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戰后，麥克阿瑟如何馴化日本人？看完才知，啥叫畏威不懷德？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本江戶時代，往往都刻意強調日本不同于以往的自主性。這種對日本主體性的再造，往往以“他者”尤其是中國為“鏡像”得以實現。但是，表面排他性、對純粹主體性的追求，實際上恰恰不能脫離“他者”存在，是為“去中國的中國化”。

此種矛盾糾結發展至19~20世紀的“亞細亞主義”論述，則轉化為“去西方的西方化”。

18~19世紀，歐美殖民者為了凸顯自身的優越性塑造了一個想象的“東方”，而20世紀的日本為了精神獨立又塑造了一個與“東方”對立的“西方”。在向作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戰的同時，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東西對立的歷史經驗也否定了。正如江戶時代的日本知識精英試圖借用古學、國學完成“去中國的中國化”一樣，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經歷著“去西方的西方化”。

1、對于天皇的處理

戰敗之后，面對美國主導的盟軍進駐，日本國家主體性嚴重動搖，以駐日盟軍司令麥克阿瑟為首的占領當局對日本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社會構造及文化觀念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來自美國的思想資源在形塑及構建戰后日本國家認同過程中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面對日本“內在化美國”的實際狀態，戰后日本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及普通國民在“親美主義”及“反美主義”之間搖擺掙扎，為增強日本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去美國的美國化”議題宛如“魔咒”束縛著日本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想象，導致日本國民在“親美”與“反美”之間徘徊。

在戰后國家認同建構過程中，日本始終將來自美國的思想觀念視為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外來資源，由此具體表現出來的“親美”與“反美”思潮的持續斗爭，在復雜而膠著的矛盾狀態下不斷與“美國”進行著“自我”的確證與互動。

美國學者評價指出：“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沒人知道日本會走向何方。這是一個處在崩潰邊緣的國家。它被徹底摧毀，名譽掃地，由于其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的一系列暴行，可以說它一個朋友也沒有。日本的前景非常暗淡。其出路似乎只有回到法西斯暴政或是發生共產主義革命。”

1945年，由于遭到原子彈爆炸，加上天皇的“圣斷”，普通民眾吞下了全面戰敗的苦果，軍國主義精神一夜間蒸發。

羅維爾和施萊辛格觀察道：

“在士氣崩塌后，壓倒一切的需要就是新的信仰，新的迷信，精神的復活。麥克阿瑟強有力的角色滿足了這一需要”。這“既不是軟和平，也不是硬和平”。

在日本戰敗投降之前，麥克阿瑟就指派費勒斯將軍評估天皇的狀況，他收到的報告包括如下內容：

“和平條款里必須毫不手軟。但逼迫天皇退位，或者絞死天皇都會引起所有日本人強烈的暴力反抗。絞死天皇對于他們就如同絞死耶穌對于我們一樣。所有人都會戰斗到底，如飛蛾撲火。軍國主義集團的勢力會得到顯著加強。戰爭會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一支只聽令于天皇的日本軍隊是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但天皇對其人民的影響力和神道教的精神力，如果運用得當可化解威脅。天皇可以轉化為好的力量，確保日本完全降服，其軍事集團完全瓦解…天皇必須被自由派的民主領袖所包圍。軍事力量必須被限制為國內警察用途，并對平民權利負責。”

可見，美國在戰爭結束之前即已對天皇將會在戰后日本國家重建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富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研判和預估，旨在將天皇塑造為戰后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代表者和引領者。

與三邊協調委員會的意向不同，對于為推行占領政策繼續維持天皇制的麥克阿瑟而言，為避免與堅持廢止天皇制的三邊協調委員會嚴重對立，有必要探討回避日本再軍事化的明晰化策略。

與此同時，蘇聯、中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及菲律賓等強烈要求將天皇作為戰犯予以起訴，迫使麥克阿瑟在這些國家參加的1946年2月遠東委員會正式開展活動之前，盡早制定修改憲法和維持天皇制的方針。

為有效應對不斷變化的形勢，1946年1月25日，麥克阿瑟向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報告，從過去10年時間由日本政府進行的改治決策中，并未發現天皇參與其間并能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確鑿證據，從而決定不將天皇作為戰犯予以起訴。

麥克阿瑟在闡述不起訴天皇的意義時指出：

“起訴天皇的話，無疑會在日本社會引發劇烈的動蕩，由此造成的影響難以預判。至為重要的是，占領軍亟待大量增加，至少也需要100萬的軍隊，對于如此巨大規模的軍隊必須無限期駐扎的事態也必須充分估計到。”

他從富有效率且保證順利占領的角度要求，做出不起訴天皇的決斷。但是，將天皇排除在戰犯之外，勢必會遭到蘇聯及中國等盟國的激烈反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乃當務之急。

吉田茂在占領當局內遇到了意氣相投的保守派盟友，但麥克阿瑟手下的“新政派”除外，他們和他可不是同路人。吉田巧妙地利用了美國人的內部矛盾，將司令官的部下分為“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麥克阿瑟本人對這一區分不置可否，這很像是他的為人。麥克阿瑟對于盟軍早期的一些做法，如解散財閥、撤除“特高課”、賦予婦女選舉權、釋放共產黨人等政治犯、建立獨立工會，以及頒布一部全新的自由憲法，均鼎力支持。

日本左派和自由派對上述改革歡欣鼓舞，吉田等保守派雖然高興不起來，卻也無力阻止。可是，在處置天皇一事上，日美兩國卻達成了高度一致。關于天皇在未來該扮演何種角色，麥克阿瑟的看法和吉田并不完全一致，與那些立場更右傾的日本人相比差之千里，但麥克阿瑟同樣是積極的保皇派。

麥克阿瑟的態度十分明確，只要天皇繼續是延續性的象征，那他就可以保留目前的地位。麥克阿瑟將會把裕仁和其他軍國主義分子區別對待，讓他保有君主的地位，僅僅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旨在讓天皇帶領日本人進行精神層面的轉化。麥克阿瑟決定免除天皇的戰爭責任，并正式通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后者剛剛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

2、對天皇的“改造”

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盟總”選擇維持天皇制，其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由于天皇在日本國民中保持特著強有力的權威，廢止天皇制將會導致日本國民的反抗，擔心會給“盟總”的統治帶來困難；二是與之相反，讓天皇支持“盟總”改革則會順利地推進和實施占領統治。

然而，若保留天皇的話，為防止天皇成為軍國主義復活的支柱，必須采取相應的防控措施。也就是說，將天皇與政治權力剝離開來，僅僅讓其承擔禮儀性職責。

如此一來，《日本國憲法》中作為“象征”的天皇條款隨之誕生。

麥克阿瑟在回憶錄里寫道：

“天皇在此之后經常拜會我，我們的話題包括了世界上各種事件。我一直很小心地闡釋占領政策的考量背景。結果我發現他是所有和我交談過的日本人里，最能領會民主概念的那位。在日本精神重生的過程中，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他忠實的合作和影響力給成功的占領做出重要貢獻。”

與此同時，麥克阿瑟建議給12歲的皇太子明仁請一位美國教師，輔助他引領日本走上美國式的民主道路。昭和天皇完全同意，要求教師最好是一位“底蘊豐富而又成熟的美國女性”。麥克阿瑟對這一要求非常認可，他本人一直是婦女權利的大力推動者。在麥克阿瑟看來，很多日本男性是軍國主義分子，而日本女性卻不是，這位皇子若有一位女老師，肯定比有一位男老師更好。

美國教育委員會于1946年抵達日本，主要職責是幫助日本整備及改進教育體系。麥克阿瑟趁機讓該委員會主席喬治·斯托達德幫忙給皇太子物色教師，斯托達德選擇了伊麗莎白·格雷·瓦伊寧，她是貴格會教徒，出版過幾本兒童讀物。接到邀請后，瓦伊寧立刻來到日本，并在日本滯留四年。

麥克阿瑟對戰后日本進行的民主化和非軍事化改造并未留下正式的書面證明，最能體現其意圖的是在到達日本不久后接見一名美國訪客時的談話：“我們嘗試播種下一種思想——自由的思想，一種深入宗教的自由。如果你播種下思想，一支大軍也無法阻止它。秘密組織也無法阻止它。我們想讓自由和民主的思想進入這幾百萬人的生活”。

1937年的一份日本政府報告如此描述天皇的地位：

“天皇是神的化身，他按照帝國先祖的意愿來統治我們的國家。當我們尊稱他為神的化身或者是肉身神時，帝國的先祖也將他們自己附身于天皇，這個他們驕傲的子孫。天皇本身也是帝國先祖的化身，他永遠是這個國家成長和發展的源泉，他也是不朽的圣人。”

然而，戰敗之后，天皇神格化的角色業已與戰后的民主主義潮流格格不入。天皇無論是精神上還是實質上的角色都應弱化。實行憲政民主的日本是無法接受民眾繼續把天皇當作神一般來尊敬，并且認為他是神圣不可或缺的。

天皇有時在反思自己的角色，激進的軍國主義分子常常用祖先的神靈庇佑來逼迫他就范。天皇甚至還對副官說過：“我不是神，我只是個和其他人有著同樣器官的人類而已。”

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盟總”推動天皇發表《凡人宣言》，其中麥克阿瑟最為認可和首肯的重要段落為：

“聯系我們和民眾的紐帶永遠是相互信任和相互關愛。其不依靠傳說和神話。其并不依靠天皇是神，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優越，注定要統治世界等錯誤理念。”

麥克阿瑟最信賴的幕僚科特尼·惠特尼也提醒他的25名部下，在1946年2月12日以后可能遭遇的情況：

“那天外相和其他日本官員會非正式地討論新憲法。我們相信日本政府炮制的版本會非常右傾。但是，如果他們希望保護天皇并且留住政治權利，他們別無選擇，必須選擇激進的改革憲法，也就是我們現在努力的成果。我希望我們可以說服他們。但如果這無法成功，麥克阿瑟將軍已經授權使用武力威脅或者實際武力。”

為了更好地傳達自己的意圖，1946年5月2日，麥克阿瑟在新憲法生效前一天給剛當選首相的吉田茂發去一封信，期望給日本人帶來驚喜：

“為了紀念這一民主自由的重大事件，我認為以下行為將非常合適，即日本國旗可交還給日本民眾，不受限制的懸掛在國會、最高法院、首相官邸，憲政政府的三大分支機構，以及天皇皇宮范圍內，后者將擔任憲法賦予的國家象征、民族團結的角色。讓飄揚的旗幟來彰顯日本進人新的時代，其建立在個人自由，個體尊重、寬容及公正的基礎上。”

3、“畏威而不懷德”的民族本性

戰敗帶來的屈辱感，滋生了精神層面乃至道德層面的依賴性，諸如“精神的勝者”、“道德的重生”以及“模仿勝者”等情感。與戰敗逆向襲來的是壓倒性的日本國民的解放感、文化新生的感覺、對麥克阿瑟元帥的極端尊崇和神化、“背叛的感覺”，不一而足，這也并非戰后日本獨有的現象，而是戰敗國常見的，可以歸納為一定類型的“通病”。

譬如，對麥克阿瑟印象的幻滅即是如此。

1951年，麥克阿瑟被杜魯門總統解職，回國后參加總統選舉，在本國的聽證會上被問及有關統治日本的情況，麥克阿瑟溫和地回答道：“日本民主主義的成熟度大體上相當于12歲的少年。”

這一發言不久傳到日本，所謂“日本人是孩子”的貶低日本人的發言在大眾中廣為傳播，以此為契機，幾乎一夜之間，日本人對他的“尊崇之念”旋即轉變為“幻滅”和“背叛”的“憤怒之感”。

準備建設麥克阿瑟紀念館的計劃也瞬間流產。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認為，若想在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恢復合法性，一個辦法是尋找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并團結在其周圍。

這個人物既可以是一位備受愛戴的君王，也可以是一位抵抗外敵的義士，甚至是某位儼然一副救世主派頭的外國將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也許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顯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賓卻將這一角色發揮到了極致。他保留天皇以體現延續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圖是彰顯自己身為臨時將軍的功績。

歷史學家川井一夫在總結麥克阿瑟在日本轉型中的領袖作用時指出：

“他在日本的影響力部分來源于他專注的使命感。自大狂夾雜著神秘主義，他把自己當作日本民族改革和救贖的天作之選，也許有時候顯得滑稽，有時侯顯得令人厭煩。但是他理想主義的真誠和熱切是毫無疑義的…他把占領從一場軍事行動提升為一場道德十字軍運動。”

戰后初期，日本面臨國家戰略何去何從的重大抉擇，從軍事大國向民主國家轉變，既符合美國主導的戰略方針，也與日本國民謀求和平、反對戰爭的心理不謀而合。同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經驗來看，德國被要求支付巨額賠償，戰勝國又對其實施經濟封鎖，導致德國對戰勝國產生強烈反感，并最終滑向發動報復戰爭的深淵。

有鑒于此，把日本逼到走投無路乃是最應竭力避免的愚策，因為戰后日本問題若處理不當，不僅在東亞地區會成為燃起新型戰爭的火種，而且也會給美國帶來危害。

就這一層意義而言，日本脫離軍事國家的體制，作為民主主義國家不斷走向成熟，在經濟上自立，復歸國際社會，可以減輕美國的經濟負擔，進而在亞洲地區積極發展自由經濟。

從美國的世界戰略來看，針對冷戰的膠著狀態，日本作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在太平洋上充當防衛堡壘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日本方面如果對美國提出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占領方針充分理解的話，為盡早結束占領，修改憲法以及由此確立民主主義政治體制乃是不可或缺之舉。

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并未被盟國分而治之，蘇聯人本想將北方四島、北海道占為己有，但在美國人表示反對之后也沒大動干戈。占領日本是美國策劃的一項重要戰略，而作為“盟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則擁有幾乎至高無上的權威。但是，盡管他統領著一個民選的日本政府，但真正治理國家的還是日本人。至于美國為什么更熱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國人，或許是德國的經驗已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礎。

在德國，由于盟友的阻撓，或者由于德國人的頑固不化或地區差異，再教育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但在日本，一切都由美國主導，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于麥克阿瑟把日本人看成幼稚的野蠻人，頭腦簡單，可以改造。他們既不是基督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從日本人的思維狀態來看，還真像是一切從頭開始。考慮到太平洋戰爭的慘烈程度，以及日美雙方大打宣傳戰時無所不用其極，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地拜美國人為師，著實讓人訝異。

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朝鮮戰場上麥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職。麥克阿瑟離開日本時，日本人畢恭畢敬地為他送行，這樣的場面很難想象會出現在德國。日本人還通過立法授予麥克阿瑟“日本榮譽公民”的稱號。

一位有著強烈共產主義傾向的日本律師給麥克阿瑟寫了一封信，內中寫道：

“為了日本人民的未來，（占領當局的領導們）帶來了自由、平等和仁愛的和平曙光。在他們的大力協助和認真指揮下，日本人建設了一個民主國家…為了展示對這一豐功偉績的感激之情，我們將舉行一場群眾集會，歡迎占領軍。”

這封信寫于1945年11月，距離廣島和長崎被炸僅三個月。

“解讀日本人行為的一種方法是將其看成典型的東方式溜須拍馬，既不真誠，也以自我為中心，而且很契合長久以來奉迎強大統治者的傳統。也許這層因素在起作用，但其遠未反映出歷史的全貌。我相信，這種感激之情大體上是真誠的。”

雖然許多日本人對以美國為首的占領當局主導和推動的政治改革心存感激，但是他們對美式教育內心還是五味雜陳。

《朝日新聞》曾刊登的一封初中生的來信，比較能反映日本年輕人對他們父輩立場180度大轉彎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們還被老師教導要崇拜天皇，支持亞洲的“圣戰”，可是才過了一天，老師卻教他們譴責日本封建主義，支持“德謨克拉西”。

麥克阿瑟在美國單獨占領日本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采納了美國知日派日本問題專家的意見，決定保留天皇制，并使天皇在戰后建設和平國家與民主國家中發揮精神領袖的凝聚效能。這一戰略設計既保證了日本政治體制的平穩運行，也通過設置和平憲法第九條回應了主張廢除天皇制的呼聲，將象征天皇制與戰后日本民主主義有效地“嫁接”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著戰后日本國家戰略發展方向。

美國在構筑日本國家認同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是民主國家也好，和平國家也好，都打上了深刻的美式民主的烙印，而且憲法第九條被日本國民奉為圭臬。然而，對于美國而言，給日本戴上理想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光環，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謀算，最初“盟總”民政局的“新政派”主導制定的體現和平色彩的和平憲法，更多的是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擔心日本今后重新成為美國的威脅。

然而，隨著朝鮮戰爭爆發，日本作為亞洲前沿基地的戰略位置空前凸顯，美國遂懊悔當初制定的嚴苛的和平憲法，無異于束縛盟友日本的手腳，于是又主動推動日本建立警察預備隊，也就是自衛隊的前身，一步步引導日本從實踐層面沖擊和平憲法的根基。

然而，對于日本政治家而言，由美國賦予的和平憲法成為日本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和盾牌。以吉田茂為首的政治家認為，日本國家戰略的重心在于發展經濟，不愿過多地在軍事預算上追加投入，旋即拿出和平憲法作為“擋箭牌”予以應對，旨在以“搭便車”的方式卵翼于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從而成為經濟大國。

在日本經濟實力增強和國家走向強大之后，吉田茂的繼承者則重新拾起日本的“大國夢”，日本開始走上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并舉的強國之路。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