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政權之間的交際

就淵源來看，五代十國的政權交際，是唐末方鎮爭權奪勢、彼此交往和這一過程所帶來的力量融合的余勢。

就現象來看，五代十國的政權交際，以后梁的遣使大封四方為開始，以南唐國主以身為使而結束，期間雖不敢說波瀾壯闊，但也確有甚多可表之處。

“春秋戰國，雖或兵交，而使在其間矣。”五代雖然“戰亂頻仍”，可以說主旋律是戰爭，但也并不是時時刻刻都籠罩在戰爭的迷霧下。比如后唐明宗時期、吳越錢镠父子時期、南唐中主時期等，都有比較安穩的階段。在這些階段中，交際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交際與戰爭還有互動，即一方面交際可能會引發和推動戰爭，如李嚴使前蜀；另一方面因戰爭產生的裂痕也需要交際來彌補，如唐明宗對孟知祥的安撫，以及南唐對閩的戰與和。或者可以說，五代時期的交際，既有類似于春秋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性質，也有超脫于前者的內容和形式，更有當權者在面對復雜形勢時向春秋戰國和三國時期的“前輩”汲取經驗的例子，如錢镠和馬殷等。但從根本上來說，五代十國的政權交際是一個“新事物”，有著獨特的面貌。

因此，如果把這一時期放在“唐宋變革”與“宋初”的歷史和學術語境中觀察，很容易就會發現“表面上亂，實質是變”。雖然五代十國政權上啟于唐末藩鎮，身上總帶有一點先天性不足，“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但他們也有不可忽視的另外一面：“法度損益，歷代相承，五代雖干戈相繼，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開宋者，要不可沒。”

也就是說，五代十國不徒為中國歷史上“最動蕩、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發生劇烈而又深刻變動的時期。陳寅恪先生《鄧廣銘 <宋史職官志考證> 序》中的名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為世人所認可。而宋代文化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和突然的，五代數十年“劇烈而又深刻”的積淀或曰蛻變，就是重要一環。其“劇烈”在于頻仍的戰事，其“深刻”則須剝開戰爭的迷霧進行更加細致考察，而“交際”便是這種“深刻”之重要一端。

縱觀五代十國15個主體政權間的交往，其交際關系的類型可以分為：盟友型、敵我型、亦敵亦友型等。這種類型的多樣化，決定了交際所發揮的作用，與一個政權的三個因素息息相關：一是實力，二是形勢，三是當權者。當政治軍事實力足夠時，如果能夠很好地交通諸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王建據蜀過程、吳越錢镠時期）；如果形勢不如意，通過交際往來，也能為政權的生存和發展贏得重要機會（如南唐前中期和南漢前期）；但是，如果當權者自身不修，暴戾殘酷或者軟弱無能，則再怎么遣使貢獻、通婚媾和用間諜也是回天乏術（如幽州劉守光、南唐后主）。觀乎五代十國的幾個比較成功的“明主”，無一不是對交際與這三方面關系處理得當者，如后周世宗、吳越錢镠。所以，到五代后期，已經有人看到這其中的機竅。顯德二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樸所獻之平邊之策，上來也是先說如何利用當時的局勢：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愿為間諜，知其山川者愿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

其中的“收其才”、“結其心”、“盡其力”、“豐其財”、“阜其民”，顯然不能僅僅理解為針對后周治下的區域，而是同樣適合于指導如何對待友邦鄰國，特別是傾心順附于后周者。周世宗一直強調與南唐等地的邊境“不禁商旅”，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同時，中國“失吳、蜀、幽、并”，導致天下分裂，已經造成了“失道”的既成事實。但五代十國諸國的“分權鼎立”形勢，也推動各政權不得不拿出一些維系人心的政策——既需要維系內部人心、亦需要維系外部關系。

因此，筆者認為，五代十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符合“現實主義”政治。現實是無政府的，沒有可以俯視一切的權威來提供安全和秩序。同時，如果沒有解決它們之間爭端的權威而又公正的方法，各國就自己既充當法官、又充當陪審員、卻也是劊子手。所以，任何政權都不得不依賴于它們自己的武力以求生存和繁榮。雖然有個別首領或其臣僚有建立權威政府、一統天下的想法，如周太祖郭威；或者在禮法觀念上向該方面靠攏，如李克用，但那不過被稱為“野心”罷了。決策者制定和施行政策的出發點，依然是“國家利益”。

如果單純是這樣的話，乍一看五代十國實在無可調和的余地，活該呈四分五裂之勢。然而這僅僅是就歷史的個體而言。從時代大勢、以及這些政權個體行為交織的過程來看，卻透露出整合的趨勢。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說，“人類如果不改變其生存方式的話就會滅亡”，同樣的，歷史如果沒有自我調節的能力，亦難免流于消亡。

消亡，是無論上至皇帝、中至國王（藩鎮）、下至士民，都不愿看到并極力避免的。因此，在似乎無休止的戰爭之外，他們又或自發、或自覺，或主動、或被動地發生了傾向于“和平”與“統一”目的的行為，這就集中體現于政權交際。這一點頗為符合“超穩定結構”理論所說的“某種穩定的分裂割據局面”，即“社會上存在著幾個相對穩定的相互交戰的小國，已不像大動亂時出于完全無序的狀態”。這種狀態通過小國割據和戰爭，會產生調節力量，從而“在分裂割據的基礎上實現統一”。很明顯，交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調節力量。

無可否認，五代十國政權中的大多數人仍然秉承“實力造就權力”（達爾文定理的社會延伸）的理念，爭斗不已。這樣一來，交際或許只能是五代十國的一個“非主流”行為了。但如果從實際情況考慮，爭斗毋寧說更多的是一種無力回天之后的選擇。現實是分裂的、無政府的，但卻存在統一的、有序的理想或曰潛意識（又可稱之為“歷史因子”），這就是五代十國政權交際發生的背景和狀態。

國家和政權，似乎不應該從道德立場上考慮問題，從而禁止或阻礙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政治行為（甚至包括戰爭），因為它在道義上的第一原則便是生存。而大家都要生存，這就勢必衍生出“現實主義”政治的另外一端——“均勢政治”。均勢政治最重要的一點是多級平衡原則，它要求：一，反對絕對的霸權（或強大同盟）；二，增強和維持自身實力；三，不毀滅（保持體系穩定）。從五代十國各政權的實踐來看，很好地體現了該原則。整個體系（政權并立）——體系維護者（每個政權）——個人（使節等），構成了一個動態穩定系統。

“真正的亂世”之含義在于，誰都不知道天下要走向何方。但五代十國最終由郭威、柴榮包括宋太祖這樣一群人，代表所有的當權者（當然包括臣民的意愿）選擇了一條道路，那就是（走向）統一。這種選擇就反映在以他們為代表的歷史人物所主導的交際活動中。

當然，一個個體影響時局和歷史發展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五代十國所謂亂世，“民心所向”只不過是一種徒有其表的托辭罷了。當時的人物發揮影響力，主要有三種方式：擁兵自立；擁立新主或依附權貴；下詔、上書。無論哪種方式，都是兵權至上。但若為穩定和長遠計，執政者就不得不考慮多方面的均衡——外事與內政關系、經濟與軍事策略等等，這就構成了“交際”的基礎。

在此基礎之上，政權之間的互動，等于展開了一幅個性鮮明、“走向再造”的歷史圖畫。關于五代十國交際的歷史作用，和其中蘊含的統一因子（或力量），鄧小南先生的觀點可以提供很好的啟發：“五代時期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過渡性。它是一個破壞、雜糅與整合的時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鎮割據局面脫胎發育而來，同時又為打破長期僵持之局面創造著條件；它是‘禮崩樂壞’的時期，同時又是大規模整理舊制度、建設新局面的時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時期，同時又是走向新層次統一時期。”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參照，如果說唐末藩鎮割據最為鼎盛時期，各地方的嘩變、叛亂、擁兵自立、相互攻伐者，“他們幾乎都出于個人的野心和對抗，而不是為了宏圖偉業”的話，那么經過一兩百年社會形勢的變化，很明顯到五代時期特別是中后期，已經不再如此了，甚至這句話完全可以倒過來說。

如果再回歸到問題本身，五代十國各家從“唐王朝控制下的政權”到“各自為政的政權”，自主性無疑是增強了，但與之伴隨的是新的制約關系也就此形成。無論政權大小、勢力強弱、“正統”還是“僭偽”，交際行為都存在著利用（或鉗制）對方、乃至由此牽扯出的第三方第四方乃至第N方的意圖。所以，從五代十國政權交際的事實來看，到底有無真正的“友好睦鄰關系”或許應該是一大疑問。

五代十國整個的交際行為，可以說時刻籠罩在一個前提之下：契丹勢力的影響。五代雖無明顯的“華夷大防”之說，然而自契丹滅后晉，中原人心還是為之一震。可以說，中原對于契丹的交際期許，走過一個借助（后梁、后晉）——擺脫（后唐、后漢）——抗爭（后周）的過程，這一過程從而成為了五代交際恩怨的一個大環境。而契丹政權本身也并未滿足于僅僅做一個旁觀者，大大小小的事件多少都與契丹發生聯系（如南唐、吳越遠交契丹）。當然契丹政權對于五代十國政權交際下涌動的統一力量，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破壞還是推進，是值得設立專門話題進行評估的，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贅述。至于南方諸國，在與中原政權的周旋之余，也從未斷絕與外邦的交往，如楚對南方諸蠻的收服，南唐與高麗、交趾，南漢與占城，尤其是吳越國，借助其航路之便，大興海外交際，其與日本的往來還成為一個重要研究課題，又自當別論了。

毋庸諱言，這些行為在綏遠番外、文化傳播、海外交流與貿易等方面是很有意義的。某種程度上說他們都代替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的某些部門）行使了相關職能，在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構成了五代十國政權交際的協奏。

五代十國各個政權的這段歷史，完全可以看做是一個緊密聯系而又互相制約的整體。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說的話，歷史的動因如一座爐火，五代時期的54年猶如火上的一口大鍋，鍋中的五代十國政權如一粒粒米，而交際則如無處不在的鍋中水，在爐火的加溫下，催動米粒上下翻騰、相互碰撞、彼此黏合，最終每個米粒都不再完整，但卻成為一鍋熟粥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五代十國時期全圖，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以下列出南方政權中吳/南唐、吳越的交際概況。

吳和南唐

吳和南唐前后相遞，雖歷二姓，但基本實現了平穩過渡，在十國政權中極為罕見，也決定了二者不能分開而論。

楊吳的交際地位

吳的建立者楊行密（852–905年），可以說是南方諸國最早的開拓者之一。當時的北方有朱溫、李克用、李茂貞、魏博羅氏、幽州劉氏等人爭奪正酣，南方無暇顧及。楊行密利用這一空隙，打敗孫儒的亂軍，在與兩浙節度使錢镠、江西節度使鐘傳、武昌節度使杜洪、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等人的爭奪戰中，逐漸站穩了腳跟。到了天復三年（903年），楊行密就開始轉變策略，謀求與周圍勢力建立良好關系，以求長期穩定發展。如當年四月，楊行密遣使見馬殷，請為兄弟之約，并讓馬殷與朱全忠絕交。雖然被拒絕，但楊行密仍然堅持示好，將一直留在麾下的馬殷之弟馬赍厚禮遣歸湖南，再次表達雙方建立通商關系的想法。此舉令馬殷大喜。當年十一月，楊行密部將田頵叛亂，楊還求救于錢镠。

對于五代時期出現中原王朝與南方多個政權并存的形勢，楊行密起到了重要作用。淮南的穩定，足以抵抗中原勢力的南下，而將身后更寬闊的縱深留給了其他政權，使之贏得發展機會。正如前輩史家所言：“這個鎮（淮南）的存在，阻礙著北方勢力進入南方，使統一成為不可能。但占據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晉、漢，都是野蠻統治者，如果進入南方，只能給南方民眾帶來更大的破壞和痛苦，因此淮南鎮隔離南北，在當時是有積極作用的。”這種作用和形象，其后一直伴隨著楊吳和南唐（前中期）的交際。

907年，朱溫醞釀著做皇帝的同時，楊吳內部也發生了變化。當年正月，徐溫聯合張顥翦除了襲吳王位的楊渥勢力，開始掌握軍政大權。雖然經歷了一番內部動蕩，但很快穩定下來，并扶植了新的吳王楊隆演。之后，朱梁在天祐五年（908年）、天祐十年兩次對吳戰爭中均獲失利，還損失了徐州王殷、延州朱瑾等將領和地盤。這樣的結果，與楊吳為了獲得支持，轉而交好于晉王與岐王是分不開的：908年，弘農王楊隆演遣軍將萬全感赍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直到兩年以后的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楊隆演才正式行用吳王封號。順義元年（921年），吳還和前蜀一起“屢以書勸晉王稱帝”。

順義三年（923年），李存勖滅梁時，曾邀吳出兵北渡淮河夾擊后梁，但徐溫采取了觀望態度。等到后唐建立，徐溫恐怕后唐征討，但其臣屬嚴可求卻說：“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徐溫這才放心，而且采用嚴可求的謀略，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十月，后唐遣使稱詔至，吳主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箋表”。

單純從這一條交際材料，看不出吳當時的策略具體有什么高明之處，但如果與出兵全力助唐的李茂貞對比來看，顯然未發一兵一卒的吳所獲得的地位更高一些。吳與后唐的第一次接觸，顯得有些虛張聲勢，需要繼續穩固交際成果。所以緊接著派出使者入后唐進貢，并查探其朝中情況。十二月，司農卿盧蘋帶著禮物來到洛陽，“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這一下徐溫放心了，隨即大膽地又遣張景報聘（賀登極），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此后，吳對后唐頻頻貢獻，計有：順義四年三月，遣許確進郊天銀等；八月，遣雷峴貢新茶；十二月，遣使貢獻；順義五年閏十二月，遣雷峴賀正禮幣；順義六年二月，遣使賀平蜀等等。以安撫對手，并終于“待”來了后唐的內變。而借助這樣的方式，吳在幾年之內很好地實現了“保境安民”的目標。

正因如此，李嗣源上臺后，仍然保持了對吳的友好。但這一切在乾貞二年（928年）被后唐權臣安重誨給破壞了。史載：二月庚辰，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實際上這件事并非后唐單方面撕破臉皮那么簡單，背后還牽扯了荊南。順義六年（926年）五月，高季興上表求夔、忠、萬三州為蜀郡，后唐詔許之；八月，高季興即上言三州不除刺史，以子弟為之，朝廷不許；次年（即乾貞元年）二月，高季興于半路劫殺魏王繼岌派遣送蜀中珍貨入京的押牙韓珙等人，掠取金帛四十萬。朝廷詰問，高季興說：“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唐明宗怒削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伐。劉訓等人大軍至，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以水軍救援。就這樣雙方結下梁子。隨后吳照常例遣使供奉新茶等，后唐不再接受，還遣還其使者。自此以后，吳與中朝的來往告一段落，一直到937年徐知誥代吳建南唐，不再通問；而吳的交際重心也轉而面向南方其他政權。

對于同時存在的吳越、閩、南漢、荊南、前后蜀和楚，吳政權基本上都有往來。其交際形態分為三類：一是切近的吳越、楚，既有遣使往來，也有將士互相叛亡；二是比較遠些的閩、南漢，則以禮節性交往為主；三是前后蜀與荊南，能夠保持友好，遇事不僅能夠協商，還有出兵援助的時候。

南唐的交際階段

南唐建立后，在地域上，南接南漢，西近荊南，東臨閩越，除中原政權外，可謂“隱然大邦也”。就對南方諸國來說，其中南漢、閩仍然算是其聯盟伙伴；滅楚是為了保障面對中原政權的前沿陣地；后蜀有地理之優勢，荊南又能夠受中原政權保護，所以也能延續之前關系。但南唐的實力畢竟還是有限的：“像南唐、吳越之節度使，多數唯領一郡兵甲錢糧，與州刺史幾無二致。故多能受制于中樞。其間雖亦時有作梗者，而究其起因，或挾契丹之聲勢，或得兩川之救助，或多恃淮南之奧援，皆非由于實力膨脹所致。”

所以，南唐終其一生都非常重視一條對外政策，那就是“與契丹相結，與之共制中國”。但此舉的目的不是像石敬瑭那樣引狼入室共分天下，而是為了保持既有的安定局面，或者說是為了“和平”：“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后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余，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顯德三年二月淮南之戰中，李璟遣使入后周求和時，周世宗曾對使者鐘謨、李德明說：“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于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舍華事夷，禮義安在？”說明南唐與后周一直接不通往來。

因此可以看出，南唐建國后的對外策略是既不奉中原正朔，亦不與其交往，而是將重心放在了和南方諸國的交際方面。從記載來看，南唐所進行的交際活動還是比較頻繁的。

參以相關史實，可以將南唐的對外政策及交際行為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李昪承楊吳。 先看李昪以吳越、閩、楚三個政權為例分析當時形勢：“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后，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愿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嘆，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為蔽障者也。”

由此，南唐定下的政策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嘆，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當時的中原政權后晉已經與南唐交惡，局勢似乎又回到了楊行密、徐溫面對后梁的時代，所以李昪不自覺地沿用了前輩的智慧策略（當然也與上述其本人“尚和”的態度有重要關系）。

在李昪在位七年間，南唐與各國關系達到了最好時期。先是李昪遣使至南漢、閩、吳越、荊南告即位，各國均有回使，連后蜀也主動來賀；然后南漢、閩等國每年仁壽節（李昪生辰），都有遣使禮賀的記錄。尤其是對吳越，還有兩次幫助救災的行動。一次是昇元五年（941年）七月，吳越國府署大火，損失重大，連吳越王錢元瓘都因驚懼而發疾。當時“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周其乏”；一次是同年吳越發大水，很多災民涌入南唐境內就食，李昪也“遣使賑恤安集之”。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么呢？“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讓南唐更加強盛，而且形象也更加趨于正面。

第二階段，李璟不守。 保大元年（943年）李璟即位，是為南唐元宗。李璟在位的18年（943–961年），交際上使南唐全面走向沒落。

李璟即位第二年（944年），就因為擅自干涉閩的內部爭斗，而與閩絕交：“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結果還引來了戰爭，因此但獲利最大的卻是吳越，還因“連兵福州”，失掉了北上的大好時機。接著，又因為接受馬希萼的請求，參與到楚的內亂中，得不償失；最后，因為楚國得罪后周，節節敗退，開始流落到割地納貢的地步。

南唐一敗于閩二敗于楚三敗于周，而分別使吳越、劉言、柴榮得利。李璟的錯誤，似乎就是為了證明李昪對外政策的重要性和正確性。而李璟拋棄李昪的既定政策，不僅損耗了自身，還打破了南方難得的平衡格局。從保大四年（946年）十一月南唐攻福州時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政權的走向了：“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嘆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果不其然，十年之后，李璟便對后周稱臣，并去國號，重新淪為藩鎮。此一階段的南唐，雖然底蘊深厚，但一則改變了交際政策，牽一發而動全身，二則統治者自身的缺陷，即便是再怎么縱橫捭闔于諸國之間，也是回天乏術了。

應該說，宋代以前，南方相對是比較落后的，人力、物力、財力都不如北方，因此南方任何一個政權都不具備統一的實力。南唐便號稱強大，也不具備此等實力。因一個小閩國而導致內庫空虛、意圖吞并湖南而又不能全有之，就是明證。回頭再看，南唐國力強盛，正是開疆拓土的好時機，但它沒有北上反而南下，先把矛頭對準閩、楚的戰略是有問題的。因為從地理上講，南唐得到了閩地，還需要面對吳越；得到了楚地，則會被后周、吳越、閩、南漢、后蜀四面包圍，更加不利。所以這時候再談對外交往，已是晚了。

第三階段，李煜以身為使。 最后，收拾殘局的后主李煜得到國主的位子時，形勢早已經是以小事大的“一邊倒”了。南唐重新成為中原藩鎮而且變成了軍事實力上的弱鎮，根本不存在平等或對等意義上的交際了。南唐對北宋“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而據《宋史》所記，南唐所上供奉極為頻繁，且數量多、份量重、使者規格高，的確如同書《李煜傳》所言：“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即更以買宴為名，別奉珍玩。”直到975年（宋開寶八年，南唐乙亥歲）正月，李煜作為最后一名“使者”入汴京，南唐亡。最后李氏可以說以國主身份親自作為“使者”入朝，成為南唐交際的謝幕者，令人扼腕。

吳越

吳越錢氏的交際策略，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是“尊奉中原，連橫諸藩，對抗淮南”。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吳越的開創者錢镠本人對于當時形勢的認識，和據此進行的選擇：

“天佑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稱蜀，邗溝楊氏稱吳，南海彭城氏稱漢，長漢王氏稱閩，皆竊大號，或通姻戚，或達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洎書疏等，勸王自大，王嘗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偽平賊，承天子疇庸之命，至于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隨波于爾輩也。’皆卻之不納，而諸國之主無不咸以父兄事之。”

這番話基本奠定了吳越政權的交際格局，一方面是因為錢镠此語可謂經驗之談，另一方面是錢氏子孫繼承貫徹地比較好。諸國之主雖然因此以錢氏馬首是瞻，但這一經驗是不是符合別的政權，卻是另當別論，況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對錢氏“以父兄事之”，比如吳和南唐。

吳越政權延綿較久，以交際方略的穩定性而論，是南方諸國中最高的，所以在對它的認識上可以打破時間順序，而分成幾個剖面加以梳理。

與中原政權的臣屬關系。 錢镠作為浙東首領，是唐朝授節鉞的一方節度，唐末一直作為中朝的“正統”節鎮面目存在。如其對于韓全誨劫唐昭宗入鳳翔事件的態度、對董昌叛亂的態度，表明他始終以忠于唐朝的臣下自居。按照常理，錢镠似乎應當對朱溫篡唐持抵抗態度，但實際情況卻非如此。開平元年四月朱溫即位后，即遣使赴各鎮“宣諭”，來到吳越的使者為上金吾衛將軍石彥辭、刑部郎中薛昭序。當時梁祖代唐的消息傳到南方后，有人勸錢镠“拒之”，而錢镠說：“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錢镠引用古人之言為喻，而狀自己之心態，此事值得稍加注意。

“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之語，出自《三國志·孫權傳》，是為黃初二年（221年）孫權遣都尉趙咨使于魏，魏文帝曹丕借機探問孫權的情況，趙咨在回答中描述孫權是“雄略之主”時的最后一句話。不難看出，趙咨此番言論，既是褒揚（或曰吹噓）孫權，也是恭維曹丕，是有一些溢美成分的。要真正理解這段話，還要結合時局。當時的情況是，曹氏建立西魏，劉備也在西蜀稱帝，一時冒出兩個“陛下”，東吳內部對于尊奉哪一個也有爭議。這與錢镠之時北有后梁、南有楊吳、內部意見也有分歧的境遇何其相似！則孫權當時的心理一覽無遺：選擇事魏的背后，是有一系列謀劃在內的，通過先卑后踞等運作，最終目的是為了達成自己的“僭意”，也就是陳壽在其傳末“評曰”所說的“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孫權自然不會明言“其略”究竟如何，但其后來的行為卻作出了最好的證明。錢镠要做孫仲謀，恐怕也是出于類似的心機，有自己的“小算盤”。錢镠既然沒有孫權那樣歷經兩代（孫堅、孫策）“累世之業”的基礎，而是以其為“殷鑒”，要做開拓者，恰好后梁（等中原政權）又能幫助自己對抗近在咫尺的楊吳勢力，所以選擇侍奉中朝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錢镠的選擇，使吳越雖然是相對獨立的王國，卻建立了終其一代對中原五朝的臣屬關系（入宋后性質才改變），雖中間略有波折，但最終卻是如歐陽修所說“錢氏自五代以來，知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至于這種臣屬關系的內容，有學者總結為五個方面：“第一，承認中原政權的天子為惟一合法的天子，尊奉其正朔，秉行其政令。第二，藩鎮節帥必須由朝廷任命。第三，藩帥在京師中設置進奏院，委派進奏官，向朝廷匯報地方事務。第四，朝廷在藩鎮統內設置監軍使院，委派監軍使，對其政務進行監督和干預。第五，藩鎮負有交納賦稅與遣使朝貢的義務。”

除了個別內容在不同的朝代略有差別之外，這種描述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如朝貢一項，據筆者統計，自開平三年（909年）四月，至建隆元年（960年）三月，52年間，吳越對于中朝共有30次上貢。中朝對于吳越的封冊、官職不斷，使吳越錢氏很好地做到了“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待遇比楚王馬氏似乎又高。當然，錢氏的供奉也比馬氏勤，更比其他人豐厚，從《吳越備史》所載，及《十國春秋》整理的內容來看，動輒金銀幾千，實在是旁人難以相比的。這種做法自然贏得了中朝的嘉許，如《舊五代史》所言：“镠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興以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

吳越對中朝遣使上貢的細節無須贅述。如果從宏觀上把握吳越與中朝的臣屬關系的話，我們會發現，每一次中原政權的嬗代，都會伴隨著吳越敵友的相應轉變：吳越奉后梁，篡權的敵人變成了盟友，而原來共同“討賊”的晉王、岐王等變成了敵人；奉后唐，則原來的敵人變成朋友，吳、蜀等對抗中原者變成敵人；事后晉后漢，結交了新朋友外族契丹的同時，又加深了與南唐的對抗；稱臣后周，北漢、后蜀又變成新的敵人；至于其他諸國如南漢、荊南、閩、楚，也有相應的微妙變化。總起來說，吳越在頻繁地將弱小的朋友變成敵人的同時，又不斷地將相對強大的敵人變成朋友。就是在這種敵友轉換的過程中，吳越反而能借機自立達86年之久（893年–978年）。

與吳和南唐的恩怨。 錢氏與楊氏的恩怨，要從光啟年間說起。當時，孫儒、楊行密與錢镠三人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常州（今江蘇常州）、蘇州（今江蘇蘇州）一帶混戰，你爭我奪。但當時錢、楊二人對于叛賊孫儒還帶有朝廷命官的“正當性”，所以經常為了共同利益聯合起來打敗孫儒。據史載，此階段錢镠楊行密至少有兩次“合兵”之舉，第一次在大順二年（891年），結果是由錢镠占領了蘇州一帶；第二次是景福元年（892年），結果是楊行密取得了宣州（今安徽宣城）的控制權。后來形勢變化，孫儒的大部分軍隊歸了楊行密，錢、楊之間的緩沖地帶消失，成了正面對手。而錢镠還需要同時面對董昌的勢力，雙方自此互相提防。乾寧二年六月，錢镠奉詔起師討伐董昌，八月，董昌求援于楊行密，楊行密兩次遣將圍困和攻打姑蘇等地以應。這次事件導致二人罅隙更深，成為此后兩家“世仇”的淵源。

但是，錢镠滅掉董昌后，已無余力再加開拓；楊行密奄有淮南之初，也忙于處理內部一些將領的反叛。這就決定了二者之間的關系雖然緊張，卻也不是一味的劍拔弩張，而是有和有戰、有疾有緩。要厘清吳越與吳乃至南唐的交際，對此前背景不得不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天復元年（901年），楊行密派李神福攻打臨安，擒錢镠麾下大將顧全武；第二年夏四月又將其送回以示好，“淮人以顧全武、方密歸我，王亦以秦裴報之”。此番一來一往，打下了良好的感情基礎。天復二年八月，兩浙發生徐綰之亂，錢镠猝不及防，被叛軍進入內城，限于極其被動的境地，不得已遣剛剛自淮歸來的顧全武求救于楊行密。

這段記載告訴我們：一，錢、楊在對待孫儒一事上如前文所述立場相同，這是二者交好的基礎；二，顧全武被擒住了一回，也算有失有得，起碼對楊行密有了深入了解，才能拿出建議公子同行的計策；三，從行文上看，錢镠并無任何阻礙或不情之意，說明情況的確不容樂觀，而能給自己幫助的只有知己知彼的老對手；四，錢元瓘（887–942年，初名傳瓘）之行，兼有為質和求婚的雙重意義。

此番求救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后來楊行密親至田頵營中，經過一番言辭，后者罷兵，錢氏政權避免了一次大危機。次年九月，田頵、安仁義又叛于淮，楊行密請與錢镠同興師討之，錢镠即投桃報李，派兵為援。結果安仁義被擒，田頵陣亡。戰事落定之后的天復四年三月，“王子元瓘與所聘楊氏至自淮南”；八月，楊行密派人押送徐綰給錢镠，錢镠殺之。

以上史實，說明了錢氏、楊氏之間前期關系的一種形態：戰中有和，交、戰并存。到底是交是戰，基本完全取決于當時雙方的利益是否受到威脅，以及威脅的程度有多高。

但是，吳越錢氏（包括湖南、福建、廣州等政權）與楊行密之間還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即前者是最早朝廷任命的一方節度，是有根據地、有軍政財權的“官方”；而楊行密卻是從一介武夫做起，經過無數次戰爭才得以立足的“盜賊”。雖然五代有些武力唯上的意味，但以出身論，兩者還是有天然的對立性。而且，楊行密表現出的攻擊能力也非同一般。從光啟三年（887年）末楊行密起事，只有最初不足萬人的軍隊，到乾寧三年（896年）楊行密“全有淮南之地”，不過才用了十年。因此，楊行密給錢镠、馬殷乃至中原政權（朱溫）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進一步決定了它們之間的交際關系面貌。

905年楊行密死后，雙方首腦之間的“情義”不再，加上楊吳內部權柄逐漸落入外姓徐氏手中，局勢再次發生轉變。進入五代，雙方在內部權力穩定之后，走向了一個以沖突和戰爭為主的階段。從開平三年（909年）到貞明五年（919年），吳越與吳之間比較大的戰爭就有8次。戰爭的結果互有勝負，雖然其中還穿插有后梁的參與，但始終無法打破楊行密在時與錢镠相爭的邊界，使雙方認識到戰事的無益。所以貞明五年八月，雙方互相遣使求和，“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镠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樂業者二十余年。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镠書，勸镠自王其國；镠不從”。這次和好不僅使兩國關系走向正常，而且意義非常之大。對吳–南唐的好處自不必說，對吳越的影響也非常深遠：初步實現了錢镠弭兵求發展的設想，奠定了吳越國物質富有的基礎。雖然后來的同光三年（925年），錢镠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于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瑫還，但“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此一例證明，和平交際對于相鄰的政權來說，比戰爭與沖突更符合雙方利益。可惜這樣的情況在五代十國中比較難得。

接下來吳越交際的主基調，便是伴隨其命運終結的進程——與南唐的和戰。

自919年錢镠與徐溫言和休兵后，雙方往來不絕。后來錢镠、錢元瓘去世，當時的吳和南唐都有遣使吊祭。但中間關系也有隨時變壞的可能，如天成元年（926年）三月，“吳越王镠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后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镠勿見，镠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镠疾瘳而止。”

事實上，吳越和南唐的關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南唐統治者的態度如何，所以二者關系的一個重要表征是隨著南唐對外交際階段的變化（如上述南唐部分）而變化。當然，吳越一方也不是完全被動的。錢元瓘時期，也曾遣使勸李昪即位；在后者即位之后又遣使相賀。后來錢弘俶也曾趁南唐攻打閩和參與楚的內亂之機，出兵搶奪地盤。但這種小范圍的沖突本就有之，加上當時后周剛建立，對南方的經略尚未提上日程，所以仍然不足以打破雙方相對抗衡的狀態。廣順二年（952年），錢弘俶曾遣間使請后周出兵奪取南唐之地，“言覘得淮南去年興兵取湖南七州，近又以眾于郴連屯守，欲攻容桂，當道調發兩路進軍，水取漳、泉，陸取汀、建，望朝廷即出天兵以為犄角之勢”。后周沒有答應，說明了當時形勢并不可為。然而這段話卻顯示出另一個重要信息：吳越對于南唐是有取而代之之心的。另外一段材料，可能是吳越統治者的心里話。天成四年（929年）九月，安重誨因烏昭遇使吳越失禮而責錢镠，次年其子錢元瓘上表自述其情時，曾說：“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盟，十翻九覆，縱敵已逾于三紀，弭兵才僅于數年，諒非唇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

這番話雖然有向后唐邀功并兼具威脅的意味（因為自己對抗淮南有功），但“腹心之疾”的定位，不能不說是吳越與中朝對淮南政權的共同判斷。

局勢的真正轉機，來自顯德二年（955年）十二月，周世宗征淮南之役，吳越出兵助陣。此番出兵的影響當然不能單就出兵而論，而是應當與后續事件的發展兩廂觀照。顯德五年（958年）三月，后周攻下壽州，南唐被迫講和，讓出江北之地，淮南之役至此告一段落。就整體而言，淮南之役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我們認為淮南之役是五代政治格局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中國的重新統一雖然完成于北宋，究其源頭，實發始于淮南之役。”單就對吳越國的影響而言，更有值得推究之處。

吳越出兵助陣，不僅僅做了一枚“馬前卒”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從此身不由己地被拉進了對南唐的戰爭，從而也被拉進了“被統一”的進程。這表現在：一，吳越在后周面前的地位有所變化，雖然錢弘俶仍然是“天下兵馬都元帥”，但卻讓自己的軍隊轉而為周所指揮。二，北宋代周后，這種關系順承下來。建隆元年（960年）宋討揚州李重進，吳越出師接應；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伐后蜀，吳越出兵相助；一直到開寶七年（974年）十月，北宋征南唐，吳越與其聯軍，等等。

尤其吳越隨北宋出兵之事，為宋人早有預謀之局。《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五開寶七年八月條云：“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而實際上，吳越在南唐滅亡之后的命運恰恰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為南唐滅亡后的第三個月（975年二月），吳越國王便親身入開封朝覲。對于此事，宋人魏泰《東軒筆錄》卷一載：“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后，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如此說來，吳越顯然早已落入中原政權討平的視野之中而渾不自知罷了。如果由此再回顧到吳越最初的出兵助后周，被迫面對與南唐的戰爭，不過是前門拒狼、后門入虎；而北宋（后周亦然）則是驅吳越之犬、捕南唐之兔。兔死狗烹，其可知矣！

與其他南方諸國的關系。 吳越與吳和南唐之外的南方諸國，都保持了比較良好的關系。究其原因，還是出于對吳–南唐加以遏制的現實需要。其中與南唐接壤的閩、楚表現最為明顯，稍遠一些的南漢、荊南、前后蜀在其次。

吳越與閩。 同光三年王審知去世后，閩國諸（弟）子爭斗，造成長期內亂，吳越幾乎變成了收留王氏諸子和叛將的避難地。這種情形不斷發生的基礎應當是來自于貞明二年（916年）吳越與閩的通婚，“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珦逆婦于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自此以后，從閩國逃歸到吳越避難或求救的有：長興二年（931年）四月王延稟之子王繼昇、王繼倫；清泰二年（935年）十月李仿之部眾；天福四年（939年）七月王昶宸衛都余部；天福五年二月、開運二年（945年）三月王延政兩次求救；開運元年三月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求援；閩滅亡之后留從效與吳越聯系密切；開運三年六月李仁達派徐仁晏、李廷諤出使吳越求救；天福十二年（947年）李仁達派其弟李孺赟至杭州朝見，七月李仁達覲見吳越王。

單純一樁婚姻建立起來的關系，就能讓吳越對閩如此照拂嗎？而且前述錢傳珦所娶之婦當為《十國春秋》所言之“太祖女某郡主”，是王審知的女兒，那么錢氏也應當只幫助王審知的直系親屬，而不該接納其臣下，更遑論叛將，總之似不應如此“寬容”。

出現這種情況，只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錢傳珦本人“驕恣不法，文穆王廢為庶人”，后因同錢元珣作亂被殺，從此與王氏的姻親已斷，自然不用顧慮太多。二是吳越有意為之，即采取“無論誰當權都支持”的交際策略，一方面維持閩政權的存在以牽制南唐，另一方面讓閩國在內斗中消耗自己，客觀上造成對自己兩方面都有利的局面。從最終結果來看，閩滅亡后吳越比南唐獲得的利益還要大（如天福十二年獲得福州的控制權等），也證明了這一點。（節選自張榮波博士論文《五代十國政權交際述論》，2014年）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責編：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