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授說出真相：不是中國小氣，是日本干得太絕且不認賬

1972年中日邦交正?；勁衅陂g，中方選擇不再追索對日戰爭賠償，按當時幣值折算約1200億美元。

時間過去幾十年，日本國內仍有人在教材敘述中弱化侵略歷史，到2025年底、2026年初，日本政界又接連放出挑釁性表態，地區緊張感隨之升高，幾位日本資深學者因此重提那份“放棄賠償”的舊賬，直言日本社會正把中方的克制當成好欺負。

1972年9月，北京談判桌上，氣氛并不輕松，日方代表田中角榮提到侵華戰爭，用了句很輕的說法：給中國“添了麻煩”。

這四個字落在中國這邊，分量很刺耳，因為那不是麻煩，是幾千萬人的傷亡，是城市被燒、村子被掃、家破人亡。

談判中還有一幕更關鍵，日方有人提出：蔣介石方面以前“放棄賠償”了，所以戰爭賠款不該再談。這種說法等于想用一句“別人替中國簽過字”把賬蓋過去。

周恩來當場發火，意思很清楚：放棄賠償是中國自己的決定，不是沒資格要，也不是被誰代表了，賬在那兒，歷史在那兒，別想偷換。

中國最終還是選擇放棄追討賠款，考慮也很現實：需要盡快打開外交局面、穩住周邊形勢，把中日關系拉回到正常交往的軌道上來。

中國愿意吃這個虧，換長期和平，也給日本社會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說到底，這不是日本“掙來的便宜”，是中國“主動放過一馬”。

問題也從這里埋下，免賠不是“免責”，放棄追討不等于侵略沒發生，欠下的道義賬也不會因為不收錢就清零。

中日聯合聲明寫得明白：歷史問題要正視，要反省，要面向未來，免賠這一步，本該換來更誠懇的態度、更扎實的教育、更穩定的相處方式，可后來日本國內一部分政治勢力走的路，偏偏往反方向拐。

后來日本國內出現一種說法：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給了不少錢，所以“差不多兩清了”，這套算法聽著像買賣：當年打了仗欠了賬，后來借點錢給對方發展，就當舊賬結了。

放到任何人情世故里都說不通，欠債還錢是一碼事，合作投資是另一碼事，援助本身也不是單向施舍，日本企業同樣從中國市場和產業鏈里得了實惠。

可這種“混賬算法”在日本社會傳播多年，慢慢就變成集體心理：既然給過援助，中國就不該再提歷史，再提就是“沒完沒了”。

結果就是，部分日本人真心覺得委屈，覺得自己“已經做夠了”，這種情緒一上來，最先被擠掉的就是對戰爭受害國的共情。

在歷史教育上偏差也在被放大：不少日本教材對廣島、長崎寫得非常詳盡，但涉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部隊等內容時，往往篇幅很少，表述也含混不清。

1980年代圍繞教科書表述的爭議里，“侵略”被改成“進入”的做法，至今仍被反復提起，詞一換，性質就軟了，孩子從小看到的就是“日本也很慘”，很少系統看到“日本當年做了什么”。

于是就出現學者做調查時的尷尬場面：很多學生能說出原子彈的日期和傷亡，卻說不清南京發生過什么。

記得受害，不記得加害，社會討論自然就偏向“自家委屈”，時間一久，反省就變成少數人的事，道歉也變成政治口號里的可選項。

日本一些教授看得很急：歷史被剪掉一半，國家認知就會偏航，鄰國關系也會越走越僵。

戰后追責和清算做得不徹底一直被詬病。在冷戰格局下，一些舊勢力很快回到權力中心，右翼思路也就得以延續。

同時，親美取向在日本政壇長期占上風，不少議題往往先對照美方立場，再考慮亞洲鄰國的觀感。久而久之，“靠攏美國”成了相對穩妥的政治選項，而在歷史問題上打馬虎眼，則被部分政客當成動員選票的手段。

到了近年，政客為了選票、為了站隊，挑動對立的言論越來越多，把臺灣問題掛在嘴邊，動不動上綱到“存亡危機”，在地區安全上添火，對外挑釁講得痛快，對內承受后果的卻是普通產業和普通人。

日本學界有人算過現實賬：中日關系一旦明顯下滑，最先挨打的是旅游、零售、服務業、教育產業，日本不少地方的溫泉旅館、商場免稅柜臺、化妝品和電器銷售，很依賴中國游客。

高校還面臨少子化，國際學生對許多學校是重要支撐，貿易上，中日產業鏈糾纏很深，出口、零部件、訂單波動都會傳導到就業。

所以出現一種荒誕畫面：臺上政客講話很硬，臺下企業忙著穩訂單、穩客源；臺上喊“危機”，臺下怕“生意斷”。

歷史問題沒處理干凈，現實利益又被當籌碼，最后會變成雙輸。把中國的克制當成理所當然，遲早會遇到反作用力。

日本教授翻舊賬的焦慮點就在這里：賬本壓了幾十年，社會卻越走越偏，真到出事那天，后悔都來不及。

當年把約1200億美元的賠償放棄掉，初衷就是給兩國關系留出回旋空間，讓日本普通民眾少承受壓力，也盡量避免亞洲陷入長期對立。

免賠不是“忘賬”，更不是“隨便改歷史”的通行證，日本國內如果繼續把援助當清賬、把侵略寫輕、把挑釁當政績，中日關系只會越走越窄，經濟和安全都會付出成本。

那幾位愿意把舊賬攤開的日本教授，想提醒的很明白：克制不等于好欺負，沉默不代表認同。歷史問題躲不開，就算暫時按下去，遲早也會以別的方式重新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