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宜昌滿城白花，為廣西詩將軍送行

那天的宜昌城，空氣里有一種特別的凝重。街上的人比往常多，卻靜得出奇。茶館里沒人高聲談笑，碼頭上的力夫歇了擔子，都朝著一個方向望。是丁，城里在辦公祭——祭一位死在外省的廣西將軍，鐘毅。

這名字如今許多人陌生了，可在當年，是個讓鬼子頭疼、讓同胞心熱的字號。公祭的場面白花掛滿了靈堂內外，不像是紙扎的，倒像整個江漢平原的蘆花，一夜之間都飛來給他戴孝。來的人，有袍澤，有政要，更多的，是平頭百姓，拖家帶口，默默地來，鞠個躬，又默默地走。他們祭的，不單是一位師長，是將近四十個春秋里，一個中國人最典型、最壯烈的那種活法兒。

鐘毅是廣西扶南人，家里是耕讀傳家，父親是前清秀才。他本是個讀書種子，四書五詩經史子集讀得通透，詩寫得尤其好，筆下有股郁勃不平的英氣。你看他二十歲上下，在自家書房門口貼“蠻園”二字，兩旁的對聯是自己擬的：“矢志澄中原聞雞起舞；雄心造時勢匹馬縱橫。” 屋子里還題著詩：“男兒仗劍出鄉關，不斬樓蘭誓不還。太息中原長板蕩，要將只手挽河山。” 這哪里是尋常書齋里的吟風弄月？這分明是聽見了時代裂變的巨響，按捺不住，要把一腔子熱血潑灑出去的架勢。那時節，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他看不下去，在家鄉辦夜校，訓壯丁，革陋習，可總覺得局促。一身的勁，得找個更大的地方使。

于是棄文從武，進了韶關講武堂。從此，一個本該握筆的手，拿起了槍。他的路，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連在了一起。北伐，他參加了，在“鋼軍”第七軍里從連長做到團長，德安大捷有他的功。可他不只是個武夫。他帶的兵，不一樣。他推行“一槍一書”，仗要打，書也要讀。他覺得，沒有文化的軍隊，終究是懵懂的。他親自給部隊寫軍歌，歌詞樸素剛健：“行軍不落伍，打仗要爭先；重傷不流淚，輕傷仍上前……” 又編《十守則歌》，教士兵守紀律，敬百姓。這在當時，是稀罕事。他隨身帶著關公的畫像，敬的是忠義二字；他嚴于律己，連弟弟行鞠躬禮的角度不對，都要認真糾正。他骨子里，還是個傳統的士人，把“修身”看得很重，然后把修來的這身正氣，帶到了血肉橫飛的戰場上。

抗戰軍興，他率部北上，從江淮打到鄂北。臺兒莊的烽火，武漢會戰的硝煙，他都經歷過。官做到一七三師師長，中將銜。他愛寫詩，詩是戰地日記，也是心跡。撤退時見百姓流離，他寫：“半夜班師天地昏，中原到處哭聲聞；料應卷土重來日，一戰喚回故國魂。” 駐守淮河，壯志難酬，他寫：“四境紛傳撤退忙，倭夷橫海渡長江；臨淮關上思殲敵，劍氣升騰月滿窗。” 這“劍氣升騰”四個字，貼切。他的人和詩，都有一股子磨礪過的、寒光閃閃的銳氣。

真正的劫數，在一九四零年五月。日軍發動第二次隨棗會戰，兵力火力占盡優勢。鐘毅的一七三師，奉命掩護主力轉移。這是一場注定慘烈的后衛戰。他以一師之力，在隨縣、棗陽一帶，死死擋住日軍一個精銳師團（藤田師團）的猛攻，血戰了七天七夜。打到后來，部隊被打散，彈盡糧絕。五月九日，在河南唐河縣蒼苔鎮附近的蘆葦蕩邊，身邊只剩數十衛士，又陷入日軍騎兵的重圍。

最后時刻，他異常平靜。右胸已中彈，生命在流逝。他先把作戰資料、日記、詩稿和私章，仔細包裹好，埋在蘆葦根下。然后，他對身旁的人說，萬不得已，當留一彈自戕，勿為敵得，遺羞華胄。日軍合圍上來，他舉起左輪手槍，對準自己，扣動了扳機。年四十歲。他實踐了一個中國軍人最極致的諾言：舍身取義，絕不茍且。

消息傳開，舉國震動。他的靈柩從敵后搶出，運到重慶，再運回廣西。沿途所過，軍民肅立致哀。在宜昌的公祭，便是這漫漫長路上，悲慟與敬意的一次集中迸發。人們哭他，敬他，不僅因為他是殉國的將軍，更因為他活出了中國人理想中的人格：有文化，有氣節，有擔當，最后，以最干凈、最剛烈的方式，把這一切還給了這片土地。

他死后，極盡哀榮，但也歷盡滄桑。他的墓在桂林堯山，幾十年后，竟曾被宵小炸開盜擾，景象凄慘。幸而后來又被修復，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他當年在前線接待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侃侃而談；他的朋友里，有后來的共產黨員，他明知身份，卻依然保護。歷史的風云激蕩，有時會模糊一些身影，但時間流水沖刷過后，真金的光澤，終究會露出來。

所以，當我們今天，隔著歲月的煙塵，再去想宜昌城里的那場公祭，那滿城的靜默與白花，祭的到底是什么？我想，祭的是一種未曾熄滅的“劍氣”。那是一個書生在國難當頭時，毅然把筆換作劍的決絕；是一個將軍在絕境中，埋好詩稿再赴死的從容；是一個中國人，對于“文明”與“氣節”最深沉的信仰與實踐。

鐘毅將軍葬在桂林，他的衣冠冢立在唐河他殉國的地方。有些地方，以他為名建了學校。名字或許會被淡忘，事跡或許會變成史書里幾行冷靜的文字。但總有一些時刻，比如讀到他那句“要將只手挽河山”的時候，比如聽說他臨終前從容埋下日記的時候，我們心里某一塊柔軟而堅硬的東西，會被輕輕地、重重地撞響。

那聲響，和當年宜昌公祭時，回蕩在長江水面的嗚咽與默哀，是連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