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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諾貝爾獎委員會給你打電話,說:“恭喜,你獲獎了,還有900多萬獎金。”
你會是什么反應?
驚喜?狂躁?原地轉圈圈?發個朋友圈炫耀?
正常人都會。
但今天我要寫的這個人,接到電話的那一刻,他就知道——這不是榮耀,這是催命符。
他叫帕斯捷爾納克。
一個你或許陌生的名字,但他經歷的事,放在今天任何一個普通人身上,都能把人逼瘋。
1958年,他成為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然后,他成了祖國的叛徒、文壇的敗類、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憤怒的人群圍在他家門口,像當年批斗地主一樣,朝他房子扔石頭。
他給委員會發電報,說了一句窩囊又心酸的話:“我必須拒絕這份不該得的獎金。”
為什么?
一個作家最大的榮耀,為什么會變成他最大的罪?
1
故事得從一本小說說起。
這本書叫《日瓦戈醫生》。
帕斯捷爾納克是個俄國人,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現在那種動不動就“我有一個朋友”的知識分子,是那種對土地愛得深沉、對時代有“負債感”的文人。
他花了十年時間,寫了一本關于俄國命運的書。書里沒有反政府,沒有罵領袖,他只是寫了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里的掙扎與堅守。
但就這點“真實”,在那個年代的蘇聯,就是原罪。
書稿送審,被退了回來。編輯說:你這思想有問題,太個人主義了,不符合我們高大上的價值觀。
帕斯捷爾納克懵了。我寫了十年,就換來一句“有問題”?
他沒辦法,輾轉托人,把手稿寄到了意大利。1957年,這本書在西方出版了。
這一下,捅了馬蜂窩。
2
西方世界瘋了。
不是因為這書寫得有多反蘇,而是因為在冷戰的背景下,一個蘇聯作家寫的書不能在蘇聯出版,卻能在西方發行——這簡直是老天爺賞給西方的宣傳炮彈。
西方的媒體開始高潮了,他們把這本書說成是“自由俄國之聲的重新崛起”。
更魔幻的是,后來解密的一份文件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情報部門,為了把這本書打造成刺向蘇聯的政治匕首,竟然偷偷摸摸地干了一件事——
他們搞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書稿復印件,為了不讓蘇聯發現紙張和字體是西方的,特地選了蘇聯常用的紙張和字體,在歐洲偷偷印刷了俄文版《日瓦戈醫生》,然后像搞地下工作一樣,偷偷運到蘇聯境內傳播。
整個過程,堪比諜戰片。
一個作家嘔心瀝血寫的書,就這么被兩大陣營撕成了政治傳單。
而帕斯捷爾納克本人,還蒙在鼓里。
3
1958年10月23日。
帕斯捷爾納克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突然接到電報:諾貝爾文學獎,給了他。
他當時的心情,是真的激動。他給委員會回電,用了一連串的詞:“非常感謝、欣喜、自豪、誠惶誠恐。”
鄰居們來祝賀,老婆開始琢磨去瑞典領獎該穿什么裙子。
那個瞬間,他覺得自己十年的辛苦值了。
但他還沒來得及高興超過24小時,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門。
來的人是費定,蘇聯作協的領導。他一進門,連女主人都沒打招呼,直接沖上樓,進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書房。
費定指著他的鼻子說:拒絕領獎。馬上。立刻。發公開信抗議。不然,我們搞死你。
帕斯捷爾納克愣住了。他說:我憑什么拒絕?我已經答應了人家,我不能讓別人覺得我是個忘恩負義的騙子。
費定冷笑一聲,走了。
接下來的幾天,帕斯捷爾納克見識了什么叫“國家的力量”。
《真理報》發文,說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作家協會開會,全票通過開除他的會籍。文學報用整版刊登那些根本沒讀過他書的讀者的來信,罵他是叛徒。
更可怕的是群眾。
那些曾經和他打招呼的鄰居,眼神變了。一群又一群的學生,舉著標語,沖到他家樓下,朝他家的窗戶扔石頭。
他什么都沒做錯。他只是在寫書。但他成了全民公敵。
4
這還不是最狠的。
最狠的一刀,來自他最愛的人。
蘇聯當局知道帕斯捷爾納克骨頭硬,直接威脅他沒用。他們盯上了一個女人——伊文斯卡婭,帕斯捷爾納克的愛人。
他們放話出來:如果帕斯捷爾納克敢去領獎,敢不聽話,伊文斯卡婭就得進監獄。
對一個老男人來說,榮譽算什么?事業算什么?如果連身邊的人都保不住,要那些虛名有什么用?
1958年10月29日。
帕斯捷爾納克走進電報局,給斯德哥爾摩發了一封電報,內容很短:
“鑒于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我被授獎所做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領獎,請勿因我的自愿拒絕而不快。”
發完電報,他回到家里,臉色蒼白。
他兒子后來回憶說,那天父親像變了一個人,“眼里顯出疲乏與痛苦的神色,對所有的問話都這樣回答:‘現在一切都無所謂了,我已拒絕領獎了。’”
你以為拒絕就完了嗎?
沒有。
莫斯科的作家們聯名上書,要求政府剝奪他的公民權,把他驅逐出境。
驅逐出境,對一個把俄國當作生命根的人來說,等于死刑。
帕斯捷爾納克徹底崩潰了。他在給赫魯曉夫的信里寫道:“離開我的祖國對我而言無異于死亡,因此我請求不要對我采用這種極刑。”
他甚至開始寫“悔過書”。那些文字根本不是他內心想說的話,是別人寫好了,逼著他簽字的。
他成了那個年代,最屈辱的“諾獎得主”。
5
兩年后,1960年5月30日。
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寓所里,孤獨地死去了。
臨終前,他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認真地徹底死去。”
我不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也許是解脫。也許是遺憾。也許他在想,如果當初那本書沒寫出來,是不是就能平平安安地活到老?
但歷史沒有如果。
在他死后30年,蘇聯作協給他恢復了名譽。他當年那本被批倒批臭的書,正式在蘇聯出版了。
他兒子替他領回了那張遲到了30年的諾貝爾獎章。
可惜,他看不到了。
帕斯捷爾納克為什么要放棄諾貝爾獎?
不是因為他不想要。是因為他要不起。
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后人:有時候,最高的榮譽,就是最大的不幸。
這個世界有時候挺操蛋的。它一邊給你發獎,一邊給你挖坑。一邊把你捧成神,一邊把你踩成泥。
但帕斯捷爾納克輸了嗎?
我覺得沒有。
在他最艱難的時候,他給作家協會寫過一封信,里面有一段話,我今天讀來,依然覺得渾身發麻。
他說:
“我知道,通過社會輿論的壓力,一定會提出把我開除出作家協會的問題。我不指望你們能公正處理。你們可以槍斃我、驅逐我、隨心所欲地處置我。我預先寬恕你們。但你們別高興得太早了。這決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與榮譽。請記住吧:幾年之后你們仍將不得不替我恢復名譽。在你們的經歷中,這樣做也并不是第一次。 ”
寫這段話的時候,他已經被全世界拋棄了。
但他比誰都清醒。
他知道,時間站在他這邊。
歷史一次次證明:權力能殺死一個人,但殺不死真相。能剝奪他的獎章,但剝奪不了他的才華。
那個被石頭砸、被報紙罵、被同行踩的老人,早就看透了一切。
這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不是跪著求饒的懦夫,不是站著罵街的憤青,而是——
即便被摁在泥里,也知道自己終將被擦亮的金子。
我想起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里寫的一句話,用它來結尾,再合適不過:
“我不是那種為了成功而寫作的人。我寫作,是因為我必須寫作。”
哪怕寫完就是深淵,也要寫。
哪怕寫完就是死,也要寫。
因為對有些人來說,不真實地活著,比死更難受。
愿我們這一生,哪怕拿不到那個獎,也能守住那顆心。
如果你明知做一件事會帶來滅頂之災,你還會做嗎?
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認輸”與“不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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