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軍師長偷襲新四軍，途中卻與日軍交火，陶勇得知會心一笑

汪精衛這輩子，給不少人發過軍裝、發過委任狀，但他最窩火的一次，恐怕是給一個共產黨臥底發了套少將軍服，還配了把锃亮的指揮刀。

這人拿著汪偽政府的軍餉，養著新四軍的兵，把日偽的情報機構當成了自家的郵局。

這個人，就是施亞夫。

想知道他是怎么把汪精衛、把日本人耍得團團轉的，得從三樣東西說起：一把斧子，一本電話簿，一個煙盒。

1937年8月，南京城頭炮火連天。

老虎橋監獄里，關著一個叫施亞夫的年輕人，二十三歲，罪名是“共黨要犯”。

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坐牢不算什么大事，可眼瞅著日本人就要打進來了，亡國滅種的關頭還被自己人關著，這口氣實在咽不下去。

就在這時，日軍的飛機來了，幾顆炸彈下來，監獄的墻被轟開一個大口子。

犯人們像炸了窩的螞蟻一樣往外涌，亂哄哄地只顧著逃命。

施亞夫也沖了出去，但他跟別人不一樣。

在求生的本能之外，他心里還有一團火。

混亂中，他眼睛一瞥，墻角掛著一把消防斧，他想也沒想就抄在了手里。

街上一片火海，一個掉隊的日本軍官，看軍銜是個少佐，正拿著武士刀追砍逃難的百姓，嘴里還哇啦哇啦地叫囂。

施亞夫渾身的血一下子就沖到了頭頂。

國恨家仇，在那一刻擰成了一股繩。

他沒多想，從側面一個箭步沖上去，掄圓了胳膊，使出在牢里憋了許久的全部力氣，把那柄消防斧狠狠地劈了下去。

那個日本少佐大概到死都沒想到，會死在這么一個剛從牢里跑出來的“囚犯”手里。

這一斧子，劈開了一條活路，也徹底劈斷了他和過去的牽連。

他不再是那個被關在牢里的“政治犯”，他是一個要跟侵略者死磕到底的中國人。

掂了掂手里還沾著血的鐵斧，施亞夫把它扔進路邊的瓦礫堆，轉身消失在南京城的濃煙里。

從南京死里逃生，施亞夫回到了老家南通。

眼看著家鄉遍地都是日本兵和漢奸，而黨組織又被破壞得七七八八，聯系不上。

他一咬牙，決定自己干，拉隊伍！

他扯起一面旗，叫“唐閘工人守土團”，聽著挺像那么回事，可實際上就是個空架子。

要人沒人，要槍沒槍，兜比臉還干凈。

怎么辦？

總不能干等著。

一天，他對著一本厚厚的南通城電話簿發呆，一個念頭突然蹦了出來。

沒兵，那就“造”兵！

他把電話簿上的人名一個個抄下來，當成是自己的兵；把電話號碼抄下來，當成是槍支的編號。

一本普普通通的電話簿，就這么被他硬生生變成了一本內容詳實的“官兵花名冊”和“武器登記簿”。

這事聽著挺離譜，但在那個亂世，膽子大就能撐起一片天。

他還真就靠著這股“虛張聲勢”的勁頭，慢慢打開了局面。

他先是瞅準機會，繳了一小股國軍潰兵的械，弄到了二十來條槍和兩千多發子彈，隊伍總算有了點真家伙。

接著又帶人摸進南通紡織學院，把里面的軍火庫給端了。

隊伍一天天壯大，為了迷惑敵人，他今天掛“國民政府游擊隊”的牌子，明天又自稱“地方保安團”，番號換得比唱戲的換臉還快，搞得日偽軍暈頭轉向，始終摸不清他到底有多少人馬，是哪路神仙。

就在這時，一個改變他命運的人找上了門。

這人叫段銀寶，是施亞夫在老虎橋監獄的獄友，如今搖身一變，成了汪偽政府在南通的“辦事處主任”。

段銀寶看施亞夫“混”得風生水起，就想拉他入伙，一起給日本人干。

這對施亞夫來說，是個巨大的考驗。

是繼續在外面打游擊，還是鉆進敵人的心臟？

他當機立斷，秘密跑到新四軍一師的司令部，見到了粟裕和葉飛。

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假意投誠，打入偽軍內部，把這支隊伍變成插在敵人后方的一顆釘子。

粟裕和葉飛聽完，對視了一眼，都從對方眼里看到了興奮。

這想法太大膽了，但也太有用了！

粟裕當場拍板：“就這么干！

我們正缺一個能在敵人內部站穩腳跟的據點！”

接受汪偽政府的“招安”后，第一個難題就是“驗兵”。

汪精衛那邊派來一個叫嚴濟南的專員，點名要看看施亞夫手底下那號稱一萬五千人的部隊到底什么樣。

這時候，那本電話簿又派上了大用場。

施亞夫找了兩個會寫字的先生，關起門來照著電話簿連抄帶改，不眠不休搞了好幾天，硬是編出了一本厚得像磚頭一樣的《官兵花名冊》。

嚴濟南到了南通，施亞夫壓根不提去軍營的事。

他拉著嚴濟南，白天逛園林、聽評彈，晚上大擺宴席，美酒佳肴輪番上陣。

幾天下來，嚴濟南被伺候得舒舒服服，早就把查兵員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臨走前，施亞夫才“不經意”地把那本花名冊遞了過去。

嚴濟南翻了幾頁，看著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編號，字跡工整，分門別類，心里佩服得不行，認定施亞夫手下兵強馬壯，是個實力派。

回到南京一匯報，汪精衛大筆一揮，委任狀、少將軍服、指揮佩劍，全套行頭很快就送到了施亞夫手上。

他就這樣，靠著一本電話簿，成了汪偽陸軍第七師的少將師長。

當上這個偽軍師長，施亞夫就成了新四軍安在日偽心臟里最重要的情報員。

日偽軍在南通地區的“清鄉”部署、各個據點的兵力調動、甚至是日本特高課準備安插到新四軍內部的特務名單，這些要命的情報，都通過他的手，源源不斷地送到了蘇中軍區。

最懸的一次是1942年冬天。

日軍得到密報，新四軍一師的高級干部要在南坎開會，粟裕、葉飛、管文蔚這些頭面人物都會參加。

日本人策劃了一場“斬首行動”，準備在會議結束后，利用已經收買的內奸提供的情報，在領導們返回的路上設伏，一網打盡。

這個陰謀要是得逞，整個蘇中根據地就得癱瘓。

施亞夫拼了命才搞到這份情報。

時間太緊了，用密碼聯絡根本來不及。

他急中生智，從口袋里掏出一包“哈德門”香煙，抽出一張卷煙紙，用鉛筆在上面飛快地寫下“南坎會議有變，敵人已掌握你們返程路線，速改道”等關鍵信息，然后把紙條揉成一團，塞回煙盒里。

他叫來最信任的騎兵，命令他：“天亮之前，就是跑死馬，也得把這個煙盒送到粟裕司令手上！”

當那個煙盒幾經周折送到粟裕手里時，他打開一看，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立刻下令，動用一切手段，追上并通知已經分頭出發的干部。

最后，除了管文蔚的隊伍跟一股敵人遭遇，險些出事外，其他領導都安然無恙。

一個小小的香煙盒，在最關鍵的時候，保住了新四軍的指揮中樞，還順著線索揪出了內部的叛徒。

紙終究包不住火。

施亞夫這邊送出的情報屢屢讓日軍的行動失敗，日軍指揮官小林信男起了疑心。

1944年初，日偽開始內部清洗，屠刀眼看就要落到施亞夫頭上了。

他知道，潛伏的日子到頭了，該亮出真本事了。

1944年1月5日夜里，在和新四軍一師師長葉飛商定好計劃后，施亞夫在通州、如皋一帶的防區，以三聲炮響為號，率領手下兩千多名官兵舉行起義。

黑夜里，部隊打著燈籠，浩浩蕩蕩地向新四軍的防區開進。

在接應口，新四軍的戰士們早已等候多時，一口口大鍋里煮著熱氣騰騰的面條。

那一口熱湯下肚，驅散了冬夜的寒氣，也洗刷了他們身上偽軍的塵土。

起義后，施亞夫給已經當上偽國民政府主席的陳公博寫了一封信。

信里沒有長篇大論，只有一句話：“你是中共一大代表，當知民族大義。”

這封信寄出后，施亞夫被任命為“蘇北人民抗日自衛軍通如縱隊”司令員，他的番號再一次改變，旗幟換成了鮮艷的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