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楊振寧出席諾獎，夫人杜致禮一襲旗袍成全場焦點

2025年10月18日，楊振寧逝世，享年103歲。提起這個名字，更是有數不清的標簽“理論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為物理學研究做貢獻。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響當當”的，肯定就是1957年成為首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國人了。在這背后，肯定少不了一位女性的支持，她就是楊振寧的妻子，杜致禮。

1927年冬天，陜西米脂的杜家添了個女兒，取名杜致禮。

這家人在當地不算普通，父親杜聿明是國民黨里的陸軍中將，打過大大小小的仗，從北伐到抗日都沒落下；母親曹秀清是本地富商家庭出來的，后來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是個知書達理、能扛事的女性。

那會兒社會上大多重男輕女，可杜聿明不這么想，總跟家里人說“女孩得懂道理、有見識，才不算白活”。所以杜致禮從小沒像別的姑娘那樣被圈在家里，反而跟著父母輾轉各地，一路讀了不少好學校。

1944年，17歲的她考進了西南聯大附中，在這里碰到了讓她記了一輩子的人：22歲的數學老師楊振寧。

楊振寧那時候剛從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年紀輕輕卻因為跳級、數學學得特別好，在學校里小有名氣。他講課不枯燥，不像別的老師光念課本，總能把難搞的公式講得跟說故事似的。

為了讓學生們愛上數學，他還跟大家約定：季度測驗考進前三名，就自掏腰包請大家看電影。杜致禮學習本就認真，聽了這話更上心，第一次測驗就拿了前三。

到了看電影那天，杜致禮攥著電影票根，緊張得手心都出汗了，坐在楊振寧旁邊，連銀幕演啥都沒太看清。楊振寧呢，比她還拘謹，全程盯著屏幕，連余光都沒敢往她那邊掃，倆人整場下來都沒說上幾句話，可這份青澀的互動，卻成了后來的念想。

1947年，杜致禮跟著當時的潮流去了美國留學，進的是宋美齡讀過的韋爾斯利學院，學英國文學。那時候家里條件還不錯，她不用愁學費，日子過得還算順利。

可沒成想，1948年淮海戰役打完，父親杜聿明被俘了，家里的經濟來源一下就斷了。韋爾斯利的學費太貴，她實在扛不住，只能轉去免學費的蒙特圣文森學院。

為了湊生活費，她課余還得去餐廳洗盤子、整理圖書。后來她跟朋友聊起那段日子，說最苦的不是吃不上好的、穿不上新的，而是每天翻報紙，就想找找有沒有父親的消息，可每次都只有零碎的報道，連父親是死是活都不確定。

那種心里沒底的滋味，比餓肚子還難受。

1949年的一個周末，杜致禮揣著幾塊零錢走進普林斯頓的中餐館，那時候她總來這兒吃碗面，解解鄉愁。

剛要開口點單，目光掃過窗邊，手里的菜單“嘩啦”一下滑到桌上：坐著的竟是楊振寧！他正低頭看著本厚厚的學術期刊，面前擺著半碗沒動的炒飯，連有人靠近都沒察覺。

“楊老師？”杜致禮試探著喊了一聲。楊振寧抬頭愣了兩秒，隨即站起來，眼里滿是驚喜。異國他鄉的這聲招呼，像把兩人過去的師生緣又續上了。

那時候楊振寧已經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穿著挺括的襯衫；杜致禮剛從蒙特圣文森學院畢業，雖日子拮據，卻比中學時多了份韌勁。

從那以后，兩人常約著見面。周末去中央公園散步，聊起西南聯大的日子。她記得他當年請前三名看的黑白電影，他記得她筆記本上工工整整的公式；也會去圖書館，她讀英國文學，他看物理著作，偶爾她還會幫他把枯燥的理論，編成小說里的小故事，逗得他笑。

1950年8月，兩人在普林斯頓的小教堂辦了婚禮。場面不大，就幾個朋友到場，證婚人是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這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笑著說：“你們倆的緣分，比物理定律還讓人驚喜?！?/strong>

婚后，杜致禮把重心放在家里。楊振寧一門心思撲在“宇稱不守恒”理論上，常常泡在實驗室。

1951年長子楊光諾出生那天，杜致禮在醫院疼得滿頭汗，楊振寧趕過來時，手里還攥著寫滿公式的草稿紙，領帶歪歪斜斜的，急得話都說不利索。

平日里，她白天帶孩子、洗衣做飯，晚上等楊振寧回來，還會幫他整理文獻資料，把重要的內容用紅筆標出來。鄰居太太常說：“半夜起來倒水，總看見楊家客廳亮著燈，楊先生趴在桌上寫東西，楊太太要么在旁邊疊資料，要么去廚房煮咖啡，那香味能飄半條街。”

1957年10月，杜致禮正圍著圍裙做菜，電話突然響了。聽筒里楊振寧的聲音帶著顫：“致禮，我們成了！諾獎！”她愣了好幾秒，眼淚“唰”地就下來了，連圍裙都沒摘就跑去跟鄰居分享。

去瑞典前，她特意找裁縫做了件白色旗袍，反復跟師傅叮囑：“要素雅點，別太花哨，得讓外國人看看，咱們中國女人的樣子?！?br/>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中，當楊振寧從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手中接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獎章時，全場掌聲雷動。

隨后的晚宴上，另一個身影同樣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身著白色旗袍的杜致禮。她正優雅地挽著國王的手臂步入宴會廳。那一刻，獨屬于東方女性的溫婉與堅韌，在整個國際舞臺上，綻放出十分奪目的光彩。

《泰晤士報》的記者后來寫道：“這位中國夫人的旗袍造型，展現了東方美學。”

楊振寧在物理界站穩腳跟后，家里的日子也漸漸安穩了下來，但杜致禮沒把自己困在“科學家妻子”的標簽里。她總說：“日子得有自己的樂子”。

那段時間，她常常跟著書自學雕塑和油畫，客廳角落擺著她捏的陶瓷小擺件，有憨態可掬的小貓，還有帶著陜西特色的兵馬俑縮小版；墻上掛著她畫的靜物畫，蘋果、花瓶擺得整整齊齊，連楊振寧都常笑著說：“家里多了股藝術氣，比滿墻公式熱鬧多了”。

1966年全家搬到紐約后，杜致禮還在石溪大學找了份教中文的工作。

她講課不照本宣科，講《紅樓夢》時，總把復雜的人物關系拆成家常事。說黛玉葬花，她會指著窗外的落葉說：“這就像咱們想念家鄉時，給老物件找個妥帖的地方，是心里的念想；說寶玉和姐妹們作詩，就像咱們湊在一起聊家常，熱熱鬧鬧才有意思?！?/p>

美國學生聽得眼睛發亮，課后總圍著她問“中國的過年習俗”“陜西的面食怎么做”。

1972年，杜致禮跟著楊振寧第一次回國，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上，她跟周總理聊得很投機。看著滿桌安徽菜，她笑著打趣：“總理，您給振寧安排了安徽廳，滿桌子都是他家鄉的味道，我可是陜西來的，啥時候也能有個陜西廳，讓我嘗嘗油潑面呀？”

周總理一聽就樂了，擺著手說：“沒問題！下次你們再來，咱們專門找個陜西廳，讓你好好解饞！”這話逗得滿桌人都笑了，原本還有些拘謹的氛圍瞬間熱絡起來。

后來每次回國，杜致禮必去西安碑林。她總帶著筆墨紙硯，找塊干凈的石頭坐下，趴在石碑旁一筆一劃臨摹。手指蹭得滿是墨汁，衣服上也沾著灰，她卻不在意，邊寫邊跟身邊人說：：

“這些字刻了幾百年，每個筆畫里都藏著老祖宗的故事，我多寫幾筆，就像多跟家鄉聊了聊天。”

可歲月不饒人，到了90 年代，杜致禮的身體慢慢垮了。先是眼睛看不清，做了白內障手術；后來手腳越來越不靈活，被查出帕金森癥；2001年，又查出了軟組織腫瘤。

那時候，楊振寧把大部分學術會議和研究都推了，天天守在家里照顧她。早上幫她穿衣服、讀報紙上的新聞，晚上坐在床邊給她按摩胳膊腿，倆人就著臺燈，慢慢回憶西南聯大的日子，說當年看電影時的緊張，說在美國餐館重逢的驚喜，話不多，卻格外安穩。

2003年10月19日，杜致禮在楊振寧懷里安詳地走了，那年她76歲。

葬禮上，楊振寧一直握著她的手，指節都泛了白。旁人想勸他放寬心，他只是輕輕搖了搖頭，半天沒說話，陽光落在他身上，身影看著格外孤單。

2004年底，距離杜致禮離世剛過一年多，楊振寧要和翁帆結婚的消息一出來，立刻成了街頭巷尾議論的焦點。有人說他“剛走了老伴就找新人，太薄情”，還有人揣測翁帆“圖名圖利”，各種聲音鬧得沸沸揚揚。

對于這些聲音，楊振寧也只是說：“致禮走后，家里就一下子空下來了，我常常對著她的照片發呆。”其實，人到晚年，想要的也只不過是有人陪伴，能一起過上普通、平淡的日子罷了。

翁帆面對這些議論，倒顯得平靜。后來她跟朋友聊起，說：“我一開始就知道外界會說閑話，但我見過楊先生對著杜致禮的照片發呆，也見過他一個人在家，連碗熱湯都沒人煮。他做學問的時候特別專注，可生活里就是個普通老人，我心疼他這份孤獨，也佩服他一輩子鉆研物理的認真，這跟名和利沒關系。”

這段差了54歲的婚姻，一開始沒少受質疑，可日子久了，大家慢慢看到了不一樣的畫面：在清華園里，翁帆會牽著楊振寧的胳膊，慢慢走在林蔭道上，碰到學生問好，兩人會一起笑著點頭；去參加學術會議，翁帆會提前幫楊振寧準備好眼鏡和水杯，坐在旁邊靜靜聽著；家里的小事，比如買什么菜、整理書架，兩人也會商量著來。

沒有轟轟烈烈的場面，倒像一對過了多年的老夫妻，透著一股子安穩。

現在再想起1957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那個夜晚，杜致禮穿著一身白色旗袍，挽著瑞典國王的手臂走進宴會廳，舉止大方，眼里有光。那時候的她，不僅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妻子”，更是杜致禮自己：一個有學識、有韌性，把日子過出滋味的中國女人。

就像楊振寧后來常說的：“人生這一輩子，不同時候會遇到不同的人，能一起走一段路就是緣分。致禮陪我走了53年，翁帆陪我往后的日子，都是要珍惜的?！?/strong>

其實感情從來不是非此即彼，那些認真生活、真誠相伴的時光，才是最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