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張愛萍出訪美國，一美國軍官向他敬軍禮：救命恩人，認識我嗎

1984年6月的一個清晨，華盛頓上空云層很低，五角大樓前卻格外熱鬧。禮兵早早列隊，禮炮車靜靜停在廣場邊上。對很多美國軍人來說，那天不過是一次程序嚴謹的迎接儀式，而對一位頭發花白的中國將軍來說，卻像是走進了一扇已經關上四十年的門。

站在隊列前端的，正是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訪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張愛萍。這一年，他六十七歲，從一名新四軍師副師長走到共和國國防部長，已經走過太多風雨。誰也沒想到，在這場中美國防部長的正式會晤之外，會突然出現一段跨越四十年的舊情。

軍樂響起，會談結束，兩國防長從大廳走出。就在這時，幾名穿著筆挺軍裝的美國人快步走來。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略帶意味地指了指他們：“張部長，你看看，這幾位，你認不認識？”話音剛落，其中一位頭發花白的美軍軍官猛地立正，向張愛萍敬了一個標準軍禮，然后用略顯顫抖的聲音用中文說：“救命恩人，你還認識我嗎？”

張愛萍愣了一下，在場的很多人也愣住了。而真正的答案，要從1943年那個戰火連天的夏末說起。

一、一架墜落的轟炸機與慌亂的蘇北夜晚

1943年8月20日晚上，大約是八點左右，蘇北沿海一帶天色陰沉，間或有雨。大多數農戶已經收拾農具準備回屋，遠處還能聽見犬吠。就在這種看似平常的夜色下，一架來自美國第20航空隊的重型轟炸機，結束對日本九州地區鋼鐵和軍火設施的攻擊后，正飛經黃海上空，準備返航。

這架轟炸機編號為“奧列勒女二號”，機上共有十二名飛行員，隸屬于美國陸軍航空軍第14航空隊，任務目標是門司、本八幡、小倉一線的日本重要工業設施。任務完成得很順利，誰也沒想到，真正的危險在返航途中。

飛到距離中國東海岸約一百公里的黃海上空時，飛機發動機突然故障，并伴有起火跡象，控制系統也出現嚴重問題。機組人員迅速搶救，但情況越來越糟。眼看機體隨時可能解體，機長不得不下達跳傘命令，眾人分四批從高空跳下。有的落入冰冷海水，再也沒能上岸；有的被風吹得越飄越遠。最后，只有五個人幸運活了下來。

失控的轟炸機一路向西，最終墜落在當時的江蘇建陽縣六區夾晏鄉金橋村附近，也就是今天建湖縣近郊的一片稻田邊。那一夜，鄉間的農戶看見天空中拖著長長火光的巨大黑影，有人驚慌地喊：“快看，云從天上掉下來了！”遠遠望去，火光映著云霧，的確像一團從天上墜落的“火云”。

有意思的是，很多老人一開始并不敢靠近，只在村口遠遠張望，嘴里念叨著菩薩保佑。有人隱約看見火光中還有幾個白影在晃動，更是有點心驚。那時候，誰也想不到，那些白影是穿著飛行服的美國飛行員，而墜毀的不是什么“天象”，而是一架世界上最先進的重型轟炸機。

一夜無眠。第二天一早，一位完全不知情的老農挑著農具去地里干活，走到草堆附近，突然看見兩個高個子“紅臉人”蜷縮在那兒。老農當場嚇得后退幾步，一屁股坐到地上，連聲喊“有鬼，有鬼”。

那兩個“紅臉人”其實是因寒冷和摔傷而面色漲紅的美國飛行員。他們趕緊站起來，嘴里急急說著英語，手指時而指向天空，時而指向遠處，急得直比劃。老農一句也聽不明白，只覺得眼前這些人衣著古怪，語言又怪，越發心慌。

飛行員也不敢貿然靠近，就從腰間掏出一面小旗，那是盟軍普遍配發的聯絡旗。旗上有多國語言，其中一欄寫著中文：“親愛的中國朋友：我是來華對日作戰的美國飛行員，請幫助我。”老農識字不多，只看懂個大概，才知道這不是“鬼”，而是報紙上常提的“打日本的美國人”。他立即喊來村里識字多一點的年輕人。

年輕人看完旗上的字，心里一松，轉身對圍過來的鄉親說：“是幫咱們打小日本的美國飛行員，報紙上登過。”恐懼一下子變成了好奇和同情，有人連忙把他們請進屋，有人去燒水，有人拿出家里本來就不多的干糧。當時物資本就緊張，但誰也沒提收錢的事。

這幾位飛行員一開始非常拘謹，連凳子也不愿多坐一會兒，總想往外看。村民看出他們的擔心，干脆把他們帶到民兵模范隊駐守的哨位。模范隊隊員聽完情況，當即安排住處，還設崗警戒，生怕日軍或偽軍突然搜查。

不久，又有鄉親在附近找到另外兩名跳傘落地的美國人，其中一人試探著從口袋里掏出鈔票，硬要往一位老大爺手里塞，想表達謝意。那位老大爺擺擺手，轉身就走。美國人急了，又掏出幾塊銀元追上去遞過去。老大爺干脆把他的手推回去，只是笑笑，頭也不回地走回村里。這種樸素的拒絕，在后來多次回憶中，一直被當作最打動人的細節之一。

消息很快傳到當地抗日武裝那里。新四軍地方武裝——建陽總隊三連的哨兵聽說“找到了幾個美國飛行員”，立即報告連部。三連指導員帶著一個懂外語的老師趕到，把飛行員接到駐地，莊重地行了軍禮。指導員講了熱情的話，飛行員聽不懂，直到翻譯老人一句句轉達，幾個人緊繃的眼神才真的放松下來。那一天，稻田邊的墜機現場和鄉村土屋，見證了中美軍人最早也是最真誠的一次并肩。

二、張愛萍的部署與中央電報里的“緊急”二字

幾天之后，這五名營救出的飛行員已經全部集中到了新四軍建陽總隊。通過翻譯，他們的身份被逐漸核實清楚。帶隊的是時年二十八歲的中校機長威廉·薩伏埃，芝加哥人，珍珠港事件后主動參軍，后來成為第20航空隊的一名大隊長。隨機的還有領航員奧布賴斯上尉、副駕駛盧茨中尉、飛行機械師特爾馬克中尉，以及中心火力控制炮手布倫迪奇上士。

他們的獲救，很快被報告到了不遠處的新四軍第三師師部。當時第三師師部駐在阜寧張莊，副師長張愛萍得知“有美軍飛行員在我區跳傘獲救”的消息，心里非常清楚這件事的分量。那并不僅僅是救助幾名盟友，更關系到國際反法西斯戰場的配合與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張愛萍并沒有只盯著“人”的事情，他第一反應之一，是那架墜落在金橋村附近的重型轟炸機。那可是一整座移動的“軍事寶庫”。他立即指示縣總隊隊長王良太：“盡快找到墜機地點，日本人一定不會放過這架飛機。湖垛據點的日軍多半會出動，能拆下來的零件全部拆下來，絕不能讓日軍搶走。”

王良太帶著二營六連八十多名戰士，冒雨急行軍，連夜趕往墜機地點。正如預判的那樣，湖垛鎮日軍近藤中隊長已經得知情報，親自率領一百多名日偽軍迅速出動，目標同樣是那架墜毀的B-29。

戰爭在稻田邊突然拉開。第二天清晨，墜機以東約百米的宴蕩溝兩岸響起密集槍聲，爭奪墜機殘骸的戰斗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六連戰士憑借熟悉地形和堅定意志，硬是把日偽軍擋在溝外。但代價不輕，四名新四軍戰士在戰斗中犧牲，用生命守住了那架“沉入稻田里的轟炸機”。

戰斗結束后，新四軍第三師工業部的同志進駐現場，開始緊張而細致的拆運工作。那架飛機頭朝下扎進稻田，機翼展開足有十多米，機身長達三十多米，在當時的蘇北鄉村幾乎是前所未見的龐然大物。進入機艙后，拆運人員驚訝地發現通訊設備完備，小炮和多挺重機槍完好無損，甚至還有一艘綠色橡皮艇。這些東西，對于長期缺乏重武器的新四軍來說，無疑是極為珍貴的戰利品。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晝夜拆卸，主要機件、小炮、六挺重機槍以及部分精密設備被安全運出，陸續送到第三師司令部駐地，用于武裝部隊和研究使用。可以說，這架墜毀的轟炸機，在另一條戰線繼續參與了對日作戰。

與此同時，營救飛行員的情況由第三師正式上報新四軍軍部，軍部又通過中共中央駐重慶代表團報告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對這件事極為重視。

1943年8月29日，中央電示發出，由毛澤東等聯名致電董必武，要求迅速將美軍飛行員獲救情況通知駐華美軍司令部及有關方面。電文中明確寫明：8月20日，美國空軍第20航空隊一架重型轟炸機在蘇北上空爆炸起火，墜落在建陽縣境內；新四軍第三師和當地游擊隊迅速營救，機上飛行人員十二名，其中一名陣亡，五名已安全抵達三師師部，其余六名正在繼續查找。

那時，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正在淮南黃花塘軍部整風學習，接到報告后，當即復電張愛萍，要求盡快將獲救飛行員轉移到更加安全的阜寧師部駐地，并強調要“盡可能周到地接待好盟軍人員”。他特別指出，妥善接待這些美國飛行員，對加強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增進中美人民友誼，以及擴大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和國內大后方的政治影響，都有深遠意義。

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愛萍召集了師參謀長洪學智、政治部主任吳法憲以及相關部門，專門討論接待方案。從營救，到保護墜機殘骸，再到中央電報的“緊急”，這幾天發生的一切，在那位三十多歲的副師長心里，已經不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一段注定會寫進歷史的經歷。

三、七天相處：從戰地將領到“熱情東道主”

幾名飛行員轉移到第三師師部后，眼前的景象與他們此前想象的“游擊隊根據地”有相當差異。這里雖是剛開辟不久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條件稱不上優渥，卻處處透露著井然和節制。在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張愛萍要求“能做到的，盡量做到最好”。

師部把幾間條件相對較好的房屋整理出來，專門騰為飛行員居住。簡單的房間里鋪上干凈被褥，旁邊還臨時布置出小小會客角落。廚房那邊也在忙活，原本緊張的糧食配給被重新分配，多騰出一些面粉、肉類，準備盡可能靠近他們習慣的口味。

張愛萍見到飛行員時，并沒有刻意擺出什么“救命恩人”的架子，而是用很平和的語氣通過翻譯表達歡迎：“你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與日本法西斯作戰，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非常感謝你們。中國有句老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這里，就把這里當作自己的家。”這種不夸張、不做作的態度，讓幾位飛行員明顯松了一口氣。

為了照顧他們的身體狀況，師部還請來一位在新四軍中工作的奧地利籍醫學博士給他們做體檢，處理傷口。對當時的第三師來說，能把一個外籍醫生用在飛行員身上，本身就是不小的“投入”。

薩伏埃中校代表眾人表示感謝時，特意拿出一面小號美國國旗，莊重地攤開在胸前。這一動作，在西方軍隊禮儀中，有表達敬意和感激的意味。張愛萍看在眼里，順手拿起相機，給他們拍下了幾張合影。這些照片后來被他妥善保存，成為四十年后重逢的重要憑證。

值得一提的是，這幾天里，師部并沒有把飛行員“關在屋里養傷”，而是盡量把他們當作普通客人看待。黃昏時分，院子里時常響起口哨聲和笑聲。有人拉起手風琴，有人教飛行員學扭秧歌。布倫迪奇學動作時總是略顯笨拙，引得戰士們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奧布賴斯則會在空地上比劃降落傘動作，向圍攏的戰士講解跳傘要領，翻譯跟在旁邊忙得滿頭大汗。

生活方面，三師專門請了幾個手藝不錯的師傅，給他們烤面包、煎牛肉。更難得的是，后勤人員冒著被敵人察覺的風險，到日軍控制區邊緣換購咖啡、奶粉、巧克力、高級香煙等物資。說到底，那時這些東西，新四軍很多干部戰士連見都沒見過，但在“如何讓盟友感覺到尊重”這個問題上，大家心里是有數的。

吃完晚飯后，籃球架下常常聚起一群人。飛行員們比中方戰士高出一截，搶起籃板來頗有優勢；而新四軍戰士跑動積極，配合默契，場面頗為熱鬧。有人還從不知道哪里弄來一副國際象棋和撲克牌，大家一邊借著煤油燈光，一邊用手勢和簡單詞語比劃規則，氣氛十分融洽。

這一段相處持續了大約十天。與此同時，三師部隊還在繼續搜索其他跳傘失聯的飛行員，但最終只確認了五人獲救。一切稍稍安定下來之后，這五名飛行員提出希望盡快回到后方，重新返回對日作戰陣地。

第三師派出一支武裝小分隊，護送他們穿越敵占區和游擊區之間的縫隙，于1943年8月29日安全送達淮南黃花塘新四軍軍部駐地。臨別時，薩伏埃中校握著張愛萍的手，認真地說：“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難忘、也是最快樂的日子之一，也是了解中國朋友最深的日子。”這種話，如果不是切身體會，恐怕很難說得如此真誠。

出于感激，薩伏埃將隨身攜帶的一把精致軍刀贈送給張愛萍，以示紀念。張愛萍則回贈了一把從日軍那里繳獲的戰刀，算是“以戰刀易戰刀”。這兩把刀后來都成了各自在家中的特殊紀念物。

不久，新四軍營救并妥善安置美軍飛行員的經過，被《新華日報》、《大公報》、《鹽阜報》等媒體報道。蘇北抗日根據地軍民救助盟軍的故事，在當地流傳多年。對大多數參與者來說，這只是一件“該做的事”。可是四十年后，當那些年輕人兩鬢斑白，當年的短暫相逢就有了格外厚重的意義。

四、五角大樓前的軍禮與“喜重逢”的一紙詞作

時間一晃到了1984年。那時的新中國，已經成立三十五年；當年的新四軍第三師副師長，也已經成為共和國國防部長。中美兩國關系經歷曲折后走向正常化，此次訪美，是中國派出的第一個正式軍事代表團，象征意義非常明確。

在這樣嚴肅而敏感的外交場合，誰也沒料到，會出現一幕完全出乎意料的“私人重逢”。

那天，會談結束時，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安排了一個小小“驚喜”。當那位美軍軍官立正敬禮，喊出“救命恩人，你還認識我嗎”時，時間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1943年的蘇北。張愛萍盯著那張已經略顯蒼老卻依稀熟悉的臉，小心地問了一句：“你是薩伏埃嗎？”那人幾乎是立刻點頭：“是，是，我就是你當年救下的薩伏埃。”說到這里，他的眼眶有些濕潤。

薩伏埃隨后介紹了同行的妻子，還有當年機組成員中的布倫迪奇、盧茨等人。提到特爾馬克和奧布賴斯時，薩伏埃語氣沉了一下，說他們已經因病或意外去世。張愛萍點點頭，鄭重地請他轉達對他們家屬的問候。

幾人簡短交談后，被引入事先布置好的大廳。那里已經坐滿各路記者和工作人員，美國方面專門為這一幕準備了新聞發布會。溫伯格在致辭時，對這段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發生在四十年前的故事，做了簡要介紹：“張部長當年率領新四軍營救了美國飛行員，這段經歷，為中美兩國軍人之間留下了很深的友誼印記。今天的重逢，是這段歷史在新的時代里的繼續。”

輪到薩伏埃發言時，他講述了那次任務的前前后后：黃海上空失火跳傘，在稻田邊被中國農民發現，被民兵護送進新四軍駐地，還有在第三師那幾天的生活。他特別提到，為了保護墜機機體，新四軍與日偽軍在湖垛鎮外激戰，犧牲了四名戰士。他在敘述時，特意停頓了一下，用較為緩慢的語速說：“我們一直沒有忘記那四位中國戰士。”臺下不少人神情也變得嚴肅。

接著，他說到張愛萍當年如何安排食宿，如何找來醫生檢查傷勢，如何想方設法為他們準備咖啡和牛排，還提到院子里學秧歌、打籃球的情景。話語雖不華麗，但顯然是真情流露。演講結束，會場上響起持續的掌聲，閃光燈一陣接一陣。

張愛萍發言時，沒有刻意抒情。他只是平靜地說，當年中國正處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部分遠道支援，這種幫助令人非常難忘。至于營救和接待飛行員，“那是應盡之義”。他說，四十年前為了共同對付日本侵略者，兩國軍人有過并肩作戰的經歷；四十年后，雙方更應該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繼續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話不多，卻把重點講得很清楚。

有意思的是，就在臺下掌聲漸漸落下時，張愛萍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相冊，雙手遞給溫伯格。溫伯格打開一看，第一頁便是1943年在蘇北第三師師部院子里拍下的合影：年輕的薩伏埃和戰友們，把一面美國國旗攤在胸前，旁邊站著身穿新四軍軍裝的張愛萍，身后是幾棵樹和簡陋的房屋。時間雖然過去了四十年，畫面中的人卻依然神采飛揚。

溫伯格顯然有些驚訝，他忙把相冊遞給薩伏埃等人。薩伏埃看著那張舊照，愣了一下，輕聲說了句：“真沒想到，你把它保存了這么久。”這種“久別重見舊照片”的場面，對旁觀者來說可能只是溫情一幕，對當事人而言卻是另一種重量。

新聞發布會結束后，美國電視臺當天就播出了相關片段。第二天起，一些美國報紙在顯著版面刊登了張愛萍和飛行員的合影，并配發文字介紹這段跨越戰火的往事。對于很多不了解中國抗戰局部情況的美國人來講，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在媒體上看到如此具體的“中美并肩作戰”例子。

當晚，張愛萍回到住處，鋪開紙筆，寫下一首詞，名為《喜重逢》。詞中提到“飛越萬里渡重洋，會談過后，突見來客喜若狂”，提到“湖垛鎮外，蘇北我軍戰強梁，打退日寇救盟友”。字里行間，并沒有華麗矯飾，卻把那段從黃花塘到五角大樓的往事串聯起來。

從1943到1984，從蘇北稻田到美國首都，從一架燃燒著墜落的轟炸機，到五角大樓前一個敬得無比認真而莊重的軍禮，中間隔著的不只是四十年時間，也是兩國關系風云變幻。可以肯定的是，那五名被新四軍救下的飛行員，當年未必能想到，會在自己步入晚年時，在萬里之外的首都，向當年的“師副師長”再敬一次禮。

歷史經常有這樣微妙的交叉點。戰火連天的年代里，一塊寫著“親愛的中國朋友”的小旗，一位拒收銀元的老農，一場為爭奪墜機殘骸而付出生命代價的戰斗，悄無聲息地埋下種子。多年之后，一紙電報、一冊相冊、一場發布會，又把埋在記憶深處的畫面重新亮了出來。

對那一代人來說，記住這些，并不是為了多添幾分感慨，而是把當年具體的人、具體的事，穩穩地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上。四十年前在稻田里抬擔架的新四軍戰士，可能已經沒有機會看到五角大樓前的軍禮；而當年那位帶著緊張和好奇走進鄉村土屋的美國飛行員，在晚年再次講起“蘇北那十天”，語氣里多出的那些停頓，已經足夠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