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的皖南,雪粒子砸在臉上像小刀子割。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的右腿被子彈打穿了,血把棉褲浸成黑紅一片,連站都站不穩(wěn)。警衛(wèi)連副連長李甫帶咬著牙背他,腳底下的泥坑深一腳淺一腳——前面是國民黨軍的機槍口,后面是追上來的追兵,這局面換誰都得慌。袁國平趴在背上喘氣,心里門兒清:自己這累贅再跟著,就是兩條命搭進去,要么死要么當俘虜。他早說過“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現(xiàn)在這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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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李甫帶彎腰躲炮彈的空當,袁國平摸出兜里僅有的三塊大洋和一本磨破了皮的筆記,硬塞進他懷里:“這是最后黨費,拿著。”緊接著槍響了。李甫帶回頭一看,袁國平靠在枯樹上,眼睛滑到鼻尖,手里的手槍還冒著煙。這一年,他才35歲。
大伙都知道他是新四軍頂梁柱,可沒幾個人知道,這個架著高度近視鏡、一臉書生氣的男人,是我軍政治工作的“開山鼻祖”——羅榮桓、譚政后來都得排在他后頭。原本是拿筆桿子的讀書人,咋在戰(zhàn)場上練出鐵石心腸?得從他兩次生死關口說起。
頭一回是1927年,南昌起義敗了,廣州起義也敗了,張?zhí)锥紶奚恕;h小學操場里,攏共一千二百來號殘兵,槍還缺九十條——有的槍托斷了,有的沒子彈。擺在眼前兩條路:要么分槍領路費回家,要么捏合起來接著干革命。袁國平選了后者,和葉鏞、徐向前站出來,扯起“工農(nóng)革命軍第4師”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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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當參謀長,后來當黨代表。這哪是湊人頭?是“回爐重造”。他在游擊圈里搗鼓出油印《紅軍生活》和土雜志《造反》,還找老同學賀淥汀寫《暴動歌》。這招險是險,但準得很——紅4師后來在海陸豐死磕,雖說傷亡大,可護住了革命火種。要是當初散了,這一千多人早成歷史灰塵了。
第二回是1938年,新四軍剛成立,南方8省14個山頭的游擊隊湊的。這幫兄弟打仗豁得出去,可誰也不服誰,山頭主義重,沒政治概念。不少人喊著練軍事,袁國平偏說“建軍先建人,建人先建腦”。他把延安抗大那套搬過來:辦《抗敵報》,寫《新四軍政治工作十講》當教材。
最絕的是掃盲招:行軍時前頭人背包貼生字,后頭人邊走邊認。這招看著虛,其實務實——苦日子里撐著人的不是槍法,是信念。陳毅后來夸他“搞宣傳鼓動真有一套”,他和陳毅弄的《新四軍軍歌》,現(xiàn)在聽著還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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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步選擇都得付代價,袁國平付的是價。1927年打仗前,他給老娘寄照片,背面寫“兒愿拼熱血頭顱戰(zhàn)死沙場,萬一活著回來再跟阿母重逢”。長征時,他的戰(zhàn)馬馱傷員,媳婦邱一涵裹過小腳,用三寸金蓮走完二萬五千里。
三個娃全送回老家:大閨女袁曉英13歲當童養(yǎng)媳,小閨女袁小英兩歲凍餓沒了,兒子袁振威八個月大送人,跟著瞎眼奶奶要飯,好幾次差點餓死。這種犧牲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可袁國平在給哥的信里寫“愿將頭顱拋原野,不隨池流逐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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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那槍,是他最后一次兌現(xiàn)諾言。王首道挽聯(lián)寫“首義南昌,發(fā)展紅軍豐功在;抗敵江南,堅持革命壯志存”,這是對他一輩子最好的注解。那個黃埔軍校里愛讀文學的毛頭小伙,用最壯烈的方式,交了職業(yè)革命家的滿分答卷。
參考資料:《黨史博采》《新四軍軍史》《袁國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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