋亦要通過語言進行，因而，法律表達也是一種敘事、也需要修辭，不同的敘事結構與修辭方式帶來的法律后果也會有所不同。如著名的電影《十二公民》，從最初只有一個人認為嫌疑人無罪，經過一番討論，到最后所有的人都認為其無罪，討論的過程即是敘事的過程，是敘事改變了陪審團對事實的認識和判斷，由此做出喜歡哪一種敘事和故事的決定。由此可見，法律與文學在敘事、語言、修辭上是有相通之處的?！白鳛槲膶W的法律”的研究者借鑒文學的敘事與修辭方式，分析指導法律語言修辭?！拔覀兎扇丝梢云肺对鯓又v故事，品味謀篇布局，學習敘事策略，學習講好故事，讓別人愿意聽喜歡聽”。備受關注的“張扣扣案”的辯護詞好評如潮，與其頗具感染力的修辭與表達密不可分?！度绾沃v個好故事：律師的必修課》通過分析電影故事的策劃布局，告訴律師如何表達，如何做一個會講故事的人。而《法律的想象》一書直接將文學作品、判決書、法學評論、社會評論一一展現，供讀者自行比較借鑒。可以說，文學一定程度上為法律提供了營養，為法律人提供了敘事、解釋與辯論的技巧，讓法律也可以生動起來。也有學者把這類研究歸為“通過文學的法律”的領域。

通過文學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這一研究領域主要關注的是文學的規范作用，即用文學的方法表達法律規范。如前面所提在沒有成文法的地方，戲劇通常承擔著法律的角色，更早的則表現為神話。初民社會，“神話對于特定社會共同體成員的社會交往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規范效果，而此種功能則來自于神話背后的原始宗教”。因此，神話被認為是初民社會的一種社會控制形式。這一領域的研究體現出教義學派的特點，旨在將“講故事”融入法學研究。而學者高全喜則將這一領域的研究歸入“作為文學的法律”的范疇。

有關文學的法律（Law of Literature）。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由來已久，而且在現代社會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社會治理的基本依據，法律的觸角無處不在。文學創作與編輯出版無疑是在法律框架允許的范疇內展開的，受到法律的規范與約束。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方都出現過“禁書”，原因多種多樣，有政治的、宗教的、風俗的，不一而足，也都有過對文學作品的審查。在當代，則都統一到了法律的規范之內，如可能涉及的侵權問題、公序良俗問題等。這些“文學的法律”問題雖然不在最初的“法律與文學”觀照范圍之內，而且作為法律規范的眾多對象之一，其研究的核心仍是法律問題，似乎并無單獨列出之必要，但隨著“法律與文學”研究的拓展，也將其納入了關注的范圍。

三

“文學與法律”作為研究領域

如上所述，“法律與文學”作為研究領域，無論“文學中的法律”“作為文學的法律”，還是“有關文學的法律”，從目前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來看，幾乎都是法律和法律人的視角，文學更多地是作為載體、借鑒與規范的對象，即使“通過文學的法律”也是著眼于教義學，主要是法律立場的，核心問題是法律的問題。因此，“法律與文學”作為研究領域，研究者多為法律界人，是將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等納入研究領域，其學術目標仍舊是法學，將其歸入法律研究或法學研究也未嘗不可。對此，有學者提出要探尋“法律與文學”的人文科學進路，認為法律“應該朝著文學刻畫出的理想境地不斷前行、無限接近”，但此種路徑試圖解決的仍舊是單一的法律問題，其邏輯基礎還是法律主體的。

雖然，作為交叉學科，“法律與文學”在實踐中很難真正均衡，難免會有傾斜，即或立足于法律尋求文學的啟發、或立足于文學吸收法律的營養，其核心均離不開“相互借鑒、為我所用”。但如果過多地傾向于法律研究，或者局限于法律一方，而文學研究不見其蹤，“法律與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價值由此也被低估了呢？從語言結構上來說，“法律與文學”，“法律”在前，主導性明顯；如果對調一下，“文學”在前，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否就可以是文學的問題了？因此，本文提出“文學與法律”的概念。參照“法律與文學”，把“文學與法律”的研究領域分為法律中的文學、作為法律的文學、通過法律的文學、有關法律的文學等，討論法律可以為文學做什么。

法律中的文學（Literature in Law）。按照學者沈明的分析，這一領域與“有關文學的法律”構成對應關系，也就是說，“法律中的文學”與“有關文學的法律”研究領域類似，是把文學作品作為法律規范的一種。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就是文學的創作、改編、傳播等受到法律的保護和規約。

作為法律的文學（Literature as Law）。這一領域被認為與“通過文學的法律”構成對應關系，也就是說，“作為法律的文學”與“通過文學的法律”研究領域類似。如前所述，歷史上曾經有過文學承擔法律的角色來規范人們行為的現象。柏拉圖認為詩歌創作“不僅令人娛悅，而且有益于有序的管理和全部人生”。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更是明確指出:“詩人是這個世界未被承認的立法者。”這一領域可以看作是對文學審美之外的功能的考察。

通過法律的文學（Literature through Law）。這一領域被認為與“作為文學的法律”構成對應關系，“通過法律的文學”與“作為文學的法律”研究領域類似。法律的敘事、結構、語言等是文學表達的一個方面。法律事件沖突恰是文學的敘事內容，法律本身所隱含的情感表達、事件推理與話語策略等也呈現出一定的文學性。這一領域關注法律的文學式表達或者說將文學作為方法。

有關法律的文學（Literature of Law）。這一領域被認為與“文學中的法律”構成對應關系，也就是說，“有關法律的文學”與“文學中的法律”研究領域類似。法律中有人有事、有生活有人生，也正是因為如此，有關法律的生活成為了文學重要的表現對象和題材來源。文學作品如何描繪有關法律的生活場景和人生故事是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關注點。

以上關于“文學與法律”作為研究領域的劃分，是基于“法律與文學”的傳統領域做出的類比，但可以看出，在“法律與文學”的基礎上，同時將“文學與法律”也作為研究領域，并非文字的游戲，而是在將法律作為主體的同時，也視文學為主體，從文學出發考察法律、以及文學與法學的互動，讓科學主義的法律融入文學的人文主義，以文學的個性化審美和情感實現努斯鮑姆所說的“詩性正義”，同時使法律的公共理性問題成為文學的公共情感問題。

四

法律如何作用于文學

在“法律與文學”的視野內，文學不斷地為法律提供著營養和反思的空間，那么，在“文學與法律”的視野內，根植于文學的土壤，法律可以為文學提供什么呢？對此，“法律與文學”研究的“鼻祖”波斯納就曾給出過提示：“法律家的視角也可能有助于文學的研究。例如，可以使讀者更好理解和欣賞某些文學作品；法律批評家還可以對文學研究有所貢獻，即提出一些重復出現的文學作品處理法律問題的特點等等?！比缃瘢晕膶W為主體，可以從法律那兒獲取什么？“法律與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在其面臨未老先衰之際，“文學與法律”如何接續？

（一）法律作為書寫：豐富著文學的生成

人類生活五彩繽紛，然而，“太陽底下無新事”。仔細分析，千變萬化的文學作品大致可以歸入不同的母題，如“英雄”母題、“撒旦”母題等，圍繞這些母題，文學創作者們不斷地從社會生活中挖掘那些不同尋常的奇特的地方。母題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其中，法律是重要的文學母題來源之一。比如“復仇”就極具代表性。法律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復仇尤其是私人復仇現象的發生，卻進一步成就了文學書寫的“復仇”母題，甚至，在一些沒有成文法的地方，形象化的戲劇直接被作為法律的一種表達。復仇是一種代價昂貴的獲取正義的方式，并不值得提倡，但在特定的情形中、囿于特定的環境、面對特定的對象，又會成為一種難以避免的“選擇”，因此，即使在法治相對成熟、法律相對完善的時代與地區，“復仇”現象也時有發生，使得這一題材始終沒有淡出創作的視野，文學的這一母題因此也不斷地被豐富。而且，復仇與因果報應還經常被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文學手段。法律文學中，不僅有仇恨、有法律，也有人在世界上的無助、孤獨，有與現實的妥協，也有成長的過程。同時，神話中的復仇、傳說中的審判被認為是部分法律的緣起，或者說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部分法律的出現，而在今天幾乎無處不在的法律，更是可以成為也已經成為文學想象的巨大空間。

法律可以減少或者避免復仇，卻也可能引發或者帶來復仇，張扣扣的“復仇”換來了死刑，也引發了法律內外人們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司法實踐中的案例或法律與人性之間本就存在的悖論與張力給文學提供著充分的創作余地，這一點在“冤案”題材的文學生成中也有直接體現?！霸┌赴l生及伸冤過程，尤其主人公的悲憤抗爭，及主人公和大多數人對法律秩序（包括制度和司法者行為）的極度失望，是人們熟悉的冤案作品的敘事模式，可使情節曲折復雜、跌宕起伏，使主人公內心飽含洗刷冤屈、企盼昭雪，大多數人飽含同情和無奈，進一步，能使讀者感染、激憤甚或深思”，因此，圍繞“冤案”及法律，文學可展開并不斷開拓對人的生存、欲望、言行、思想等的復雜的描寫。

“法律與文學”運動的主要理論家伊恩·沃德曾提到，以法律情境描述更為廣闊的人類境遇。法律蘊含著沖突，沖突構成了吸引人的魅力。沖突的事、沖突的人、沖突的場景，容易成為經典的文學情節，而情節的表現力關鍵又在于細節的描繪。與基于法律原則和公共政策的復雜、雄辯且符合邏輯的論證相比，基于法律技術細節的論證，更具戲劇性，所以說法庭即劇場，可用法律訴訟的表達推動情節，尤其是對抗制訴訟、法庭抗辯等通常具有文學的戲劇性效果。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圍繞著“一磅肉”的細致入微的解釋與辯論讓人津津樂道，其中表現出的法律的詭辯與博弈讓法律人關注的同時，更值得文學人思考如何將其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或素材。就像拉德布魯赫所說：“在席勒那里，法的理念及其緊張關系始終都是其戲劇的中心，尤其是合法秩序與倫理自由之間的悖論?！辈ㄋ辜{也認為“實質正義與司法正義的緊張關系是法律文學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再如莫言的《檀香刑》，正是以古代中國的刑罰為視角，圍繞“凌遲”等極端暴力的刑罰手段設計情節，讀者讀來雖感“毛骨悚然”，但在奇異的閱讀與視聽體驗中對當時的刑罰手段有了身臨其境的形象化的認知，作品也由此展現了宏大的歷史敘事、粗鄙卻又悲壯的民間世界，既震撼人心又飽含人文關懷。這些文學作品對于法律細節描繪的成功，波斯納作了闡述：“技術細節讓人眼花繚亂，驚訝不斷，滿足了受眾對于法律真實形象的預期，并且較為容易陳述。”由此可見，建基于確鑿證據和技術細節基礎上的復雜的法律事實，以法理情理事理沖突的生活現實為文學提供著獨特的視角和鮮活的素材，豐富著文學的生成，是文學可以不斷挖掘的富礦。

從“復仇”到“冤案”，從古代公案小說到現代懸疑、偵探、犯罪、訴訟類的文學作品，法律或涉法問題以其獨特的沖突性、戲劇化、現實性等質素，容易成為也一直是文學創作的素材來源，但法律的基本屬性也容易帶來創作的局限，正如有的學者在論證“秋菊的困惑”時曾指出的，反思秋菊的困惑，要超越對文藝作品的“素材”式方法論預設。在“文學與法律”的視域下，以文學為主體，用開放性書寫在法律涉及的基本母題上展開多元化的敘事，進而連接人性母題，或可突破局限。即使開始創作的時候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規范塑造人物、設計情節，但寫著寫著，或許走入想象的“歧途”，脫離了通常的軌道，這也許正是“有關法律的文學”的奇譎與魅力所在。

（二）法律作為修辭：提供文學的非現實隱喻

文學與法律，都是歷史與文化的產物，也都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的剛性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教化的功能，而中國傳統文化“文以載道”的意指無疑也使文學承載了這一功能，但二者實現這一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文學是以形象的非現實方式發揮影響的，而非現實的形象又源于現實或對現實的思考，包括對法律制度實踐與法律現象的思考。文學作品及影視劇引發關注、進而影響某個法律規范或政策的實施時有發生。如《我不是藥神》的上映促成了部分罕見病藥品被納入醫保，為罕見病患者帶去福音，對挽救其生命與家庭提供了極大的幫助。《第二十條》的上映讓嚴肅、專業的“正當防衛”法律條款感性、生動地飛入尋常百姓家，讓見義勇為者更有力量，讓違法作惡者受到懲罰，讓公平正義的法治追求成為社會行為的自覺。再如有關同性戀題材的文學作品和影視劇引發少數人權利是否應該得到保護的討論，并在一些國家產生了實效，使同性婚姻予以合法化。這些作品由于對相關現實和社會存在的藝術表現實現了文學對法律的影響，體現了文學的法律教化價值，它們未必偉大和永恒，卻因其塑造了或鮮明或復雜、或平凡或傳奇的形象，產生了巨大的現實影響，有時成為現象級作品。在現實生活中，大眾參與法律生活的實際空間是極其有限的，文學作品中的法律想象，則為大眾提供了這種可能性。從讀者接受理論來看，文學對于法律的書寫將法律現象、法律事件、法律情節轉化成大眾容易接受的文化和價值，也有助于讀者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反過來，讀者對文學作品中的法律的討論也可以進一步延長文學的生命力。如《秋菊打官司》，正是由于法學界的不斷討論和研究，使其常說常新，進而維持了其在影視界、文學界的地位。還有古代公案小說等，本來文學界知之甚少，幾乎不被人注意，但由于相關研究者對其中描寫的古代法律的關注，使其逐漸為人所了解。電影《第二十條》也得益于法學界的廣泛傳播。

文學與影視戲劇等往往對群眾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它們塑造和顯示了鮮明清晰的形象，盡管它們可能是虛構的，但虛構未必虛假，法律的世界是現實的，但現實未必是唯一的真實。文學作品中的法律問題，在法律實踐中可能是偽問題，但反過來，法律實踐中的問題出現在文學實踐中，并不存在真偽。對此，法國社會學家勒龐亦有類似的解釋：“分析一種文明時，我們就會發現，支撐該文明的實際上正是那些神奇的、富有傳奇色彩的事務。在歷史上，表象總是比真相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非現實的因素總是比現實的因素更為重要?！贝藭r，真實和非真實的界限與區分幾無實際意義。法律的規范性強調是非對錯，而現實的對與錯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在這一點上，法律給文學提供了想象的基礎和巨大的空間。真實的法律案例有可能是簡單的，但文學表現是豐富的，這是非現實的文學的價值，而現實的法律與相關現象可以激發非現實的文學的想象。2025年盛夏，一貨運列車故障導致一客運列車停滯并停電，幾百名乘客被密閉在黑暗、悶熱的車廂中近三個小時，此時，如果打開車門，會有墜落的危險，因為車輛所停位置并非站臺；繼續密閉，已有乘客開始出現中暑癥狀；如何選擇？一種可能、或然的危險與正在發生的危險，哪一個更危險？終于，一名男子堅持不住了，拿起車廂壁上那把“非緊急情況嚴禁觸碰”的金屬錘砸開了一扇窗戶的玻璃，結果，一邊是車廂里的歡呼聲，一邊是鐵路民警帶走男子批評教育。那么，是男子違法了嗎？如果是，那么《民法典》里的“緊急避險”如何解釋和把握？是警察錯了嗎？如果是，那么應急預案的“緊急程度”是否違背了“生命權”大于“財產權”的基本原則？這一事件引發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其中，有法律問題但又不全是法律問題，如公民的“自救行為”和“守規守序”孰先孰后、孰輕孰重、用何標準、如何判斷？對這些真實發生的事情和現象用修辭、隱喻展開文學敘事，其討論空間、象征意義和生命力都值得期待。正如學者張靈等所言，針對某些問題，“卓越的小說家會在政治哲學家、法哲學家、社會學家還不便書寫或無力書寫、闡釋的時候，以小說這種獨特的方式予以表現和探尋”。

現實的非現實構成了“隱喻”。在文學領域，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方式，還是文化的內容單元，是在彼類事物的暗示之下談論此類事物的文化行為，代表著一種文化對某些現象的共同理解。性別、種族、政治，都可以作為一種隱喻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法律也可以。法律對人的規范、約束甚至異化，通過人物、場景、故事等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有助于將人與人生的困境、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融入人們共通的情感之中，進而達到文學追求的經典與永恒。如加繆的《局外人》，法律與宗教的隱喻無處不在，主人公以殺死阿拉伯人等匪夷所思的荒謬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確定了自己生活方式的全部正當性，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違背道德、禮俗、宗教和法律的基礎上的。其中的悖論與張力構成了該作品永恒的魅力。法律作為文學中的一種隱喻，既可以是背景，也可以是語境，還可以是情節，可以與文本若即若離，也可以時時互動?！胺ㄇ∏〗⒃阢Ｕ摵蛯α⒚}的基礎上，例如突然與應然、實在法與自然法、合法的法與革命的法、自由與秩序、正義與衡平、法與仁慈，等等?！蔽膶W創作者可以從法律及相關法律現象中發現悖論、荒謬、無常，可以突破時空限制，在隱喻中更加自由地言說法律難以言說的東西。就像瑪莎·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中所表述的：“這個文學裁判是親密的和公正的，她的愛沒有偏見；她以一種顧全大局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像某些特殊群體或派系擁躉那樣去思考；她在‘暢想’中了解每一個公民的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個文學裁判就像惠特曼的詩，在草葉中看到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尊嚴?！?/p>

（三）法律作為敘事：拓展文學表現的空間

法律視域習慣考慮法律本身的規定，文學視域則可考慮法律規定背后的現實生活，在法律與真實人生及社會多元文化的糾纏中尋找文學表現的空間。法治已然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所提倡的“權利與義務”也早已深入人心，然而，社會的復雜與多元，人的經歷的差異與獨特體驗，不是所有的“理”都被法律所容納和表達，那些法律不能或沒有囊括的或沒有體現的，卻也是實實在在存在于社會人心體驗中的，也必然在真實生活中與法律產生千絲萬縷的關聯與糾纏。正如學者劉星對卡夫卡作品的評價：“卡夫卡深入描繪法律的‘秘密’、行業性質，同時展現故事中人際關系及社會秩序的有條不紊，使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相得益彰，顯然這將多數人普通人不置可否、旁觀、沉默的態度和現實社會平穩狀態的內在邏輯聯系以讀者難以質疑又需深思的方式揭示出來。”沒有文學的書寫，普通人對法律的態度以及法律給普通人的影響可能就會被忽略，就像魯迅筆下的小人物，祥林嫂、阿Q等，他們在生活中通常是被忽略的，沒有文學的書寫，基本是不會被看見的。法律現實中有大量的經常被忽略的人，如受害者、被判刑者、輸官司者等等，因為法律生活通常止步于糾紛、爭端的解決，而置身其中的人包括糾紛、爭端解決后他們的喜怒哀樂與生活日常，就很難被注意了，法律通常關注解決爭端，不甚在意人的感受，所以就有了“秋菊”們的困惑。

“秋菊”們的困惑也是人們對法律的困惑，這些困惑處完全可以成為文學的想象處。法律是明確的，但生活是模糊的；法律講規則，但生活講情感；法律經常說“此事與本案無關”，生活卻總是千絲萬縷地相關。盡管法律應面向未來情境，但這一未來通常緊密連結著當下，尤其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進程中，在法治與禮治等的二元對立中，對法治的推崇與強調，使其與社會生活、文化傳統等難免產生矛盾，在法治實踐中，這種矛盾可能是被忽略、壓抑的，或者講不清楚的，而這些如能被文學捕捉到，也許會促成表現的可能性，通過文學創作去講那些法律在講、想講卻講不清楚的事情。換句話說，當人物行為或事件發生在現有法律框架之外，或處于法律模糊地帶時，天然的敘事張力便產生了。而文學則熱衷于探索這些“法外之地”，描繪生命個體在其中尋求正義、生存或掙扎的情形，以及人對命運的抗爭。因此，復雜的法律現實包括未來更復雜的法律盲區，無疑是文學敘事的沃土。

法律作為敘事，敘事的主體是人，法律是規范的，而人是復雜的，文學描寫和表現法律，歸根到底講述的是人，是人在法律面前或法律帶給人的態度、情感、生活和命運。電影《默殺》的票房輕松破10億，雖然其創作初衷主要是針對當下頻發的校園欺凌、家暴、偷拍等傷害和侵權行為，以此引發更多的社會關注，推動社會治理，帶有明顯的教化目的，但它帶來的不僅是法律層面的思考，其中的受害者、施暴者、旁觀者的行為也引發了討論和深思，面對這些行為，普通人應該沉默、縱容、隱瞞還是抵制、勇敢地站出來？當然，電影本身直接傳遞的是要勇敢地用法律保護自己、維護自己的權利。但觀眾看了有觸動，這種觸動也許已經不限于權利和法律，這是法律作為敘事帶給文學的深沉的書寫和表達空間，它可能是一個故事、一段生活或者一段命運。

法律作為敘事的文學可以超越法律。法律意在規范社會行為，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這與人的社會化和現代社會治理有關，而人之所以為人，除了區別于其他動物的社會性的一面，其更本真的生命體的一面則構成了底層邏輯，而這是容易被法律所忽視的。因此，在法律實踐中當二者出現矛盾沖突，法律自然地會以規范為先導，人性容易被忽略，不時會出現叫人感到無奈、無力甚至戲謔與荒誕的現象，這給文學揭示世界恰恰提供了啟發，就像卡夫卡筆下受審判的囚犯、渺小的像甲蟲似的人，以及加繆筆下的人物世界等等。法律作為敘事的文學不僅可以個性化的情感表達引發共鳴，轉化公共情感，進而達到努斯鮑姆所說的“詩性正義”，實現“國家和時代的平衡”，還可以書寫人類生活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復雜性與特殊性，幫助我們認識人類自我甚至穿透世界的本質。

（四）法律作為價值：詩性正義的源泉

法律規范的是現實世界的問題，但人既是現實世界的，也是精神世界的。文學以對現實世界的人的關注實現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觀照?，F實世界的法律不是萬能的，甚至不是完全正義的，現實中總會有一些特殊的困境，針對它們，僅用法律的方式可能是無法應對、言說的。如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既是維護程序正義的典型案件，也被認為是程序正義犧牲實質正義的典型案例，這樣的事實并不少見，但在現實生活和現實法律世界，問題又無從解決。將類似法律現象納入表現的視野，以對某些法律的懷疑、嘲諷甚至揭露，實現對社會矛盾、人類生存困境的藝術觀照，以人性的視角觀察和理解法律現象，引發人的思考，可以是文學的選擇，也是文學的一種價值所在。正如文兵教授在對《紐倫堡審判》等影片的分析中提到的，“我們不必追究影片是否真實再現了那個審判與審訊，也不必追究影片是否反映了真實的艾希曼。這些對真實的探求，那是史學家、法學家等的事。影片如能給我們帶來思考，那就是它的價值所在”?！白骷覀冴P于法的表達往往要比法哲學家的表達更有影響，渲染力也更強，因為他們更加深植于實際存在之中，不僅僅存在于思維，而是存在于全部的人性之中；或者使用滕尼斯的說法，不在于自由活動意志，而在于本質意志之中?！睂W者們的論述在指出法律與文學的區別的同時，更表達了文學相對于法律的“優勢”。法律代表的是現實和主流的價值觀，可以規范行為、維護秩序，卻有時難解“秋菊”們的困惑，而“文學可以反映和加強現有的假定，同時也能夠批評和質疑既定的范疇和價值觀”?！八囆g家創造了另外的自主的世界，挑戰上帝作為唯一的造物主，同時也挑戰國家權力試圖對關系的規范和命名?！蔽膶W相對于諸多社會現實，批判性是其極重要的價值，而法律則是其批判價值的重要來源。

法律作為文學的一種價值元素或價值觀表現，不僅是文學表達的一種對象、一種隱喻、一種敘事，也是一種價值形態或特殊尺度。在沒有成文法的時代，文學可以作為法律的形象化表達，提供評判標準和裁定依據。今天法律的不足、困境、甚至狂妄荒謬等則可以帶給文學更多人性的思考和藝術批判的價值源泉。法律傾向于維護現有秩序，文學在描述現實的同時通常還預示著時代的變化：“文學是理想主義的，往往面向未來，或多或少地否定現實；而法律是功利主義的，它的首要任務是維護當前秩序。文學旨在制造（文學意義上的）悲劇，而法律謀求消滅（現實生活中的）悲劇?！本驮谶@文學意義上的悲劇和現實生活中的悲劇之間的拉扯中，充滿了文學與法律的張力，法律會隨時代變化不斷地調整，文學卻始終守護著不變的人性。法律作為價值元素或尺度，可以為文學提供一種闡釋的思路、一種價值選擇的標準，不僅是法律的，也有可能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等等，因為，法律實踐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實踐，現代國家都將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人們的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法律有著或遠或近、千絲萬縷的關聯，法律對于現有社會秩序的維護使其價值標準傾向于公平、正義，尤以權利和義務為核心，而人是情感的、豐富的、個體的，有限的價值標準遇到無限的包羅萬象的生活，勢必碰撞出不同節奏、不同韻律、不同色彩的人生與命運的交響曲，這些如能進入文學創作者的視野，則是很好的書寫的源泉，尤其是批判性書寫的可能的依據。當然，法律作為價值的文學不能把批判作為創作的出發點，也不能停留于批判，關注法律實踐中的人，法律給人的情感、人的生命帶來的影響，書寫人與日常的磨合、與命運的抗爭，是法律可以帶給文學的人文價值，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法律不僅可以為文學書寫提供法律文化記憶，其自身也是時代和民族的文化記憶。

法律可以成為文學的隱喻，助力文學的批判性，可以為文學提供獨特的視角和豐富的素材，也可以提升文學的現世價值，但文學不宜也不會因法律的介入而變得抽象枯燥，法律“將人藏在行為背后”的表征不恰好滿足了文學超越具象、崇尚飛揚靈動的要求嗎？因此，法律之于文學的意義更在于將對社會的法理與法律觀察以生動傳奇的情節和波瀾起伏的情緒予以表現，以正義豐富詩意，而不是削弱甚至抵制詩意。換句話說，要將法律問題或法律元素有機而又巧妙地融入文學性之中，因為“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法律的理性可以激發文學的想象，豐富人們對人、對世界的認識。法律之于文學的意義大小不在數量與內容的多寡，而在文學是否因為有了法律的元素而變得更為深刻。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固定不變的，而經典的文學作品可以永恒，就在于文學的詩意。流動的法律遇上文學的詩意，在詩意的流淌中傾瀉對人、對世界的深度思考，完成文學與法律的詩性正義。

（五）法律作為想象：激發文學的預知

文學故事有時會為法律實踐提供一種可能結構，而這種可能結構也真的有可能被未來的法律實踐所復制。這提醒我們重視文學的想象對法學的意義。但如果反過來，把法律作為想象，也許會顛覆大家的認知，因為法律是服務于現實社會的，所以一定是真實的，對于實際運行中的法律而言，毫無疑問是這樣，但我們從法律實踐的全鏈條來看，法律也有想象的成分,比如立法，立法常常是指向未來情境的，為未來制定的法律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模擬現實”的。由此看來，法律，如前面所論及，不僅可以是文學描寫的對象，還可以作為想象，使文學得以預見、描摹、甚至“預演”未來可能涌現的、令現有法律體系措手不及的難題和全新的倫理困境。當下社會的監控、算法、數字化等帶來的諸多現象和問題，在科幻文學中大多都可以找到原型，如胡凌等在《法律科幻問答》中提及的《雪崩》的描寫：“所以他現在干起了這份工作。它跟聰明或創造力沒關系，但也不需要與他人合作。這行當只有一個規矩：別看速遞員一副自信無畏的模樣，但無論誰叫了外賣，這份餡餅就必須在三十分鐘之內送到……”這不就是“困在算法里的外賣員”的現狀嗎？

法律作為想象，可以激發文學構筑關于未來的寓言。這一點在科幻文學上表現得最活躍。早在人工智能的萌芽期，《銀翼殺手》就通過德卡德的追捕與羅伊·貝提的覺醒，將“何以為人”“意識與權利”的哲學拷問具象化，尖銳地提出了“仿生人”的法律地位問題：他們是否擁有“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傷害或殺死他們是否構成謀殺？當技術能創造出擁有情感、記憶甚至超越人類智慧的實體時，現有的以“自然人”為核心構建的法律主體資格、權利責任承擔體系將如何重構？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中“保護人類”與“服從人類”的內在邏輯沖突本身就是一種對未來機器人倫理法的文學想象，也是對未來法律規則可能的復雜性的寓言?！妒古墓适隆访枥L了一個利用生物技術對女性身體和生育進行系統性剝奪與控制的社會，也成為了對基因編輯、人工子宮、生殖細胞商品化等技術可能引發的巨大法律問題的預警：個體對自身基因信息的絕對權利邊界何在？胚胎的法律地位是什么？等等。再如一些描寫環境巨變的文學作品像《被淹沒的世界》《湮滅》等，不僅描繪了生態災難，也隱含著對“氣候難民”法律地位、水資源等生存必需品配給制度的公平性、責任追究等問題的思考，有的則觸及了人類與非人類智能如外星生命接觸時可能產生的、超越現有“國際法”框架的“星際法”問題。這些飽含了對未來預見的文學作品也充滿了對法律的想象，法律作為想象給文學描寫未來的法律世界尤其是法律領域的沖突提供了廣闊的書寫空間。

法律作為想象，為文學深度描寫未來可能出現的法律困境帶給人的影響提供了可能性。法律條文往往客觀抽象地規定權利和義務，而文學可以通過人物命運、情節沖突，將未來法律問題可能帶來的對人的具體傷害、不公乃至人性扭曲生動地呈現出來。如《使女的故事》中對作為“行走的子宮”的奧弗雷德的屈辱與恐懼的描寫，遠比任何關于生育權法律條文的理論辯論更能刺痛人心，警示著技術失控可能導致的非人化后果。在《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中，德卡德對羅伊·貝提的共情與對其“非人”身份的認知沖突，正是未來法律在界定“新主體”權利時必須直面的情感與理性的撕裂。這提醒著我們未來的法律問題可能是更加復雜的難題，涉及核心價值的更加劇烈的沖突，對法律本身而言，它往往隱含其中，難以被清晰明確地作出判斷和取舍，這給文學表達提供了一定的契機，因為文學恰恰擅長展現復雜性，其他領域說不清楚的事情正是文學要著墨的地方。以法律作為想象的文學書寫在沖擊人的情感的同時，也在揭示著法律背后更深層的人性掙扎和哲學悖論。

法律可以助力文學構想未來的法律形態。人工智能等的快速發展，會不會給未來的法律形態帶來根本上的改變？法律形式、制定主體和執行方式會發生哪些變化？這在法律領域至少是目前很難做出具體的預判和推演，但文學有可能。如班克斯的“文明”系列科幻小說中AI管理著近乎烏托邦的社會，其法律更多地體現為AI調解和規范，而非今天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強制性的條文。未來法律問題的復雜性與奇詭性，為文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敘事空間和思想深度，挑戰作家去描繪超越當下認知的沖突與人性考驗。因此，法律不僅是文學表述的“對象”，更成為文學主動探索和想象的途徑。當然，對于文學來說，法律作為想象，不一定非要據其創作法律文學作品，來源于法律卻并非一定要有法律的痕跡，或許只是以法律激發文學感知與書寫未來的更多可能性。

結語

在中國，“法律與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前30年，法律人以法律為主體，通過對文學的分析和借鑒，為法理、立法與司法等提供了諸多思考。同時，作為交叉研究，不是限制在某一個專屬領域，而是交叉的雙方或各方互相支撐、互相成就的，因此，如果將“文學與法律”作為研究領域，以文學為主體，在文學的范疇內討論法律，就能用一般社會個體眼中的法律取代專業法律人眼中的法律，并且將其置于更為廣闊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和更為深邃的人性之中，以文學的視角觀照法律、以文學的需求“運用”法律，以文學的審美書寫法律。法律主體的“法律與文學”研究，有解決現實問題的預期，而文學主體的“文學與法律”研究則有藝術的預期，不僅以法律作為題材、隱喻和尺度，更以法律作為敘事和想象，幫助文學創作者和文學研究者思考法律的文學表達和審美意蘊，激發文學與法律互動的新的可能性。如此，以文學的詩意靈動和藝術追求，或可為挽救“法律與文學”之未老先衰做出一種有意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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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6年第1期目錄

【綠色發展】

1.碳期貨交易監管問題的制度因應

呂靖文（5）

【人文哲思】

2.比較文明視野下的文教立國傳統

劉毅（21）

3.文化主體性視域下民法典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課的具體路徑

袁芳、何奧（33）

【社科前沿】

4.政治風險、風險感知與企業海外投資

李泳（46）

5.對外衛生合作原則的制度實踐與路徑塑造

金成華（63）

【法治文化】

6.儒家思想對金朝法制的影響

邵方、白巖（79）

7.法秩序之形塑：清代商雇巡役制度的基層運作程序研究（1736—1850）

王東陽（87）

8.法律于文學何為

——從未老先衰的“法律與文學”說起

張晶晶（97）

【熱點聚焦 | 智能傳播與國家社會治理】

特邀組稿：祖昊

9.智能技術嵌入與基層政治溝通轉型：變革、挑戰與未來路徑

何晶、李墨馨（110）

10.回歸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重思技術政治學的理論路徑

李瑛琦（119）

11.智能技術的治理可供性研究：基于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考察

程朗（131）

12.AI競合去中心化態勢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挑戰與重構

韓娜、董小宇（140）

13.“接入·切換·游牧”：大模型語境下用戶的多平臺使用行為研究

——兼論其治理啟示

姚俊臣、夏以檸、張洪忠（152）

【法學前沿】

14.刑事司法數據分類分級規則及保護機制構建

陳雨楠（169）

15.論專門矯治教育中懲戒權的行使及其限度

羅全蒙（182）

16.姓名的商業化利用：保護模式、規范構成與司法救濟

唐興華（193）

【青年論壇】

17.重整融資超級優先權制度的反思與完善

——兼評《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第62條

葉雅冰（208）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創辦于2007年9月，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中國政法大學主辦、《學報》編輯部負責編輯出版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F為雙月刊，大16開本，每期160頁，逢單月10日出版，設有：“法治文化”、“學術論衡”、“學人講壇”等欄目。《學報》堅持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編輯取向，崇尚扎實創新的學風，積極推進學術交流與對話，得到了學術界、期刊界同行的充分肯定，對中國的法治建設和法學發展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和影響。創刊以來，《學報》首發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等刊物轉載的篇次在國內政法類院校學報中名列前茅。其中我刊重點、特色欄目“法治文化”編發文章近百篇，已有二十篇文章被《新華文摘》等轉載，產生了良好社會反響。近年來，環境資源法學的論文也正在成為我刊編發文章的又一個亮點，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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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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