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八月,八國聯軍的鐵蹄踏破北京城門,昔日威嚴的紫禁城,淪為一片狼藉。
徐桐,這位大清朝堂上的理學泰斗,同治年間的進士,此刻正站在自家院落的大梁下,面色決絕。
他一生信奉程朱理學,痛恨洋物,連家里的煤油燈都不肯用,見了洋人更是要以扇遮面,視作污穢。
作為頑固派的核心人物,他極力主張扶持義和團,堅信“刀槍不入”的神功能擊退洋寇,保住大清江山。
可如今,京城已破,大勢已去。徐桐沒有選擇逃亡,也沒有選擇求饒,而是懸起兩條白練。
一條留給自己,一條留給在刑部任職的兒子徐承煜。父子二人,以這樣慘烈的方式,為搖搖欲墜的清廷“盡忠”。
比起這干脆利落的自縊,徐桐臨終前的最后一道“指令”,更讓人瞠目結舌,也更藏著晚清的荒唐與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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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他躲在緊閉的宅院里,明知敗局已定,卻不愿承認技不如人。他下命令,讓手下滿城搜羅女人的私密物件。
重點是未清洗的月經帶,再摻上新鮮的黑狗血,攪拌均勻后,讓敢死隊抬著,往洋人的教堂上潑。
這聽起來荒誕不經、穢不可言的招數,在當年的四九城,卻被當作破解洋槍洋炮的“殺手锏”。
一個讀了一輩子圣賢書、身居權力頂層的決策者,為何會在國破家亡之際,將希望押在這樣的下三濫手段上?
答案,從來不是單純的迷信,而是一個龐大帝國,面對未知恐懼時的瘋狂反撲,更是對女性身體最卑劣的利用。
要讀懂這出鬧劇的根源,得把時間倒回兩個月前,回到那場讓義和團和清廷顏面盡失的西什庫教堂之戰。
那一年的夏天,北京西什庫教堂,成了庚子國變中最詭異的戰場。墻內,是法國主教樊國梁率領的守衛。
樊國梁在華傳教數十年,深諳晚清官場規則,戰前他早已加固教堂防御,囤積糧食和武器。守衛一共只有四百多人。
其中,法軍士兵僅三十人,其余都是中國教徒,手里只有幾十桿洋槍,幾門小炮,實力懸殊。
墻外,是漫山遍野的義和團民,足足有兩萬多人,再加上清廷派出的一萬多名正規軍,總兵力超過三萬。
按常理,三萬多人圍堵四百多人,哪怕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教堂淹沒,可這場仗,卻打了四十多天,久攻不下。
義和團民揮舞著大刀長矛,高喊著“刀槍不入”的口號,一次次沖向教堂,卻被洋人的馬克沁機槍成片掃倒。
清軍的土槍土炮,打在教堂的厚墻上,如同撓癢;后來挖地道、放火燒,也被教堂里的守衛輕松化解。
戰局的僵持,讓義和團的“神功”神話,瀕臨破碎。也讓清廷的頑固派,陷入了兩難的絕境。
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條,低頭認輸,承認洋人的槍炮比大清先進,承認“刀槍不入”是謊言。
可這樣一來,義和團就會徹底散伙,清廷的顏面掃地,連反抗洋人的理由,都不復存在。
第二條路,死不認錯,把戰敗的原因,歸結為洋人使用了“邪法”,只要找到破解邪法的方子,就能反敗為勝。
對于頑固守舊、從未正視過世界變化的徐桐等人來說,第二條路,成了唯一的選擇。
在他們的認知里,洋人的火器威力無窮,絕非人力所能抗衡,必然是沾染了“妖氣”,是邪術作祟。
既然是邪術,就不能用常規的軍事手段破解,只能用更“厲害”的巫術去鎮壓。
徐桐閉門不出,在家擺弄了三天三夜的沙盤扶乩,所謂扶乩,就是古人求神問卜的一種方式,被他當作“戰前調研”。
三天后,他“求”來了答案:洋人的妖氣,需用最陰、最穢的東西才能破解。而最陰穢的,莫過于女人的身體。
尤其是女人的經血和私密衣物,在當時的封建觀念里,被視為“不祥之物”,能克一切陽邪。
這套用女性身體破解邪術的把戲,名叫“陰門陣”。很多人以為這是義和團的原創,其實不然。
翻查史料就會發現,這招早已是中國古代戰爭中,屢見不鮮的“厭勝之術”,是封建愚昧的遺留。
早在明朝崇禎年間,清軍圍困錦州,明軍久攻不下,就曾讓守城的婦女,赤身裸體站在城頭上,妄圖用“陰氣”讓清軍大炮炸膛。
清軍入關后,也學來了這一套。咸豐年間,曾國藩率領湘軍攻打太平軍,圍困長沙時,也曾下令逼迫青樓女子,排隊站在城墻之上。
他們還給這種荒唐的做法,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字——“厭勝”,意為用巫術鎮壓邪祟,求得勝利。
這種做法,在我們今天看來,荒誕至極,可在當時的封建邏輯里,卻能自圓其說。
古人信奉陰陽五行,認為“男屬陽,女屬陰”,陰能克陽。洋人的槍炮兇猛,屬于“陽邪”,自然要用“陰穢”之物來克制。
更重要的是,女性在封建禮教中,本就處于底層,被視為“不潔”的象征,一旦遇到危機,就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對象。
有了徐桐這位理學泰斗的“背書”,義和團民們更是有恃無恐,開始在京城內外,大肆搜羅女性的私密物件。
一時間,京城陷入了一片混亂。團民們不搶金銀細軟,不擾商鋪攤販,專闖百姓家中,翻箱倒柜。
只要是女性的貼身衣物,無論新舊,一律搶走,尤其是未清洗的月經帶,更是被他們當作“寶貝”。
郊外的野狗,也遭了殃。團民們四處打狗,取其黑血,將狗血與搜羅來的私密物件,攪拌在一起,裝進大木桶里。
隨后,挑選出年輕力壯的敢死隊,抬著這些腥臭難聞的“生化武器”,頂著洋人的槍林彈雨,沖向西什庫教堂。
一路上,不少敢死隊隊員,還沒沖到教堂門口,就被洋人的子彈擊中,倒在血泊之中,木桶里的污穢之物,灑了一地。
偶爾有僥幸沖到教堂門口的,將木桶里的東西潑在教堂墻上,可除了留下一片腥臭和污漬,沒有任何作用。
洋人的機槍依舊在噠噠作響,炮彈依舊在呼嘯,所謂的“陰門陣”,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連一個笑話都算不上。
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從來不是這招的無用,而是無用之后,清廷頑固派和義和團民們的反應。
按照正常人的邏輯,既然血潑了、物送了,依舊打不贏,就該明白,這法子是騙人的,洋人的槍炮,不是什么邪術。
可在當時的狂熱與愚昧中,他們的腦回路,卻完全相反。法術失靈,他們不怪自己荒唐,反而怪女人“不給力”。
他們聲稱,是搜羅來的月經帶“味兒不正”,是提供物件的女人們心不誠,所以才沒能破解洋人的邪術。
就在這時,“紅燈照”這個組織,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也成了這場荒唐鬧劇中,另一個悲劇的主角。
紅燈照的大姐大,名叫林黑兒,號稱“黃蓮圣母”。她原本是天津衛的一名船家女,后來淪為風塵女子,身世凄慘。
林黑兒的丈夫,早年被洋人的輪船撞死后,她便對洋人恨之入骨。義和團興起后,她毅然投身其中,憑借著幾分膽識和口才,被推舉為領袖。
紅燈照的成員,都是年輕的女性,她們一身紅衣,頭扎紅巾,手里提著紅燈籠,行蹤神秘。
義和團民們大肆宣揚,紅燈照的姑娘們,個個身懷絕技,能“刀槍不入”“呼風喚雨”,甚至能踩著云彩,去燒洋人的軍艦。
這種荒誕的宣傳,不僅騙了普通百姓,連清廷的官員,都對其深信不疑,其中就包括榮祿。
榮祿是晚清的重臣,老謀深算,官場經驗豐富,他怎么可能真的相信,有女子能踩著云彩燒洋艦?
他之所以對林黑兒客客氣氣,甚至派人給她送禮品、送牌匾,不過是想利用紅燈照,給士氣低落的清軍和百姓,打一針“強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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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清軍和義和團,早已被洋人打懵了,急需一個“神話”,一個精神寄托,而林黑兒和紅燈照,就是最合適的人選。
事實上,紅燈照的姑娘們,根本沒有什么法術。她們平日里,干的不過是給義和團民送飯、送水、巡邏、救傷員的活兒。
可在榮祿等人的刻意吹捧下,她們被捧上了天,成了“法力無邊”的圣母,成了破解洋人防術的希望。
可一旦“陰門陣”徹底失敗,洋人真正殺進京城,這些被捧上天的女性,就立刻從云端,跌入了泥坑。
既然女人的身體,擋不住洋人的槍炮,既然紅燈照的“法術”,也救不了大清,那女人,就成了禍根。
曾經被奉為“圣母”的林黑兒,成了“妖女”;曾經被寄予希望的紅燈照姑娘,成了“災星”。
殺紅了眼的義和團民,開始把怒火,發泄在這些無辜的女性身上。有的為了祭旗,有的為了撒氣,有的甚至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
天津破城后,林黑兒不幸被俘。洋人對她極盡折磨,百般羞辱,最后將她處決,尸體被扔到護城河里,尸骨無存。
更多不知名的紅燈照姑娘,要么死在亂軍之中,要么被洋人俘獲,遭受凌辱后殺害,要么流落街頭,不知所蹤。
這就是晚清女性的悲哀:有用的時候,你是能拯救家國的觀音菩薩;沒用的時候,你就是禍國殃民的掃把星。
她們從來沒有被當作獨立的人,從來沒有被尊重過,只是被男人們,當作應對危機的工具,當作發泄恐懼的出口。
徐桐自縊后,他的兒子徐承煜,沒能像父親一樣,干脆利落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想逃跑,卻被洋人抓獲。
最終,徐承煜被明正典刑,斬于街頭。臨刑前,不知道他會不會想起,父親在家擺弄沙盤扶乩的那個下午。
不知道他會不會后悔,自己跟著父親,一起推行那套荒唐的“陰門陣”,會不會愧疚,那些因為他們的愚昧,而死去的無辜女性。
徐桐一輩子恨洋人入骨,連洋布、洋燈都不肯用,甚至不愿意和洋人同處一個天地。
他始終堅信,只要守著老祖宗的理學,守著封建禮教,就能守住大清的江山,就能抵御一切外來侵略。
可他到死都沒有明白,真正能摧毀一個國家的,從來不是洋人的槍炮,不是什么“邪術”,而是自身的愚昧與頑固。
他被逼到絕境后,拿出的最后一張牌,不是革新,不是抗爭,而是搜羅女性的私密物件,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妄圖逆天改命。
這不是徐桐一個人的悲哀,而是整個晚清帝國的縮影,是封建制度走向滅亡前,最瘋狂、最悲涼的回光返照。
晚清的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西方列強憑借著先進的科技和強大的武力,撬開了中國的大門。
可清廷的統治者,卻依舊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肯睜眼看世界,不肯接受新事物,不肯進行任何變革。
他們無法解釋,為什么曾經被自己視為“蠻夷”的洋人,會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他們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和恐懼。
于是,他們選擇逃避,選擇用封建迷信,來解釋眼前的一切;選擇用最卑劣的手段,來發泄自己的無能與恐懼。
而女性,作為封建禮教中,最底層、最弱勢的群體,自然就成了這場瘋狂游戲中,最大的犧牲品。
男人們管不住洋人的大炮,就去管女人的褲腰帶;男人們在戰場上打不贏,就想在精神上,靠羞辱女性,來找回一點可憐的面子。
他們把女性的身體,賦予了各種荒誕的意義——既能克敵制勝,又能禍國殃民。可實際上,這不過是他們自欺欺人的借口。
他們利用女性的身體,來掩蓋自己的愚昧與無能;他們恐懼女性的身體,因為在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里,任何一點“不確定”,都能引發他們的恐慌。
這場由“陰門陣”引發的鬧劇,最終以《辛丑條約》的簽訂,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落下了帷幕。
這筆巨額賠款,被分攤到每一個中國百姓身上,讓本就民不聊生的中國,陷入了更深的苦難之中。
可在史書上,記載的大多是條約的條款、賠款的數字,是徐桐、榮祿這些大官的名字,是義和團的功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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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搶走私密衣物、遭受羞辱的普通婦女,那些被推上城墻、當作“厭勝工具”的姑娘,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紅燈照成員。
她們沒有名字,沒有記載,甚至沒有一句簡單的描述,就像塵埃一樣,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她們被夾在“封建迷信”和“列強入侵”這兩塊巨大的磨盤中間,被碾得粉身碎骨,連一絲痕跡,都沒能留下。
后世的史學家,對“陰門陣”這一事件,有著極為深刻的評價。史學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寫道:
“陰門陣不是一場簡單的迷信鬧劇,而是晚清帝國,在面對現代文明時,一種嚴重的應激反應,是愚昧對文明的瘋狂反撲。”
另一位史學家戴逸,在《清史》中評價道:“晚清對女性身體的利用和恐懼,本質上是封建禮教的腐朽,是男性權力的濫用,是家國危機下,最卑劣的逃避。”
這些評價,一針見血,道破了這場鬧劇的本質。它不僅僅是一段荒誕的歷史,更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照出了人性的愚昧與自私。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晚清的愚昧與落后,更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當一個民族,不再愿意睜眼看世界,不再愿意接受新事物;當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把危機轉嫁到最弱勢的群體身上。
它的滅亡,就是必然的結局。徐桐脖子上的那根白練,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宿命,更是大清帝國,無法逃脫的宿命。
所謂的“陰門陣”,不過是這個垂死的帝國,臨咽氣前,一次回光返照般的瘋狂抽搐,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
而那些被利用、被傷害的女性,她們的悲劇,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民族的悲劇。
她們用自己的屈辱和生命,告訴我們:一個不尊重女性的社會,一個沉迷于愚昧、逃避現實的國家,終究會被時代所淘汰。
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晚清的硝煙早已散盡,封建禮教的枷鎖,也早已被打破。
我們回望這段荒誕而悲涼的歷史,不是為了嘲笑古人的愚昧,不是為了重溫那段苦難,而是為了銘記教訓,警醒后人。
銘記我們曾經的落后與愚昧,銘記那些被犧牲、被遺忘的無辜者,銘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唯有正視差距、勇于革新、尊重每一個人,才能真正強大起來。
“陰門陣”的鬧劇,再也不會重演;女性被當作工具、被隨意犧牲的時代,也早已一去不復返。
但那段歷史,那些悲劇,那些深埋在歷史塵埃中的冤魂,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因為唯有銘記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唯有正視苦難,才能砥礪前行。
晚清的恐懼,早已消散;封建的愚昧,早已被文明取代。但那段歷史所留下的教訓,卻永遠鐫刻在我們的骨子里,提醒著我們:
愚昧從來都不是抵御危機的武器,尊重與革新,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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