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下臺的馬克龍著急了，直言歐洲再不努力，就要被中美俄掃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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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這里是北境翁。今天我們將聚焦馬克龍近期釋放的關鍵政治信號。距離2027年法國大選僅余十二個月，這位即將屆滿的總統，已悄然褪去多年來的“理性中立”外衣，轉向更具鋒芒的戰略表達。

他在最新一輪深度訪談中，首次系統性地將美、中、俄三國并列置于歐洲安全與發展敘事的對立面，刻意渲染一種“歐洲深陷夾擊、孤立無援”的緊迫圖景，意在以情緒共振撬動歐盟內部遲滯已久的認同重建。

表面看，這是一次為歐洲整體利益發聲的主動出擊；實質上，卻折射出歐洲主流政治力量長期存在的認知偏差與戰略惰性。

當下歐洲所面臨的結構性挑戰，果真源于外部勢力的“圍獵式施壓”？馬克龍任期尾聲的這場高調表態，是否真能成為扭轉歐洲戰略被動局面的轉折點？

歐洲的“巨嬰心態”

馬克龍此次發言的核心邏輯，實則是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受困者話語體系”：把歐洲定位為中美俄三極博弈中的被動承受方與代價承擔者。

他指出，美國的安全承諾正日益呈現彈性化特征；俄羅斯已全面終止對歐能源輸送；而中國則由昔日穩定的終端買家，躍升為在高端制造、綠色技術、數字基建等關鍵賽道上的直接競逐者。

這一論述看似層層遞進、邏輯自洽，細究之下卻站不住腳——仿佛全球格局的每一次演進，都專程繞道針對歐洲，唯獨不檢視歐洲自身在制度韌性、產業響應與戰略預判上的深層缺位。

支撐這種論調的，是歐洲政界精英根深蒂固的“依賴型思維定式”，其成因可追溯至過去三十年的繁榮路徑：歐洲的穩定與發展，并非源自內生性能力躍升，而是建立在三根高度脆弱的“外部支點”之上，長期坐享制度紅利而疏于能力建設。

首當其沖的是防務領域的深度依附。冷戰終結后，歐洲多數國家大幅削減國防預算，將集體安全完全托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至今仍未形成統一的武器標準體系，連基礎彈藥的聯合采購流程都需耗時數月協調，更遑論整合指揮鏈與作戰協同機制。

歐洲早已習慣在美國主導的安全架構下“輕裝前行”，既未構建起可信的自主威懾力量，也缺乏危機應對的快速反應能力。一旦美方戰略重心東移，便迅速陷入方向失焦與輿論焦慮。

其次是能源供應的高度單向依賴。俄烏沖突爆發前，俄羅斯管道天然氣占歐盟總進口量近四成，既是工業運轉的“血液”，也是家庭供暖的“命脈”。歐洲并未將能源安全上升為戰略優先級，對可再生能源規模化部署節奏遲緩，對液化天然氣（LNG）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

當供應渠道驟然中斷，能源價格飆升引發連鎖通脹，決策層第一反應卻是歸咎于地緣變局，而非復盤自身能源結構失衡的長期積弊。

最后是經濟循環中的市場路徑依賴。中國連續多年穩居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德國汽車、法國奢侈品、意大利機械裝備等優勢品類，長期依托中國市場實現利潤回流與產能擴張。

歐洲企業享受著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增長紅利，卻鮮有同步加大對華技術合作或本地化創新投入。如今中國在新能源車、光伏組件、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全鏈條突破，歐洲部分傳統優勢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便本能地將產業升級滯后歸因為“外部不公平競爭”。

眼下，這三大支撐體系均已出現結構性斷裂：美國推行“印太優先”，對歐安全擔保趨于條件化；俄歐能源紐帶徹底解構，短期內不可逆；中國正加速構建以內需為主導的雙循環格局，對歐出口依賴度持續下降。

面對如此劇變，歐洲并未啟動系統性能力補強工程，反而反復強調“支點不夠牢靠”，將發展瓶頸簡單歸因為外部變量失控。這種回避內因、推責于外的思維慣性，正是制約歐洲真正走向戰略成熟的深層桎梏。

馬克龍的“第三極”構想

自2017年入主愛麗舍宮以來，馬克龍始終將“歐洲主權”作為執政主線，力圖推動歐盟成長為與中美并駕齊驅的全球“第三極力量”，終結對外部力量的戰略從屬關系。

該愿景雖具理想主義感召力，但落地基礎極為薄弱。歐盟內部深刻的治理裂痕，早已使“歐洲主權”淪為難以兌現的政治修辭。

其構想最核心的支柱，是打造獨立于北約之外的“歐洲防務共同體”，最終形成具備實戰能力的“歐洲軍”。然而，這一倡議自提出之日起，便遭遇成員國普遍性的觀望態度與實質性掣肘，最終停留在政策文件與聯合演習層面，未能催生任何具備法律效力的防務整合機制。

作為歐盟經濟引擎與財政紀律標桿，德國的立場具有決定性影響。但在俄烏沖突重塑安全秩序的關鍵節點，德國選擇放棄法德主導的“未來空戰系統”（FCAS）聯合研發項目，轉而斥資數百億歐元批量引進F-35戰機及配套裝備。

此舉不僅是對馬克龍戰略藍圖的公開否定，更暴露出歐盟內部“國家理性”壓倒“集體理性”的現實困境——各國優先保障本國短期安全收益，而非共同培育長期戰略資產。

更具顛覆性的是中東歐國家的集體轉向。在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國看來，“華盛頓承諾”遠比“布魯塞爾宣言”更具可信度。他們不僅拒絕參與歐洲防務一體化進程，還主動深化與美軍駐歐部隊的聯訓聯演，甚至開放本土軍事基地供美軍永久部署。

這種系統性“向東看齊”的態勢，徹底瓦解了馬克龍構想所需的最低限度共識。一個連主戰裝備制式都無法統一、連戰備物資調度權都分散于27國之手的聯盟，根本無法在大國戰略博弈中主張真正的“自主權”。

馬克龍的“第三極”藍圖，雖飽含改革雄心，卻嚴重低估了歐盟內部歷史記憶、地緣認知與利益訴求的巨大鴻溝。成員國間在安全觀、發展觀、財政觀上的根本分歧，遠超其政策設計所能彌合的范疇，“歐洲主權”因此注定是懸浮于現實土壤之上的政治理想。

內部分歧與金融短板

針對歐洲當前的發展困局，馬克龍在訪談中拋出了兩項具體政策抓手：“工農專項信貸計劃”與“泛歐戰略債券”發行機制。

其意圖十分明確：借鑒美國資本市場運作邏輯，為綠色轉型、數字基建、國防工業等關鍵領域開辟穩定融資渠道，既緩解美元流動性沖擊，也削弱外部資本對歐洲戰略產業的控制力。

該方案表面上直指歐洲發展的核心堵點——長期資本供給不足、產業投資周期錯配、戰略領域融資成本畸高。但若穿透政策表象，便會發現其內在實施障礙幾乎不可逾越，更暴露出歐洲在金融主權建設上的系統性短板。

首要阻力來自歐盟內部不可調和的財政理念沖突。以德國、荷蘭為代表的“穩健財政派”，對任何形式的“共同債務工具”抱持高度警惕，視其為對財政自律原則的根本性背叛。

他們擔憂歐元債券可能被南歐國家用于彌補結構性赤字，進而拖累整個貨幣區信用評級；更憂慮此類機制一旦確立，將倒逼成員國讓渡稅收與支出決策權，動搖本國財政主權根基。

根據《里斯本條約》規定的“全體一致”表決規則，任何涉及共同債務的立法提案，只要一國投下反對票即告失敗。德國的否決立場，已使該方案在技術層面陷入事實性凍結。

更本質的制約在于，歐洲缺乏中美所擁有的“主權融資能力”。美國憑借美元霸權地位，可通過量化寬松向全球征收鑄幣稅，為半導體、AI、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提供近乎無限的資本彈藥；中國依托國有資本主導的產業基金矩陣與精準政策引導，可在短期內集中資源攻克“卡脖子”環節，實現產業鏈快速躍遷。

而歐洲仍深陷“財政緊縮原教旨主義”泥潭，在各國預算主權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既無法形成統一財政政策，也難以構建跨區域風險共擔機制。

這一短板已產生顯著負向效應：歐洲初創科技企業因融資渠道狹窄，大量流向硅谷尋求并購；傳統制造業巨頭因研發投入不足，在電池技術、6G通信、先進制程等領域接連失守；部分中小型企業甚至因融資成本過高而被迫退出市場。

綠色能源裝備、下一代航空發動機、量子計算平臺等戰略制高點，因資金缺口長期難以突破技術臨界點，進一步固化了歐洲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中游位置。

馬克龍開出的這劑“處方”，雖切中病癥表征，卻對準不了病灶本身——歐盟內部長期存在的治理碎片化與金融主權缺失，才是阻礙其戰略突圍的根本癥結。脫離這兩重現實約束的政策設計，終將止步于概念傳播階段。

結尾

在總統任期進入倒計時之際，馬克龍以一場極具感染力的戰略敘事，為其政治遺產注入悲壯底色。但再強烈的修辭張力，也無法掩蓋歐洲真實存在的結構性困局。

所謂“歐洲被圍獵”的集體焦慮，不過是政治精英回避自我革新、轉移改革壓力的話語策略；所謂“歐洲自主”的宏大構想，終究是缺乏現實錨點的理想主義投影。

展望未來，歐洲若要真正掙脫戰略依附狀態，唯一可行路徑并非向外尋找替罪羊，亦非沉溺于悲情動員，而是必須主動剝離“巨嬰心態”，清醒審視自身在制度整合、產業韌性、金融能力上的多重短板，以務實姿態推動內部共識重構，以漸進方式夯實自主發展根基。

否則，無論更迭幾屆領導人，無論推出多少輪政策組合，歐洲都將在“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循環中持續失速，最終在新一輪全球權力重組中，逐步滑向邊緣化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