駿馳云章——中國美術中的馬

▲ 東漢·銅奔馬（甘肅省博物館館藏）

馬為六畜之首，是力量與速度的象征，自古以來就備受人們的喜愛，更深得藝術家的青睞，其矯健的身姿馳騁于古今中外的藝術史中。早在史前時期，馬就活躍于洞窟里、巖壁上，無論是3.5萬年前德國福格爾赫德洞穴里那只猛犸象牙雕刻的馬，還是3.2萬年前法國肖維巖洞中墨線勾勒的群馬，抑或1.7萬年前法國拉斯科巖洞里色墨交融的野馬，都表明了馬幾乎在藝術發端之時，就已成為表現對象，至今不衰，中國也不例外。在丙午新春即將到來之際，讓我們來欣賞一下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之馬。

如果要感受古代先民對馬的情感，不妨到內蒙古陰山、寧夏賀蘭山等地，去領略舊石器時期巖畫上的萬馬奔騰，這些馬以鑿刻和磨刻為主，線條粗獷、造型稚拙、古樸天真。

如果說巖畫中的馬是古人試圖通過繪畫間接征服的狩獵對象，那么商代晚期殷墟的青銅雙馬、秦始皇兵馬俑中的陶馬、西漢霍去病墓前的石馬、東漢墓葬中的銅馬、唐代的昭陵六駿，則反映了馬作為軍事征服的主力，是人類親密的戰友，是古代帝國的武力象征和核心支柱。

秦漢之際，美術中的馬盡顯質樸雄渾之氣。秦始皇兵馬俑中的陶馬，均以現實中的戰馬為原型，以寫實手法表現戰馬的勇猛與威武，形神兼備，再現了秦軍鐵騎的剽悍雄風，是中國古代寫實雕塑的典范之作。

漢武帝為了表彰霍去病大敗匈奴、收復河西的偉大功績，將他的墓設計成祁連山狀，并在墓前以巨石雕成石獸，以戰馬為主，最為精彩的是《馬踏匈奴》。一匹矯健壯碩的戰馬將一個戰敗的匈奴兵踩在腳下。石雕不做鏤空處理，不做精細刻畫，而以高度概括的寫意手法，突出戰馬的主要特征，體現靜穆質樸、粗獷雄渾之美。

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數量眾多的銅車馬，包括銅馬39匹，姿態各異、靈動有致。《馬踏飛燕》是其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此雕塑表現一匹凌空飛馳的駿馬，圓渾的身軀、騰空的四蹄以及飄揚的額鬃和馬尾，將馬的動態表現得淋漓盡致。更為精妙的是，為了表現飛馬的速度，一只馬足踏在燕隼的背上，隼是和鷹一樣飛翔迅疾的鳥類，而馬卻能超越它，如此浪漫的想象力，如此卓越的創造力，令人嘆服。1983年10月，“馬踏飛燕”被國家旅游局確定為中國旅游標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其“天馬行空”般的豪邁氣概，正是昂揚奮發的時代精神之寫照。

唐代迎來畫馬巔峰，帝王貴胄好馬成風，鞍馬成為獨立畫科，名家輩出：曹霸、韓幹、陳閎、韋偃、韓滉等人，極一時之盛，創作了許多神采飛揚的駿馬。杜甫的《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和《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兩首詩就是專為畫馬名家曹霸而作，其中名句“一洗萬古凡馬空”，令人神馳。韓幹以“內廄之馬為師”，其《照夜白圖》線條挺勁圓轉，馬體健壯肥碩，昂首奮鬃，雖縛于柱上卻有騰驤千里之勢。昭陵六駿的石刻浮雕、章懷太子墓壁畫中的狩獵馬，雄健豪放、鮮活生動；唐三彩中的駿馬流光溢彩，不再有馳騁沙場的英姿，而帶著承平日久的雍容，彰顯了大唐盛世的自信與從容。

宋元明清以降，鞍馬題材不再興盛，但也代有名家，畫馬藝術在傳承中求新求變，筆墨“云章”更添文人逸趣。北宋李公麟以白描手法繪《五馬圖》，線條簡練卻形神畢現。他將神駿之姿、線條之美發揮到極致，其開創的白描畫法影響深遠，綿延千載。元代趙孟頫的《秋郊飲馬圖》，將駿馬置于秋林碧水之間，筆墨高古、意境悠遠。清代郎世寧以中西合璧之法創作《百駿圖》，馬匹的質感與立體感躍然紙上，開創畫馬新境。

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中，最為著名的畫馬名家當數徐悲鴻。他一生致力于以西畫寫實精神改良中國畫，他筆下的馬是中西融合的成功典范，造型精練、簡約傳神，他將馬的體面關系與筆墨的寫意趣味融而為一，不僅豐富了鞍馬畫科的表現技法，更重要的是他重塑了美術中馬的精神內核。抗戰時期，他創作的《奔馬圖》，昂首飛蹄、自強不息。此時的馬，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逆境奮進的旗幟。

駿馳千年，云章煥彩，在中國美術長河中，馬的形象始終以俊朗之姿馳騁縱橫，跨越時空。從巖畫的古樸稚拙到石雕的雄渾氣象，從工筆的精勾細染到水墨的淋漓酣暢，馬不僅是藝術表現的經典題材，更凝結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與審美追求。從《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投射，到“馬到成功”“千里馬”的文化寓意，美術中的馬早已超越其作為生產、交通以及戰爭工具的現實價值，而被賦予豐富的精神性與時代性。中國美術中的馬，忠誠堅毅、積極進取、自由奔放，激勵著后人秉持龍馬精神，續寫時代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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