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軍區司令一職擦肩而過，調任副總長，也算與軍銜、戰績匹配了

一九六〇年二月，北京城低溫逼人。總參作戰部的小禮堂里，一場臨時召開的干部會議氣氛凝重，燈光晃在每個人肩章上閃著寒光。主持人念到“李天佑同志調任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時，臺下響起短促的掌聲。有人小聲嘀咕：“老李若去成都就好了。”一句輕嘆，在靜場里顯得格外刺耳，倒像給這位傳奇將領一生的起落寫下了注腳。

李天佑一八九九年生在湖北黃安，革命底色算得上深。十七歲參加農民武裝，他的第一場遭遇戰就讓人記住：黑夜里，他領著三十來號人硬生生沖散數百人團練。火把照亮刀影，也照亮了少年人的銳氣。此后進了紅七軍，再調紅三軍團，一路砍出血路，身上大傷小傷加起來十多處，戰友戲稱他“挨子彈都不歇氣”。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平型關，大雨、山霧、泥濘齊上陣。李天佑率主力團占住老爺嶺，正面硬撼日軍裝甲輜重。他壓著雙臂吼一句：“給我頂住！”炮火聲掩不住他的嗓門。八小時后，敵人尸橫山道，關溝炮車堆成廢鐵。那場硬仗，讓林彪對他刮目相看，“能打惡仗”的名聲就此坐實。

遺憾的是，頻繁負傷加上戰地環境惡劣，他的肺部埋下隱疾。一九三八年春，中央抽調一批傷勢沉重的高級干部赴蘇聯療養，他也在列。本想養好病就回國，誰知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爆發，海陸交通全部中斷，他被困蒙古烏蘭巴托。那幾年，只能在醫院和訓練場間來回打轉，戰馬嘶鳴聽得他心里發癢，恨不得立刻上陣。朋友勸他安心休養，他悶聲一句：“身子好不好，得打仗試試才算數。”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結束的消息傳到蒙古，他翻身上了卡車，繞過戈壁回延安。七千里黃沙險途，他與李世英輪流開車，靠咸菜、干糧硬撐。抵達延安那天，窯洞里燈火通明，毛澤東握住他的手：“回來了好。”他沒說什么，只抬手敬了個軍禮，手掌卻在微微顫抖。

一年后東風驟起。林彪奉命入關前，先駐山東海陽整訓部隊。李天佑趕到，接過第一縱隊司令員指揮棒，“先把槍擦亮，目標東北！”三天后登船，他帶兵直插遼東。此后“三下江南、四戰四平”，再到一九四六年黑山、彰武，一條戰線血路打通。解放戰爭后期，四野猛將如云，但說到攻堅，無人不服李天佑。天津戰役四小時突破重圍，子彈殼堆成小丘，他搶過機槍親自壓火，攻破“小白樓”防線，被戰士們抬到指揮部時，面頰濺血，卻大笑：“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一九四九年冬，廣西歸入版圖。中央考慮到當地山高林密、匪情復雜，點名讓李天佑出任副司令。不久，韋拔群故舊、大小股武裝紛紛被圍殲，兩年剿滅武裝土匪與反動武裝四十余萬，廣西局勢穩定。當地老人說：“從前晚上不敢點燈，如今敢敞開門睡覺。”這便是成就，不上戰報，卻寫進了百姓的心里。

一九五五年授銜，上將。翻看花名冊，他的戰功、年資、兵齡都足以問鼎元帥副帥，可當時編制有限，他自嘲說：“我站在上將隊伍里，正好居中。”此話傳開，增加了幾分江湖味，也讓戰友笑稱他看得開。

隨后的仕途卻顯得有些“別扭”。廣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兼任代司令，級別不錯，卻始終差一步。“缺口在成都”，一九六〇年初，西南重鎮司令員病逝，中央醞釀新人選，呼聲最高的是李天佑。林彪卻考慮四野高層已占據數個軍區正職，平衡起見，提議黃新廷。那一次會議里，李天佑沒說話，散會后只拍了拍身上的灰：“換個人也行，軍區少不得指揮棒。”

時間很快到了一九六二年夏，總參謀部痛失陳賡、李克農兩位副總長，指揮鏈出現空缺。周恩來拍板：“讓李天佑來，作戰口他最熟。”就這樣，他走進北京西山作戰室，擔任總參副總長，分管作戰、訓練、邊防。級別雖是副職，卻與各大軍區司令平級，某種意義上“官復原職”。

有意思的是，他到崗第一周便提出“敵情動態日登記”制度，每晚零點前將邊境、海空情報匯總送到值班臺。一位年輕參謀驚嘆地說：“李副總長要咱們腦子里裝一只鐘。”老參謀咧嘴笑：“老李自己就是鐘。”效率迅速提高，許多邊境突發情況能在兩小時內定性處理。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設立軍委辦事組，他被增補為成員。那是極度敏感的日子，辦事組代表軍委行使絕大多數學術與人事權力，權重大、責任更重。熟悉他的人記得，當時的李天佑身體已大不如前，肺病折磨得走路都得停兩次，可文件送到他桌上依舊字字批清，連注腳都工整。

遺憾的是，病痛終究拖走了他的力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凌晨，他在三〇一醫院離世，終年六十一歲。治喪電里評價簡短：“我軍優秀的高級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許多老兵聞訊，低頭默哀。有人回想他那句調侃：“副總長算夠本。”誰也不知道，這句話里有幾分看淡，幾分無奈。

細細盤點，他的軍功與軍銜絕對匹配，職務卻總欠半步。運氣、身體、平衡，一環扣一環，歷史就是這樣打磨人。可在許多前線指揮員眼里，李天佑更像一桿沖鋒旗——不必站在最高旗桿，只要旗還迎風，那就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