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宇：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回顧與展望

以下文章來源于中國法律評論，作者賈宇

賈宇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和國家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對于我國刑事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2025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再次強調“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這是黨中央立足于新的歷史方位，對我國如何更為科學有效治理犯罪提出的更高要求。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有必要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系統總結與回顧，在深刻把握政策本質要求和內在規律的基礎上，推動實現政策貫徹實施的科學化和精準化。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發展沿革

2005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首次將寬嚴相濟作為獨立的刑事政策提出。該項政策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實踐依據，是對我國維護社會治安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形成過程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與時代精神相融合的社會治理方略，其形成有著特定的演進過程，經歷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嚴打’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發展階段。

1. 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

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由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提出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對敵斗爭策略演變而來。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正式提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把政策適用范圍從反革命犯罪擴大到各種類型的犯罪。這也意味著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正式成為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刑事立法、司法活動逐步恢復。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作為我國刑法制定的主要依據之一，被寫入1979年刑法之中。實際上，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包含了寬嚴相濟的精神，強調對犯罪不能單極化處理，而要采取分化瓦解、區分處理的策略。

2.“嚴打”刑事政策

20世紀80年代，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各種犯罪活動猖獗，刑事案件發案率急劇上升，重大惡性案件明顯增加，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簡稱“嚴打”刑事政策）出臺。從1983年改革開放之初至2001年，我國共開展三次“嚴打”斗爭，對刑事司法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司法機關從重從嚴懲治犯罪的觀念。

從實際效果看，“嚴打”刑事政策在實踐中確實起到遏制犯罪增長、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為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保障。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單方面強調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寬大的一面容易被弱化或忽略，導致社會治理對刑法過度依賴，因此，有必要根據社會發展情況和犯罪的新趨勢、新特點適時調整犯罪的治理策略。

3.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2004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將寬嚴相濟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并列表述。2005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將寬嚴相濟作為獨立的刑事政策提出。2006年，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被寫入《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中。

2008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將“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表述修改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要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上升為法律制度”，該文件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提供了明確依據。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在合理性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中央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背景下提出的一項重要政策，對于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犯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不是對“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嚴打”等政策的簡單取代或否定，而是在遵循犯罪治理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對二者的繼承和發展。

第一，寬嚴相濟符合犯罪治理的一般規律。刑事政策是國家打擊和預防犯罪的總策略、總方針。由于犯罪會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變異，刑事政策的制定也需要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犯罪的總體態勢等予以適時調整，以更好地實現犯罪治理與預防的總體目標。

刑事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動態適配，唯有因時而變、因勢而定，方能精準回應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犯罪治理的客觀現實需求。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還是改革開放后的“嚴打”，都與當時的社會治安形勢與犯罪治理需求相契合，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效遏制了犯罪高發態勢，維護了社會穩定，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安全環境。

需要強調的是，寬嚴相濟是對既往刑事政策的繼承與發展，它既吸納了“嚴打”政策對嚴重犯罪應有的威懾效能，又發揚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中寬大政策的人文關懷，回應了社會對犯罪治理的現實需求。它采取分化瓦解、寬嚴得當的差異化處理方式，以實現打擊少數、教育挽救大多數的目標，彰顯了對犯罪治理一般規律的科學把握，推動了我國的犯罪治理從傳統犯罪的簡約治理到經濟轉型時期的綜合治理，再到新時期的犯罪協同治理模式的轉型和升級。

第二，寬嚴相濟有利于實現多元價值平衡。現代法律具有多元的價值追求，社會治理也需要兼顧自由與安全等多重目標。刑事裁判和犯罪治理絕非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邏輯推演或單一價值取舍，而是需要精準把握的利益平衡藝術。

科學合理的刑事政策也需要在犯罪治理與社會治理的多元價值目標中尋求平衡，既要實現懲治犯罪、預防犯罪，也要加強人權保障、促進社會和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超越了傳統“懲罰—威懾”的消極預防理念，強調寬嚴得當、區分處置，通過罪刑相當、公正公平的判決，“引導公眾形成規范意識和對法的認同”，以推動全民守法為目標，實現對犯罪的積極預防。

此外，寬嚴相濟的重點在于寬與嚴的“相濟”，要求刑事判決不能僅追求法律效果，還需敏銳洞察個案背后的社會情理、時代背景與公共利益，站在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對立、促進社會和諧的角度處理相關案件。這種在法治框架內對社會多元利益的審慎權衡與柔性調控的策略，能夠推動刑事法治形成凝聚社會共識的機制。

第三，寬嚴相濟符合現代犯罪治理的效益性需求。現代犯罪學理論認為，犯罪是由個人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等相互作用形成的，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犯罪現象是無法避免的。

這決定了刑事政策的目標是矯正和預防犯罪，而非杜絕或消除犯罪。犯罪治理需要投入一定的社會成本，在刑罰資源相對有限的前提下，要實現對犯罪的有效控制和預防，就需要考慮刑罰配置和執行的經濟性與效益性。換言之，刑罰應當力求節儉和有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提出也體現了犯罪治理理念的變化，更加強調刑罰的必然性、有效性，而非嚴厲性。

這一轉變，有利于實現從積極的責任主義向消極的責任主義轉向，從“有責任有刑罰”向“無責任無刑罰”轉變，改變了構罪必罰的處理模式，為非刑罰措施的適用提供政策支持，有利于落實刑罰的經濟性需求，推動犯罪治理理念從治罪到治理、由重打擊到重保護的轉型升級。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根植于我國犯罪治理的實踐土壤與客觀需求，是對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刑事政策的繼承與發展。該政策將犯罪治理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構建起一個有機統一、動態調適、立足國情的綜合治理模式。它不僅顯著提升了犯罪治理的系統性、科學性、有效性，更為推動刑事法治從傳統“治罪工具”向現代“治理機制”轉變提供了政策遵循。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踐回顧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自確立以來，其內涵伴隨刑法理論的迭代發展與司法實踐的深入推進得以持續細化完善，完成了從理念層面的創新探索，到立法完善、制度構建等多方面的具體貫徹與落實。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施行情況

二十余年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力引領了刑事司法理念的現代化轉型，夯實了以治罪與治理并重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式犯罪治理體系的法治根基。

1.該嚴則嚴，構建良法善治格局

當前，應對不確定的風險和維護安全秩序正成為刑法的主要目標之一。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下，司法機關將刑事打擊鋒芒對準各類嚴重刑事犯罪，充分實現刑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基本功能。

第一，依法嚴懲各類嚴重犯罪，推動治安形勢持續向好。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依法嚴懲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重大惡性犯罪、極端犯罪，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群眾反映強烈的犯罪等，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全國公訴機關起訴的故意殺人、搶劫、強奸等嚴重暴力犯罪案件從2004年的17.83萬人降至2024年的6.03萬人，社會治安形勢持續好轉，人民群眾收獲實實在在的安全感。

第二，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斗爭，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掃黑除惡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近年來，司法機關確保投入力度不降、打擊力度不減，常態化推進掃黑除惡斗爭，不斷完善社會治安整體防控體系。

2018年至2024年，全國法院共審理涉黑涉惡案件4萬余件，依法審理孫小果案、杜少平操場埋尸案等重大案件，對主犯孫小果、杜少平等堅決判處并執行死刑，讓正義最終得以實現。堅決“打傘破網”，嚴懲公職人員涉黑涉惡犯罪；實行“打財斷血”，綜合運用判處財產刑、追繳、沒收違法所得等手段，徹底鏟除黑惡勢力經濟基礎。2021年12月，《反有組織犯罪法》的出臺進一步推動了在法治軌道常態化、機制化開展掃黑除惡斗爭，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

第三，保持高壓反腐，持續完善法治反腐機制。立法層面，不斷嚴密貪污賄賂犯罪的刑事立法規定，及時回應反腐實踐需求。進一步完善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從“計贓論罪”改為“數額+情節”的綜合評價模式；增設刑事缺席審判程序、違法所得沒收特別程序等。司法實踐中，對腐敗犯罪始終保持高壓態勢。

2013年至2024年，全國法院共審理貪污賄賂案件36萬余件，行賄案件3萬余件，許國俊、許超凡等逾千名外逃人員回國受審，并對逃匿、死亡的犯罪人啟動沒收違法所得特別程序，追繳相關違法所得，有效懲治和威懾腐敗犯罪，持續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生態，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筑牢廉潔根基。

第四，加強民生司法保障，依法懲處侵害民生犯罪。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近年來，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聚焦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精準施策、系統發力，構建起靶向明確、多維協同的民生法治保障體系。

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既以嚴厲刑事制裁震懾制假售假、非法經營等侵害民生的犯罪行為，又通過重點行業、領域的從業禁止構建“懲防結合”的司法保障機制，守護好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在公共安全領域，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對重特大生產安全事故相關犯罪依法從嚴懲處，以司法裁判的剛性權威劃定生產安全紅線、壓實生產主體責任。在數字民生領域，針對信息網絡犯罪、電信網絡詐騙及上下游關聯犯罪等，強化全鏈條打擊，持續凈化網絡空間生態，構建數字時代民生權益保障的堅固屏障。

2.當寬則寬，彰顯司法人文關懷

精準適用“寬”的政策，堅持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對立，不斷厚植黨的執政根基。

第一，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有限的司法資源與案件數量之間的矛盾突出，司法超負荷運轉，極易出現有損司法公平、公正的情況。案件久拖不決抑或是簡單粗暴的辦理都可能激化案件內外矛盾，增加社會風險。

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至此正式確立。此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逐年提升，2024年，86.9%的犯罪嫌疑人在檢察環節認罪認罰，一審服判率96.9%，高出未適用該制度案件34.8個百分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體現了現代刑事司法的發展趨勢，是對恢復性司法理念的貫徹落實，有助于促進懲治犯罪、保障人權與修復社會關系的有機統一。

第二，不斷優化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可追溯至古代“以和為貴”“和合無訟”的法律文化傳統。早在陜甘寧邊區時，黨領導下的刑事司法工作就曾對刑事案件的和解和調解模式進行過實踐，出臺《陜甘寧邊區民刑事件調解條例》。2012年，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寫入刑事訴訟法。

從實踐情況看，刑事和解制度高度重視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在傳統的控辯結構中納入民事責任的協商程序，促使加害人真誠悔罪、積極賠償損失，為實質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第三，持續完善少年審判機制。對未成年人犯罪全面落實“教育、感化、挽救”方針。199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將涉少犯罪與成年人犯罪作出區分。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免除被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人的前科報告義務。2012年刑事訴訟法增設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實踐中，對未成年人犯罪積極落實寬嚴相濟的要求，根據未成年人的犯罪性質、主觀惡性、危害后果不同，采取相應的懲戒教育措施，并通過完善社會調查、回訪幫教、普法宣傳等，持續做實犯罪改造和犯罪預防工作。2018年至2024年，全國對涉嫌輕微犯罪、有悔罪表現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條件不起訴12.3萬人，對犯罪較嚴重的起訴27.5萬人。

第四，精細化區分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現代刑法理論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報應刑與預防刑的統一，一般而言，年齡較大、身體機能明顯退化的老年人再犯罪的可能性較低，存在寬宥處罰的依據。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改變了對成年人犯罪“一刀切”處理的做法，規定已滿75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就要求對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慮其犯罪的動機、目的、情節、后果以及悔罪表現等，并結合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從寬處罰。

3.寬嚴相濟，筑牢司法公正根基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苯陙?，刑事法治建設注重剛柔并濟和寬嚴互補，最大限度實現刑法保護法益與保障人權的雙重功能。

第一，完善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刑罰體系。通過刑法修正案限制死刑、加重生刑，提升刑罰體系的合理性與均衡性，如《刑法修正案（八）》將死緩期滿后的減刑規則細化為無故意犯罪減為無期徒刑，重大立功減為25年有期徒刑，并對判處死緩的累犯或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有組織的暴力型犯罪規定限制減刑制度，對數罪并罰上限提高，推動罪刑更加均衡。《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賄賂犯罪被判處死緩的人員設置終身監禁制度。

第二，優化緩刑、罰金刑等非監禁刑的適用。《刑法修正案（八）》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條件，將“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無再犯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無重大不良影響”作為具體標準，提高緩刑適用的可操作性和規范性；構建社區矯正制度，對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的犯罪分子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構建起監禁刑與非監禁刑并行的刑罰執行體系。

擴大罰金刑的運用實效，通過多個修正案，在貪污賄賂犯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等貪利型犯罪中增設罰金刑，將洗錢犯罪、生產、銷售提供劣藥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限額罰金改為無限額罰金。這些調整均體現了從“重自由刑輕財產刑”向“自由刑與財產刑并重”的轉變，既懲罰犯罪行為，又剝奪犯罪獲利，全面地發揮刑罰的懲治和預防功能。

第三，既注重嚴以濟寬，也注重寬以濟嚴。對罪行較輕的犯罪，如果具備從重情節的，依法從嚴處罰。對于罪行嚴重的犯罪，如果具備從寬情節的，依法從寬處罰。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法發〔2021〕21號）規定，量刑要根據案件全部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確定刑罰的寬嚴尺度和調節比例，做到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對于退贓、退賠的被告人，一般可以從寬量刑，但對強奸、搶劫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也可以不予從寬或嚴格限制從寬幅度，實現以嚴濟寬。對于有前科的被告人一般要從嚴懲處，但如果前科是過失犯罪的，也可以例外不從嚴，實現以寬濟嚴。這些內容細化了嚴以濟寬、寬以濟嚴的具體操作方法，讓量刑更加公開、規范，推動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量刑層面的具體落實。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施行效果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二十年來，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取得顯著成效。該政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在實踐中得到充分驗證，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一，在理念層面推動了刑事治理觀的現代化轉型。對犯罪的應對策略應建立在對犯罪根源深入剖析的基礎上，并以對犯罪的懲罰與預防并重為目的。傳統實證犯罪學主張犯罪具有可治愈性，犯罪的治理方法不在于對犯罪的報應或威懾，而是對犯罪的個別化治療。現代刑事政策關注的重點在于有效控制和矯正犯罪。

寬嚴相濟政策扭轉了過往過度依賴從重從快的“以懲代治”的犯罪治理觀念，樹立了犯罪治理的目標是打擊和預防并重，具體策略是通過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通過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來推動社會關系修復與犯罪的有效治理。這一轉變使得刑事司法從單純強調報應公正向預防公正轉型，刑罰的合理性、人道性觀念得以不斷強化，有效回應了犯罪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求。

第二，在制度層面催生并完善了一系列標志性立法成果。實體上，通過多個刑法修正案，推動“寬”與“嚴”的雙向協調。

一方面推動刑法合理趨寬，例如，減少22個死刑罪名，取消綁架罪等絕對死刑的規定，進一步嚴格限制死刑及死緩的適用條件，細化緩刑適用條件，對職務侵占罪等非暴力性罪名細化法定刑幅度；另一方面也推動刑法合理趨嚴，對貪污賄賂犯罪設定終身監禁，提高無期徒刑最高執行年限，完善數罪并罰的執行期限，對危害生產安全、藥品安全、金融秩序等領域的犯罪適度調高最低法定刑或最高法定刑，這些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刑罰結構的合理化與犯罪圈劃定的科學化。

程序上，建立了“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分層銜接的訴訟體系，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和快慢分道，構建和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社區矯正等機制，把推進犯罪人有效改造和實現社會關系快速修復嵌入刑事審判全流程之中，同時增設違法所得沒收、缺席審判等從嚴特別程序，實現了公正與效率的統一。

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下，上述立法基本覆蓋刑事訴訟全流程，推動了刑事司法的現代化轉型。在訴前，檢察機關積極運用起訴裁量權，依法對輕微犯罪適用不起訴，在訴訟前端實現案件有效分流與矛盾提前化解。在訴中，形成“簡案快審、繁案精審”的精細化審判格局，同時結合認罪認罰從寬、刑事和解等機制，助力矛盾實質化解。在訴后，通過社區矯正，減刑假釋等進一步推動犯罪人復歸社會。相關制度設計優化了司法資源配置，既將打擊鋒芒精準指向嚴重犯罪，也通過對輕微案件的寬緩處理減少社會對抗，實現了懲治犯罪與治理效能的雙重提升。

第三，在實踐層面取得了社會治理效果的顯著提升。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犯罪結構發生重大改變，治安形勢持續改善，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數占比持續下降，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占比已超過85%，呈現出“雙降雙升”（重罪率、暴力犯罪率下降，輕罪率、刑罰執行寬緩化程度逐步上升）的態勢。

另外，司法機關還根據犯罪變化情況適時調整治理重點，如對“醉駕”等輕罪治理策略的及時調整、對民營企業涉罪案件的依法審慎處理等都彰顯了寬嚴相濟在化解社會矛盾、保障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政策指引功能。

2024年，我國每10萬人命案發生數僅為0.44起，全國刑事案件立案數同比下降25.7%，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立足中國國情、富有辯證智慧的系統性治理策略。它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將維護秩序與促進和諧相統籌，有效提高了我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精細化水平。

在肯定成效的同時也應看到，隨著社會轉型步伐加快，利益訴求日趨多元、新型犯罪不斷涌現，再疊加司法資源配置不均衡、司法人員專業能力存在差異等現實因素，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具體貫徹落實中，還存在不夠全面和準確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是重刑依賴思維仍然存在。受傳統觀念影響，部分辦案人員過度強調刑罰的威懾功能，存在機械適用重刑的問題，不敢或不愿適用非監禁刑。2020年至2024年，全國法院生效刑事判決中，非監禁刑適用率總體偏低，管制、單處罰金、緩刑的適用率分別為0.17%、0.52%、29.4%。這種重刑依賴心理容易忽略對罪犯的分化瓦解和對犯罪成因的綜合治理，降低犯罪治理的實效。

二是寬嚴對象和標準把握不夠精準。部分辦案人員對寬嚴對象、標準把握不準確。如認為輕罪一律從寬、重罪一律從嚴，導致部分案件罪責失衡。對賠償諒解與從寬處罰的關系理解不夠全面，有些本該依法嚴懲的案件，片面以賠償為由從輕處罰，使得裁判結果與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感偏離。

三是監督制約觀念有待加強。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離不開公檢法等司法機關的分工配合和監督制約。但是部分案件配合有余、監督不足，三機關呈現“流水作業式”的辦案模式，后一環節難以對前一環節進行有效監督和制約，導致有些案件帶病進入程序，甚至產生錯案。

四是治罪治理并重理念落實尚不到位。存在重治罪輕治理的思維慣性，關于犯罪人員復歸社會的相關機制建設不夠完善。犯罪附隨后果嚴苛，未根據犯罪嚴重程度和行為人改造效果進行區分對待，犯罪標簽化嚴重阻礙罪犯有效回歸社會，且對罪犯家庭成員的工作和生活產生影響，有可能制造新的社會對立面。

綜上所述，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契合犯罪治理現代化的客觀需求，在維護我國社會穩定、化解社會矛盾、保障公民權利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是我們應當長期堅持的基本刑事政策。面對政策貫徹落實中不足，要立足犯罪治理的新特點、新需求，總結政策實施的一般規律，以理念革新和機制創新不斷補強政策貫徹落實的短板，充分提升刑事政策的治理效能。

三、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立場方法

新時代新征程，如何更好地在我國刑事法治建設中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已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刑事理論研究和治理實踐必須回答的時代之問。我們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熟練掌握新思想蘊含的科學方法，不斷深化對刑事政策目標任務、實施條件、作用機理的規律性認識，確保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實施。當前，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需要重點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立場和方法。

一是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好服務保障發展和安全兩個大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必須以“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原則之一。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對刑事法治如何更好地服務保障“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和任務提出了更高要求。刑事政策作為社會治理和犯罪治理的基本方略，其貫徹落實必須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與核心任務，將政策效能融入服務國家和社會發展大局之中。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好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兩個大局，既要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決捍衛國家政治安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又要有力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助推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續寫“兩大奇跡”和促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出發，充分發揮刑事政策服務大局的整體效能。

例如，在民營企業內部腐敗犯罪治理上，一直以來，民營企業腐敗問題往往被視為企業內部的“家事”，有的還基于刑法謙抑性、民事主體意思自治等刑民原則理念，主張公權力干預空間的限縮與退讓。這種認識顯然過分關注、強調了市場主體的經濟成分差異，不利于對民營企業的依法平等保護，導致實踐中在此類犯罪治理上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出現偏差。

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有效統籌“公”與“私”、“打擊”與“保護”、“約束”與“松綁”等多對關系，進一步增強法律規范之間、各治理體系之間的系統性、完整性、協同性，推進形成全域性的涉企犯罪治理體系格局，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兩個健康發展”的法治生態系統，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

又如，人工智能引發的刑事風險不僅涉及刑事責任的分配和認定，還有新型法益侵害行為的規制問題。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必須平衡好保護創新與規制風險的關系，既要及時回應人工智能時代新型法益侵害行為的風險防控需求，又要避免對安全隱患過度運用刑法手段予以預防，為行業發展留有足夠創新探索空間。

二是堅持人民至上，把握寬嚴尺度要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在第八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充分考慮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注重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綜合考量社會形勢、治安狀況及案件具體情況，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p>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重在全面，難在準確，既要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又不能照搬法條、機械司法，滿足于理論建構、邏輯推演，而是要在對寬嚴對象、寬嚴范圍、寬嚴標準進行綜合把握時，切實考慮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力爭做到法理情兼顧，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當前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高、更迫切。

要順應人民群眾樸素正義感，把天理、人情融入對法律、法條的詮釋中，避免就法論法，就事論事。需要指出的是，三個效果是內在貫通、相輔相成的，不能把三個效果統一做簡單化理解。既不能把法律效果絕對化，忽略群眾感受和社會基本價值觀念，機械適用法律，也不能把社會效果庸俗化，片面認為順從網絡輿論就是實現社會效果，而是要充分考量社會公眾普遍持有的價值觀，使法律專業判斷與人民群眾樸素正義感同頻共振，不斷提升裁判的可接受度與社會引領力。

具體來說，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要堅持科學立法，暢通立法與民情民意的良性互動渠道。新罪名的設置和刑罰輕重的配置既要有效回應群眾的合理關切，也要審慎評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避免情緒化、非理性的社會輿情催生不當的立法擴張。

要堅持公正司法，完善司法公正的評價機制和實現機制。對于重大敏感刑事案件可以探索判前社會效果評估機制，在多角度綜合評價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行為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基礎上做出寬嚴適度的判決。通過公正司法引導和凝聚社會共識，塑造科學理性的刑法觀與治理觀，扭轉重刑威懾或刑法萬能思想，推動形成“政策引導—公正裁判—社會認同—治理協同”的犯罪治理格局。

三是堅持自信自立，從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汲取刑事治理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著很多中國人“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至今仍充滿鮮活的生命力。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本身就是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與我國古代“寬猛相濟”“世輕世重”等治理理念一脈相承，是對我國古代治國智慧的凝練和升華。

新時期，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更加需要從中華傳統優秀法律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為破解當今刑事法治建設難題提供文化滋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

這里提到的慎刑思想，與寬嚴相濟的理念同根同源，價值相通，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傳承慎刑思想，更好地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無疑是當前刑事法治實踐中的重大命題。

一方面，慎刑思想與儒家的中庸觀念有著密切聯系，追求刑貴得中，刑罰不能畸輕畸重。這與寬嚴相濟強調的“寬以濟嚴、嚴以濟寬、寬嚴有度”具有共通性。慎刑思想反對重刑、濫刑，也并非主張輕刑、去刑。

另一方面，慎刑思想能為寬嚴相濟的貫徹落實提供具體指引。如慎刑強調明德慎罰、明刑弼教，有助于強化刑法是社會治理最后一道防線的定位，審慎評估刑罰適用的必要性。再如，慎刑思想主張推理求情、情法兩盡，有助于避免機械司法，通過法理情融合，合理確定寬嚴對象和尺度，讓刑事裁判更具力度和溫度。

四是堅持問題導向，在破解實踐難題中推動刑事政策落地見效。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深入體悟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鮮明實踐品格，立足法治中國建設實際，堅持問題導向，從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將黨的基本刑事政策轉化為生動具體的法治實踐。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催生了豐富多樣的實踐問題，這些問題同樣也反映在刑事法治領域。刑事法治實踐中一些真正帶有普遍性、值得關注的疑難案件，往往涉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貫徹問題。

比如，有觀點主張我國應當多搞“微罪入刑”，以有效應對“風險社會”。這樣的建議是否立足中國實際、是否審慎評估了犯罪圈擴張的影響和利弊，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再如，一段時期以來，不少剛畢業甚至是在讀的大學生參與網絡金融犯罪。這些年輕人往往只是拿少量的固定工資或者只獲得少量報酬。對這類案件的處理，如何體現區別對待的政策精神、更好實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刑罰目的，是實踐中的重點和難點，亟待研究解決。

我們要善于在實踐中發現真問題，真解決問題，在不斷破解實踐難題中實現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新要求。同時，刑事政策的實施效果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檢驗，不斷進行調整，使政策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和完善。

著力推動基本刑事政策與刑事法治實踐的雙向驅動，既要充分發揮好刑事政策指導法治實踐的特色優勢，又要善于加強對刑事政策的實踐觀測，及時梳理分析一個階段的刑事法治實踐，將具有一般規律性、普遍指導性的治理經驗，轉化為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機制，推動刑事政策實施機制的健全完善。

近年來，這種政策與實踐的雙向驅動，切實起到了推動司法理念和審判機制創新發展的作用。例如，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促進了誹謗罪自訴轉公訴規則的優化和完善；于歡案、昆山龍哥案等案件，推動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激活了“沉睡的”正當防衛制度，進一步向全社會樹立“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觀念；天津大媽非法持有槍支案，引發了刑法對槍支認定及槍支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深刻反思，促進了涉槍違法犯罪規則指引的細化和完善。我們要繼續關注這些實踐中的典型案事例，通過妥當的處理不斷彰顯刑事政策的治理效果。

五是堅持與時俱進，根據犯罪治理形勢動態調整刑事政策的具體實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著眼解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需要有效回應社會變遷與社會治理需求。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注重寬與嚴的把握并非一成不變，寬嚴重點、范圍、標準，既有相對穩定性，又要與時俱進，動態調整。要善于根據社會治安形勢、犯罪演變趨勢、經濟發展階段以及民眾法治期待等因時因勢因案調整寬嚴尺度的具體把握。

例如，醉駕治理問題，醉駕入刑后曾采取一律從嚴的策略。這的確減少了因醉駕發生交通事故的案件數量，但是也導致全國危險駕駛案件數量居高不下，該罪案件數量曾一度超過盜竊罪，居刑事犯罪之首，2021年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的占比達到27.7%。對此，最高司法機關適時變化治理策略，為醉駕行為構建了出罪出刑和判處緩刑的空間，通過強化行刑銜接等推動醉駕治理更加科學有效。

又如，野生動物保護問題，刑法對侵犯野生動物犯罪配置了較高的法定刑，早期司法機關堅持一律從嚴懲處。隨著社會發展，野生動物的人工養殖技術越來越成熟，有人為了觀賞買賣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對此類行為一律從嚴判處重刑并不妥當。最高司法機關及時調整裁判標準，明確如果涉案動物的人工養殖技術成熟，動物族群規模較大，行為人是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這種區分處置的策略與該類犯罪的治理需求相符合，也契合罪責刑相適應的要求。

再如，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嚴重侵害群眾財產安全和其他合法權益。對此司法機關堅持全鏈條、全方位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及關聯犯罪案件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要善于識變，積極應變，對特點、趨勢發生明顯變化的犯罪，要及時調整從寬和從嚴的對象、范圍和力度，實現寬與嚴的動態平衡。

四、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踐路徑

新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犯罪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實施，亟須回應時代發展為刑事法治提出的新挑戰。為此，需要秉持前述立場與方法，聚焦實踐中存在的難點和問題，從完善立法、精準司法、強化監督、優化刑罰執行、促進綜合治理等環節協同發力，深入探索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全面準確貫徹實施的實踐路徑。

（一）完善刑事立法，構建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

立法上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需要保持審慎立法的態度，促進立法科學，提高刑罰配置的經濟性與效益性，以較小的刑法投入實現更好的治理效果。要科學合理地劃定犯罪圈，糾正刑法萬能思維，推動形成嚴而不厲的刑事法網。

一方面，科學劃定犯罪圈，堅持刑法的補充性與最后手段性。對于可通過民事、行政等前置法有效規制的失范行為，原則上不應輕易犯罪化。入罪必須經過充分的實證調研與論證，確保其具有實質的、值得動用刑罰處罰的社會危害性。防止輕罪過度擴張，對確有必要入罪的，也要避免依賴抽象危險犯、舉動犯等過度前置化的立法模式，為前置規范留下適度的調整空間，保持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對于現有罪名，要適時評估司法實踐效果與社會影響，對不合時宜或罪刑配置不均衡的罪名進行適當調整，實現犯罪圈的動態優化。

另一方面，進一步優化刑法結構。推動刑法結構從厲而不嚴向嚴而不厲轉型，其中“嚴”是指刑事法網要嚴密有致，“不厲”是指罪名和刑罰的配置要平衡適度、不苛不濫，使有限的刑罰資源更精準地配置于打擊和預防犯罪的客觀需求。優化刑罰體系，降低對長期自由刑、死刑等重刑的依賴，緊扣寬嚴相濟要求，細化主刑、附加刑的梯度層級，確保罪刑配置的科學性和均衡性。

改善“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的刑罰體系，嚴格死刑的適用，完善終身監禁、長期自由刑等刑罰的適用規范，推動刑罰梯度銜接更加順暢、合理。對于輕罪，要進一步豐富非監禁刑與非刑罰措施的配置，適度擴大單處罰金刑的適用范圍、設定更加精細的資格刑適用方式。

（二）堅持精準司法確保罰當其罪和不枉不縱

在司法過程中，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需要扭轉重刑威懾思想，追求罰當其罪、不枉不縱。要在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背景下，探索一種既能有效懲治犯罪，又能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抗、促進內生和諧、推進社會發展的治理智慧，充分發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保護民生福祉、促進穩定發展中的政策指引作用。

一方面，對寬嚴的標準進行辯證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是簡單的寬或嚴，而是寬與嚴的辯?證統一、有機協調，核心在于“相濟”，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堅決破除“唯犯罪結果論”“唯數額論”的思維定勢，對犯罪動機、手段、過程、被告人作用、犯罪原因、事后表現、被害人過錯、被害方諒解等情節進行綜合考量，摒棄僅因出現重傷、死亡等嚴重后果就不分緣由、不顧責任程度、不計主觀過錯一律從嚴的機械做法。

對于以公司、企業等單位形式實施犯罪的，對組織、策劃、指揮和主要實施者要依法嚴懲，但對層級較低的管理人員或普通職員予以區別對待，如果確有證據或理由表明其并不知曉單位經營行為涉嫌犯罪，也沒有參與共同策劃，而是當作正常的經營業務參與實施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要求的就堅決不能作為犯罪處理。

另一方面，對寬嚴的效果進行綜合把握。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要注重推動司法專業判斷與社會認知的統一。既要堅守罪刑法定、罪刑相當等要求，確保裁判于法有據，也要立足案件的具體情境、社會背景和社會倫理共識等，使裁判結果獲得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和價值共鳴。

例如，要激活“但書”的出罪功能，扭轉實踐中定罪標準絕對化、條文適用教條化等錯誤做法，對于分則條款規定的所有罪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都可以適用但書進行評價，應當予以出罪。再如，對正當防衛的認定，要避免事后判斷，要站在防衛人的立場，根據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標準，綜合不法侵害的手段、緊迫程度和嚴重程度及防衛的條件、方式、強度和后果等進行實質認定，不能苛責防衛人。

（三）強化監督制約，推動司法公正更加可感可觸

程序正義是確保公正司法的基礎，通過嚴格的訴訟程序設計，實現不同司法機關之間、不同訴訟階段之間的相互監督、相互制約，能夠防止權力濫用，有助于實現罰當其罪、寬嚴有度。強化監督制約可以從以下方面著力：

一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發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引導作用。證據是刑事案件裁判的基石，嚴格依法規范收集和使用證據是確保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的前提。實踐中，需要持續完善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公安、檢察等機關要按照審判的要求和標準收集、固定、運用證據，不同訴訟階段要按照同一證明標準遞進把關。

要強化審判階段對偵查、起訴階段的實質把關作用。法院既要加強對非法證據的審查，通過審判程序把關有效規范偵查權運行，也要加強對公訴案件的庭前審查，前移冤假錯案防范關口，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進入審判，發揮無罪判決的監督功能，破除配合辦案的慣性思維，決不能以定罪免處、適用緩刑等方式處理疑罪案件。

二是完善現有監督評價體系和觀念。進一步樹立正確的考核評價觀念。監督制約是為了保障偵訴審等司法權力運行的合法性和規范性，以實現防錯糾錯的目的。要正確認識無罪判決、撤回起訴、退回補充偵查等制約制度的重要性，不能把后一環節的正常監督視為對前一環節工作的全盤否定。

從認識規律和訴訟流程看，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經歷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前一環節被后一環節所糾正是監督制約的正常體現，也符合人們對事物的認識規律。因此，要設定更加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標準，避免考核異化引發辦案人員因部門利益或考核要求不愿或不善監督，要鼓勵有效監督，確保每一起刑事案件都經得起歷史檢驗。

（四）優化行刑機制，充分發揮刑罰的教育改造功能

在刑罰執行過程中，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需要根據預防犯罪的總目標，及時完善和優化刑罰執行方式，推動刑罰執行的人道性，避免刑罰泛化和過度依賴監禁刑，從而更有效地實現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統一，追求刑罰功能與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一方面，完善緩刑、社區矯正等的適用規則。

首先，逐步提升緩刑的適用率和效果。進一步優化緩刑的適用條件，未來可以根據故意犯罪、過失犯罪分別設定不同的緩刑適用條件，對過失犯等再犯危險明顯較低的犯罪，可適度放寬緩刑適用的刑期要求。

其次，完善社區矯正制度，實現從“管得住”向“矯得好”升級。培養專業化的社區矯正人才隊伍，引入心理輔導等專業社會力量，助力矯正人員更好復歸社會。豐富社區矯正的義務內容，如增加公益勞動、無償服務等內容，提高社區矯正的實效性。

另一方面，推動減刑、假釋制度改革。減刑、假釋制度是激勵罪犯改造、實現再社會化的重要制度。

一是可以將緩刑、假釋條件中的“沒有再犯罪危險”適時調整為“再犯罪危險較低”，增強可操作性。要注重對特殊主體的寬緩適用，適度擴大老病殘及唯一贍養撫養義務人的假釋適用。

二是健全罪犯再犯危險性評估體系，引入科學評估方法，細化評估主體資質、評估程序和評估結果運用等標準。

三是完善對違反監管規定行為的撤銷程序、適用條件，維護刑罰執行的嚴肅性與公正性。建立更具彈性的撤銷機制，區分“應當撤銷假釋”與“可以撤銷假釋”的情形，對輕微違規但真誠悔罪并致力于社會關系修復的犯罪人給予改正機會，不一律撤銷假釋。

（五）重視懲防并舉，推動對犯罪的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

犯罪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還要堅持治罪與治理并重。在治理理念上，應當樹立“刑罰前從嚴”比“犯罪后從重”更有利于控制犯罪的理念。在犯罪治理中，應當講究聯通、貫通、融通，刑事治理既要與國家治理格局相連，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得益彰，又要與國家法律體系相連，實現各盡其能、多能互補。

一是研判案發起因，開展犯罪的源頭治理。辦理案件，需要關注犯罪產生的根源，通過司法力量推動社會治理，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對刑事個案的處理，要注重矛盾化解和社會關系修復，避免衍生矛盾和案件的發生。要強化類案研判，挖掘特定案件的致罪機理，針對具有普遍性、趨勢性的社會管理問題，要及時以“三書一函”等方式促進管理漏洞的填補，消除相關犯罪的滋生土壤。

二是健全犯罪人員復歸社會支持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及《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要在合理平衡輕罪犯罪人員復歸社會與社會風險防范等不同需求的基礎上，科學、準確地界定封存的案件范圍，重點圍繞封存對象、封存程序、法律效果及責任主體等方面完善相關規則設計。司法機關要協同司法行政、教育、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及社會力量，構建集教育幫扶、心理疏導、技能培訓、就業指導、社會救助于一體的幫扶機制，降低犯罪人員的再犯風險，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三是注重數字賦能，助力犯罪治理提質升級。數字賦能是刑事司法實質解紛的重要路徑，重點是充分挖掘運用刑事案件的司法大數據，打破數據壁壘，推動構建跨部門、跨層級的輕罪協同治理數字生態，善于探索通過數字化手段，分析研判案件背后的社會治理問題，補強治理短板。例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推進“數助治理”建設中，探索打通法院、司法局、公安局數據，研發“社區矯正對象全流程監管”等場景，實現對社區矯正對象的動態跟蹤和異常行為預警，確保矯正的實效性和刑罰執行的規范性。

結語

“十五五”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推進中國式犯罪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刻體悟習近平法治思想，準確把握刑事政策貫徹實施的內在規律，通過科學合理的立法，公正適當的司法，有效監督的程序設計，嚴格規范的刑罰執行，懲防并舉的綜合治理，能夠有效提升刑事政策貫徹落實的科學化、精準化水平，把政策優勢持續轉化為鞏固黨的執政根基，增強人民群眾法治獲得感的實際效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更為堅強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內容來自“中國法律評論”。原文標題為《【重磅】賈宇：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回顧與展望｜中法評 ·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載《中國法律評論》2026年第1期。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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