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拋售日本”會否演變為“拋售美國”？

參考消息網2月17日報道 西班牙埃爾卡諾皇家研究所網站2月5日發表題為《“拋售日本”風險或將演變為“拋售美國”》的文章，作者是埃爾卡諾皇家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朱迪絲·阿納爾，內容摘編如下：

當前日本顯現的金融緊張局勢并非一次性沖擊所致，而是長期結構性因素與近期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轉向疊加的結果。

數十年來，日本經濟增長乏力、人口結構顯著惡化，與人口老齡化相關的公共支出（尤其是養老金與醫療領域）持續攀升。

長期以來，日本央行發揮穩定器作用，多年維持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公共財政的結構性惡化并未引發顯著金融動蕩。

然而，這一局面自2024年起發生明顯轉變。日本央行啟動漸進且持續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多次加息將基準利率推升至0.8%左右。貨幣政策轉向直接推高公共部門融資成本，而日本財政支出需求不僅未縮減，反而可能進一步擴大。

2024年1月至2026年1月，日本國債收益率曲線整體上移，長期端收益率上行幅度尤為明顯。收益率曲線抬升與陡峭化表明，市場正在重新評估這一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極高國家的財政風險與債務可持續性。

2025年國際對比數據清晰顯示，日本一方面總債務規模位居全球最高，另一方面總債務與凈債務之差遠大于美國及歐洲主要經濟體。日本財務省官方文件及國際分析均強調，日本凈債務核算已扣除公共資產，包括外匯儲備及其他金融資產，其中涵蓋與社會保障、養老金體系相關的部分。換言之，日本不僅是大規模債務發行方，同時也是大規模資產持有方。結合其國民儲蓄行為更能理解這一結構：日本國民總儲蓄率在國際對比中處于較高水平，歷史上為公共部門提供了以國內融資為主的基礎。

日本公共債務持有者結構進一步印證這一點。日本公共債務相當大比例由國內主體持有，其中日本央行占比突出。經過多年資產購買操作，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國債存量比例已升至極高水平。

僅以總債務規模，無法充分解釋日本的金融脆弱性，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與國內投資基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緩沖了典型的“資金突然中斷”風險。

正因如此，分析焦點需要轉向：當前日本金融動蕩的核心風險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日本財政危機，而是與日本公共及私人部門所持巨額海外資產相關的全球金融穩定風險。在國內收益率回升、收益率曲線上行的背景下，市場調整未必以違約或即時財政主導的形式出現，而可能通過資本回流、平倉對沖、資產組合再平衡，并在日本作為結構性投資者的全球市場引發緊張。正是在這一環節，“拋售日本”可能迅速演變為“拋售美國”。

要理解日本金融緊張的全球影響，必須正視其作為全球結構性債權國（尤其是美國核心債權國）的地位。日本是美國國債最大外國持有國，規模超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這一地位使得日本任何無序調整，都可能對美國國債市場構成潛在風險，而美債市場仍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支柱。在日本國內收益率走高、日元承壓加劇的背景下，日本投資者持有大規模對沖匯率風險的美國國債組合的動機下降。在此情景下，日本資本部分回流，或是銀行、保險、基金調整資產組合，都可能推升美國國債收益率。

這一風險不應被解讀為美債市場會出現突發崩盤，但在美國自身財政赤字高企、債務走勢高度依賴市場吸收大規模新發債券能力的背景下，這無疑構成額外脆弱性因素。鑒于美債作為全球無風險資產的系統性地位，其收益率持續上行不僅影響美國本土經濟，還將通過第二輪傳導效應影響全球金融環境、資產估值與金融穩定。在債務水平極高的經濟體中，公共財政進一步惡化不僅加劇國內的市場緊張，還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催化劑。

正是在此層面，日本不再僅僅是國別案例。鑒于其全球債權國地位與國際金融市場權重，日本財政局勢失控可能引發資產組合調整與資本流動，通過第二輪效應影響系統性資產，尤其是美國國債市場。“拋售日本”正成為全球金融緊張放大器，考驗高度互聯的國際金融體系的韌性。（編譯/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