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第五戰區李宗仁接到一個電話，之后竟然難過的三天吃不下飯

1940年5月16日凌晨兩點，皖鄂邊界的前敵指揮部燈火未熄。電話鈴刺破夜色，一名作戰參謀跌跌撞撞沖進作戰室，把話筒遞給李宗仁。電話那端傳來哽咽的通報——“張總司令在襄河西岸殉國，號碼確認完畢”。短短一句，把李宗仁釘在原地。值班軍醫回憶，司令放下電話后一句話沒說，只揮手讓眾人散去。第二天起，他挪不開筷子，茶水也只是抿兩口，整整三天，眾人再沒見他好好吃過一口飯。

同僚驚訝并不難理解。桂系與西北軍原本少有交集，李宗仁扛下第五戰區后，兵力東拼西湊，愿意真刀真槍堵槍眼的老部隊并不多。1938年春，得知張自忠被閑置在漢口，他親赴重慶向蔣介石討人。蔣遲疑，李宗仁只說一句：“此人如不赴戰場，后方難安。”爭了半天，才在戰區序列表里擠出一個“三十三集團軍司令”的位置，讓張自忠再披軍裝。

張自忠愿意北上，絕非簡單服從命令。往前推兩年，平津失陷后，他在天津一度被日方拉攏，險些成了華北偽政權里的招牌將領。那場拉鋸外界并不清楚細節，只知道張自忠夜過津浦線，一身舊軍裝逃進保定，把偽職一把火燒了個干凈。從那天起，他常自嘲欠了國家一筆“贖罪賬”，若不滿血還給戰場，死后也難閉眼。

第五戰區地形復雜，長江、漢水、襄河三線交錯，要防的是日軍第十一軍，還要顧武漢西撤遺留的補給線。部隊主力只有桂軍、川軍、西北軍舊部。川軍好勇卻缺武器，西北軍懂平原作戰但心灰意冷，中央軍湯恩伯部又常常陽奉陰違。李宗仁要找一塊釘子，把這盤散沙釘住，瞄來瞄去，也只有張自忠。

接管三十三集團軍后，張自忠先在徐州外圍打了蘭封，再在隨棗守住了宜城北門。戰區內部議論：“張老總跟瘋了一樣，逢戰必沖最前線。”眼下說他瘋，其實他明白自己沒退路。宋哲元癱瘓在重慶醫院，他每打一仗就把戰況手寫一份讓人快遞過去，信封上墨跡發黑，字跡遒勁：“愿以此血洗昔日之恥。”

1940年春末，日本第十一軍調集約十萬兵力，發動棗宜會戰。目的很直接：沿長江中游切開湖北腹地，威脅陪都重慶，同時封鎖西南國際通道。三路合圍的走向，逼得第五戰區必須拿出機動部隊側擊。張自忠主動請纓，向李宗仁要了先頭任務，只帶兩師兩旅就直插敵后。他說得云淡風輕：“人少跑得快，動起來他們抓不住。”

5月5日深夜，張自忠率先進入襄河西岸石牌至宜城一線。羽田部隊七千余人自北撲來，雨夜混戰，子彈打光，守軍甚至用石塊擲敵。參謀余志榮后來回憶，將軍在帳篷外親自指揮，每隔一會兒就把地圖展開，對著煤油燈看一遍：“再撐八小時，李長官的預備隊就到。”然而援軍始終沒趕上，日軍又從漢水南岸渡河包抄，三十三集團軍陷入三面合圍。

5月7日午前，戰到巷戰階段。石牌街面一共不到兩里，尸體鋪成兩層，一挺重機槍最后只剩空冷套。張自忠額頭中彈后仍靠著墻角，手里握的是繳獲的三八大蓋。警衛勸他突圍，他搖頭：“欠賬就該在這兒還完。”下午三點，他中了第八槍，倒在襄河岸邊幫忙掩護傷兵的壕溝口。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各部仍須努力”成了現場最后一句完整的話。

戰斗結束近三十個小時，外圍黃維剛部突入石牌。殘垣中找到一具裹著軍大衣的遺體，肩章和臂章俱全。防潮紙片夾在衣袋，上面的字跡依稀辨認：“告老總，此役功罪自有公論。”確認無誤，黃維剛當即致電第五戰區。

電話傳到桂系指揮部，就是那凌晨兩點的鈴聲。參謀本能地放輕聲音，仿佛怕驚到誰。有人后來回憶李宗仁的神情：面色鐵青，眼珠發紅，整個人硬生生站了十分鐘。隨后才坐下，把煙卷捏得紙屑四落。他沒發作，只說一句：“善后要快，遺體必須帶回重慶。”

重慶方面的氣氛同樣凝重。蔣介石聽完陳誠匯報，半晌沒出聲。桌面是已經寫到一半的作戰計劃，他把鋼筆放下，吩咐軍事委員會：“葬儀規格按國葬辦理，護靈艦艇即刻出發。”國民政府公文里極少出現“悲慟”二字，這一次破例寫進通電。

葬隊自宜昌上船，順江而下。兩岸百姓聞訊自發披麻，靈柩每到一處，鐘聲大作。瞿塘峽窄水，數十條小漁船拉起白幡，漁民站在船頭躬身致禮。護靈官兵記下一個細節：日本飛機高空盤旋，卻沒投下一枚炸彈，似乎也在遠遠低頭。次日，東京日日新聞以“壯烈殉國的中國驍將”作標題，罕見用了整版黑框。

重慶郊外沙坪壩的雨在5月19日下午停歇。靈柩入城，軍政要員列隊。蔣介石、林森、何應欽、白崇禧、周恩來悉數到場。兩側站著青年學生，校旗翻飛，默誦“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周恩來在挽詞里寫道：“公前驅而死，其魂且為長江守”。李宗仁守靈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才終于肯吃下一碗白粥。

外界對張自忠有兩種評價：前半生差點誤國，后半生拼命雪恥。西北軍舊將劉汝明多年后在臺北說：“若照舊典，當謚忠武，再高也不為過。”馮治安則補一句：“他沒給自己留活路，才把軍人這兩個字擦得锃亮。”這番議論傳回大陸，新兵們聽得血脈僨張，卻也明白那份決絕并非人人做得到。

戰區總結棗宜會戰損失，援軍遲到是主要原因之一，李宗仁在檢討時并未回避。公文里寫著：“調配不當，致驍將陷孤。”批示下方，他親手添了八個字：“愿以后功，告慰張公英靈。”再沒有多余語言。

軍事史家討論棗宜會戰時，經常將其與珍珠港、巴丹對比，緣由在于前線指揮官最后親赴火線。張自忠之死，并未改變戰役失利的結局，卻打碎了當時流行的“華北舊部已失斗志”說法——事實證明，只要給他們舞臺，他們照樣敢打敢拼。桂系、川軍、中央軍之間的嫌隙，也在送葬途中淡了幾分。

當年六月，長江梅雨季提前，重慶空襲再起。第五戰區抽不出重兵東援，只能以江防支隊守住水面。李宗仁把三十三集團軍番號封存，留給檀香木牌匾，沒有人敢再用。至此，那個在襄河岸邊背水死戰的身影，被定格在抗戰史冊最黯也最亮的角落。

有人統計，張自忠參戰十余年，大小戰斗不下百次，親自策馬督戰超過三分之二。臨終前，他身中八彈、兩處炮傷、一刀刺傷，傷口全部在身前。軍醫記錄完畢，對記者淡淡一句：“活著時，他從不躲子彈。”冷靜得近乎刻薄，可也道盡了這一員悍將的全部意義。

1940年的那通電話，沒有拯救石牌的敗局，卻讓抗戰軍隊內部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感受到“將星隕落”的震動。三天滴米未進的李宗仁，后來再提張自忠，只說：“此人死得其所。”話不多，卻重如千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