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睡王穆宗放棄南伐延緩后周統一進程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遼世宗是在中原即位為大遼皇帝的，回到塞北之后一直不忘重建對中原的統治。然而在執行這樣一個既定方針時，他遇到的客觀形勢卻非常不利。就契丹本部來說，自從世宗挫敗述律太后及李胡奪取皇位的企圖之后，始終未出現政治上的安定。

經過長期戰爭之后，各部迫切要求休養生息。當耶律德光死訊傳到上京時，述律太后曾說過這樣一句寓意深刻的話：“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這表明，當時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應當設法消除諸部因長期戰爭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并且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恢復各部的協調一致。

在這種情況下，諸部要求的是按照固有模式重建秩序，世宗并不是這樣，在北返途中，他仿照中原制度設立了北樞密院，意欲加強對各部的控制。這種操之過急的更張，諸部并不樂于接受。此外，他又多用后晉降臣，且荒于酒色，輕慢各部酋長。因此，各部頻頻發生叛亂，一時間竟使得他誅討不暇。再加上遼最高統治集團中天德、蕭翰等與各部叛亂相呼應，不斷陰謀推翻世宗的統治，所以局勢一直很嚴重。

久經戰亂之后，中原人民痛恨契丹貴族的殘酷殺掠，決不會輕易地讓契丹統治者卷土重來。耶律德光有從弟叫耶律拔里得，中原人稱他為“麻答”，此人兇殘也是出了名的，只有蕭翰能與之相比。

他很受世宗寵愛。世宗離鎮州北返時，以他為中京留守，民間有珍寶、美女，必定要設法奪取之。更有甚者，他還不時捕捉無辜村民，誣為盜賊，施以酷刑：割裂面孔，挖去雙目，斷去雙腕，然后再焚燒至死。他這樣殘害無辜，目的只是以此威脅百姓，使其不敢反抗。當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另外，麻答也同蕭翰一樣，對世宗早有不臣之心。他在鎮州公然黃枹加身，出入使用乘輿，并且自欺欺人地聲稱：“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說，世宗留下這樣一個人為其守衛鎮州，確實是托付非人。

契丹留在鎮州的軍隊不滿兩千，然而麻答卻常令當地官府供給四千人食用，從而中飽私囊。他還經常懷疑遼朝的漢軍不忠，且以為這些漢軍無用，因此不斷予以裁減，把省下的給養留給契丹軍，這種做法導致漢軍極大怨憤。

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劉知遠入據開封，建立后漢，消息傳開，鎮州漢軍皆有南歸之志。七月間，世宗遣官吏至鎮州，召晉降臣馮道、李崧、和凝等北上木葉山參加耶律德光葬禮。馮道等臨行前在就餐時，忽聽得鐘聲大作，接著便有漢兵多人奪下契丹門衛手中的兵器，并將其擊殺十余人，然后沖入府中。他們打開武器庫，將武器分發給漢兵及市民，此時只見煙焰四起，鼓噪震天地。馮道等人都轉而與起義者站在一道，麻答一見大勢已去，只好帶著寶貨、婦女逃命。

上述情況表明，自從遼世宗北返之后，他在短時間內如果再次“南伐”，將非常不利：

一方面是他面臨契丹統治集團中某些人伺機奪權及部族群眾對戰爭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則必然會遇到中原上下更加頑強的抵抗。

遼世宗對這種不利形勢全然估計不足。

天祿三年（后漢乾祐二年，949年）一亦即剛剛結束與述律太后及李胡的對抗之后不久，他又率軍冒然攻入河北，到處殺掠，河北各地節度使、刺史皆奮力組織軍民英勇抵抗。

他雖力戰攻破內丘（今屬河北)，然人馬亦死傷過半。此后，他非但不認真吸取教訓，反而更加一意孤行，定要從事更大規模的“南伐”。

天祿五年(951年)春，郭威代漢建立后周，仍都開封，劉知遠同母弟劉崇自立于太原，仍稱漢。六月，劉崇為周所攻，遣使向遼乞援，對遼世宗稱侄，且求封冊。這時，南唐因受后周威脅，亦向遼遣使乞求舉兵應援。當時，由于長期的“南伐”戰爭剛剛過后不久，契丹人力、物力嚴重消耗，瘡痍未復，所以諸部酋長皆不愿再度興師，何況他們將要與之交戰的是正在走向強盛的后周，勝負難料。

但遼世宗堅持要再度“南伐”，并且自將出征，眾酋長只好率部從行。這次出征，野心家察割正在世宗身邊。察割父子此時正受到重用，他本人以功封泰寧王，其父明王安端任西南面大詳穩，統領重兵，察割為取得世宗更大的信任，竟然秘密告發其父安端的過惡，世宗果然以為他忠誠，讓他統領女古石烈軍。

這是一支原屬述律太后蒲速盌斡魯朵的官分軍，世宗出于對察割的信任，令其扈從，準其出入宮禁，并多次讓他跟隨出獵，察割早有弒君之心，只因族屬雜處，找不到適當的機會。

這時，他設法將自己廬帳移至行宮近處，以便待機而動。他的行動首先引起了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的懷疑，并向世宗舉發。然而世宗根本不相信會有這等事，為表示對察割深信不疑，世宗甚至還把屋質所上表出示給他。于是，他就在世宗面前哽咽流涕，裝出十分可憐的樣子，聲稱屋質此舉是出于對他的忌妒。世宗對察割百般撫慰，同時對屋質說：“察割舍父事我，可保無他。”

這位遼朝皇帝對于“于父不孝，于君亦必不忠”的道理不甚理解。屋質提請他注意這一點，千萬不要被察割制造的假象所迷惑，然而他并不在意。天祿五年(951年)七月南征前不久，察割曾欲謀亂而未果。同年九月，世宗率軍南征，行至歸化州（今河北宣化）詳古山，祭其父東丹王耶律倍，群臣皆醉。察割認為這正是他采取行動的好機會，于是當晚與劉哥之弟盆都率兵闖入行宮，將世宗母子一起殺害了。

天祿五年(951年)九月，遼世宗在軍中遇弒，作亂的首犯泰寧王察割當即宣布自己為皇帝，百官如有不從，即拘禁其家屬。此時他認為自己終于如愿以償，于是很快就陶醉于“勝利”的歡樂之中了。

在檢閱內府藏物時，發現有一瑪瑙碗，他連連贊嘆是“稀世之寶”，并因這一切都已歸為己有而自鳴得意，完全忘記了自己當時的處境有多么險惡。其妻倒還清醒，忙提醒說：“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

察割不以為然，他認為壽安王年幼，屋質身邊不過只有幾個私奴，皆不足慮，天明之后，都得前來向他朝拜。壽安王即太宗之子述律，亦即后來的遼穆宗，天顯六年(931年)八月生，是時剛滿二十歲。察割弒逆后，其部下矧斯迅即向壽安王及屋質報告。就在察割沉浸在成功夢幻之中的時候，壽安王和屋質已引來軍隊將其竊據的行宮團團圍住。這時，察割尤如被因的猛獸，仍然不忘行兇，在世宗柩前將皇后殺害之后，才倉促上陣。

壽安王在皇族中最具備即位當皇帝的條件，因此，在混亂中也最具有號召力。他首先對叛黨實行分化瓦解，派人告諭察割同伙，指出他們既然跟隨察割行弒逆，切勿再繼續加重自己的過惡。于是，夷離堇劃者首先率部脫離叛黨，然后其余的人也都陸續站到了壽安王一邊。察割見大勢已去，竟將眾官員家屬拘為人質，手執弓矢威脅說，要將這些人全都殺掉。當時林牙耶律敵獵正在被拘執者之中。他對察割說：“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辭，猶可以免。”

察割果然被敵獵說服了，他派敵獵去同壽安王會談。他認為敵獵言之有理，自己行弒，客觀上正是給壽安王掃清了道路，幻想壽安王可以因此免他一死。其實他完全中了敵獵的金蟬脫殼之計了。敵獵一脫離他，就投向壽安王了，并設計將察割誘殺，其諸子亦皆伏誅，而眾人質卻全都得以安全脫險。

叛黨既除，壽安王正式即皇帝位，稱天順皇帝，是為歷史上的遼穆宗，改天祿五年為應歷元年。當時，叛亂雖已平息，但統治集團內部仍然離心離德，而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與中原有關系的蕃漢官員紛紛南奔或準備南奔。正是這些人對遼政權喪失信心的表現。

外戚蕭眉古得為幽州節度使，他與漢臣、宣政殿學士李澣相友善，而澣之兄李濤即是后周太子賓客。李澣乘機勸眉古得與之一同南歸，眉古得表示同意。二人計定，正待行動時，走露了風聲，結果眉古得伏誅，李澣則杖而釋之，這種寬大處理并未令李澣回心轉意，應歷二年（周廣順二年，952年），他又通過定州派到遼境內的間諜田重霸，密交定州官員孫方諫一絹表，此表后經方諫上奏后周朝廷，內稱遼穆宗幼弱，且多內寵，唯愛好擊球，終日沉湎于酒色，而無四方之志。

若趁此機會用兵，必有所獲，不然，與之講和，也可望成功。他還認為，如后周攻打北漢，遼穆宗將不會予以有力的支援。

李澣的上述分析，并不完全符合遼穆宗即位后的實際，中原編定的史書據此把他寫成一個昏庸無能的統治者，也是違背事實的。

因為當時存在的很多問題都不能由他個人承擔責任。例如他的親密貴近多懷異志，并非是由他造成的，而是太宗耶律德光及世宗耶律阮長期從事“南伐”而導致的內部不滿情緒的反應。經過長期戰爭，遼朝已將國力消耗殆盡，而此時的后周政權卻已不是昔日的后晉、后漢那種衰敗景象，完全是一派興旺。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遼穆宗究竟應該做些什么呢？不難想象，他如果仍不接受世宗失敗的教訓，還是一味堅持“南伐”，那就只能落得個更悲慘的下場。幸虧他并不糊涂，而是一個善于審時度勢、適時變更策略的聰明人。他果斷地放棄了“南伐”。

中原史書根據傳聞，把他說成每日唯好游戲、不親國事、徹夜酣飲、天明始就寢，直至日中方起，國人稱他為“睡王”，經過太宗長期從事征服戰爭之后，遼朝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皇帝，是像世宗那樣堅持繼續“南伐”并在很多方面都要有所作為的皇帝呢，還是穆宗這樣的“睡王”呢？

歷史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當時遼朝需要的顯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遼世宗那樣不顧歷史條件的變化，一味蠻干，只能遭致失敗。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世宗“南伐”導致他徹底失敗，而穆宗適時停止“南伐”，卻有了對付反對派的力量。

當時，針對他的陰謀活動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制裁陰謀投降后周的蕭眉古得和李澣的同時，又發現政事令婁國謀反。

婁國是耶律倍之子，世宗的兄弟。當初，他是穆宗的支持者。討平察割叛亂之后，是他親手將這個叛亂分子殺掉，為其兄報了仇。穆宗即位后，他頗受信任，被任命為南京留守。后來，他以為穆宗不恤政事，遂生覬覦之心，想取而代之。他引誘耶律敵獵等一群不逞之徒謀逆。而敵獵等自以為平叛有功，未受重用，時常心懷不滿，故愿意擁立婁國。

事情敗露后，按問婁國不服。穆宗對他說：“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這個野心家當初既然可以慫恿壽安王推翻自己的親哥哥世宗，現在陰謀推翻穆宗當然完全可能。他無可抵賴，被縊殺于可汗州（即媯州，今河北懷來），其黨羽亦盡伏法。

過了不久，應歷三年(953年)又發現李胡之子衛王宛謀反。穆宗因念及他是至親，故釋而不問。但是，這次陰謀還是相當嚴重的，涉及面相當廣，有被穆宗委以國政的太宗次子罨撤葛，亦獲釋，此外，林牙華割、郎君嵇斡等皆伏誅。十年(960年)冬十月李胡之子喜隱又謀反，辭連李胡，父子皆下獄，李胡囚死獄中。應當說，穆宗之所以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挫敗這些陰謀活動，安全渡過風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努力避免了與后周發生沖突，得以全力以赴對付內部的敵對分子，因而才沒有成為繼世宗之后的又一短命皇帝，這無疑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獲得的極大成功。

遼穆宗雖然放棄了“南伐”，但并沒有從此就認為可以高枕無憂。面對后周咄咄逼人的發展，他必須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防御戰略。

為此，他選擇了與同樣受到后周威脅的北漢及南唐結盟的方針，這無疑是符合遼朝利益的。

穆宗即位后便多方面加強與北漢及南唐的聯系，每年互派使節都多達數次。據《遼史·穆宗本紀》載，應歷二年(952年)正月、三月，南唐曾兩次遣使“奉蠟丸書”，五月間又遣使進貢。后來，應歷五年(955年)十月、七年三月亦都有南唐貢使至契丹，其間七年二月亦曾遭使“奉蠟丸書”。

南唐占據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雖稱得上是廣土眾民，但武力不強，“唐自烈主(李昪)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為兄弟”。

雙方都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故結成了對抗后周的事實上的同盟。周世宗即位后，志在統一，故對諸割據政權造成的威脅也更加嚴重。顯德二年（遼應歷五年，955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樸向世宗獻策，以為攻取之道當先易而后難。

所謂“易”者，即虛弱的南唐。他建議應先以兵進擾南唐，待其民疲財竭之后，再取江北，下江南，然后巴蜀、嶺南必皆傳檄而定。到那時，遼占領下的幽燕地區必望風來附，河東則一舉可擒。此即后來宋太祖和宋太宗奉行并取得成功的“先南后北”的統一戰略。

應當說，自這一戰略最初提出并被周世宗采納的時候起，后周對南唐的攻擊就不僅僅是針對南唐一家的，而是作為它實現統一全中國的偉大戰略的一個步驟。因為南唐本來不堪后周一擊，所以，當它知道自己已成為強大的后周第一個攻擊目標時，自然就成了驚弓之鳥，自海道遣使約契丹、北漢聯合抗周，但契丹和北漢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敢輕易與后周開釁的。

聯合一時無結果，后周更增加了進攻南唐的口實。

顯德三年（遼應歷六年，956年），周世宗下詔親征，指責江南統治者“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仇”。

所謂“并壘”即指北漢割據政權。后周大軍的進攻，使江南統治者連吃敗仗。李景預感到亡國在即，連忙又遣使攜蠟丸書向契丹求救，不料又被后周截獲，這就更為后周興師問罪增加了借口。這時，遼穆宗看到如再坐視不管，南唐已很難支持了，于是，應歷七年（后周顯德四年，957年)十一月，他派遣大同節度使崔勛率軍會同北漢騷擾周的后方，以為江南聲援。

北漢亦遣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環會同遼軍攻擊后周潞州，但僅至城下而還。次年二月，北漢又出兵進攻潞州（今山西潞縣)，由于后周有備，北漢大敗而還。這幾次襲擊，對后周雖無重大影響，但卻清楚地表明了遼、漢與南唐事實上確已結成了對抗后周的聯盟。

這一年的四月間，當后周大軍正節節取勝之際，周世宗急忙自揚州北返。他之所以要這樣做，主要就是因為需要對付契丹在北邊的騷擾。“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四月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御北邊”，五月，“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以報其入寇也”。這時，周世宗已感到遼將迫使他把用兵重點轉移到北面，所以他連忙正式接受了李景求和。

后周共得江北州十四、縣六十，并追使李景去帝號，但稱“江南國主”，奉周正朔。盡管如此，江南政權畢竟又得以繼續茍延殘喘，這一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于契丹對它的聲援造成的。

周世宗在與江南停戰言和之后，稍事休整，顯德六年（遼應歷九年，959年)二月即下詔要“幸滄州”，開始秘密向北方調遣軍隊，緊接著就出其不意地攻寧州（遼于乾寧軍置寧州，即今河北青縣)，刺史王洪舉城降。然后他又大治水軍，以韓通、趙匡胤等分統水陸大軍繼續北進，后周大軍隨即攻克了益津關和瓦橋關，遼在兩地的守將終廷輝和姚內斌分別以城降，莫州（今河北任丘）刺史劉楚信、瀛州（今河北河間）刺史高彥暉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也都舉城降周。

于是燕京以南地區盡入于周。在這種情況下，周世宗要一鼓作氣，直取幽州。他不顧臣下反對，已令先頭部隊進據固安（今屬河北)。但就在他準備對遼燕京發動攻擊時，突發重病，不得不罷兵南歸。

周世宗功敗垂成，在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遺憾。當時，他要攻取幽州，并非脫離實際。反對他這一計劃的將領提出的理由是“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其實這恰好證明，遼已經準備好了自幽州撤退。

當時，遼用于守御燕京及其以南地區各關隘、城池的，盡是自中原（主要是后晉）收編的漢軍。這些漢軍及其將領紛紛倒向后周，這種情況簡直可以說是使得遼穆宗一籌莫展。鑒于時隔不久的遼世宗的教訓，他不能冒險調契丹部族軍增援燕京。所以，要不是碰上周世宗因病主動撤軍，恐怕燕京亦將不保。三關及減、莫二州雖已丟失，但燕京尚在，所以穆宗事后聊以自慰地說：“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

這是他失地之后面對現實所發的不得已的議論，其中并不包含他對保守屬于遼朝的這片土地持任何消極態度事實正相反，周世宗撤軍僅一個月，當年三月，穆宗就部署遼軍收復了容城（今屬河北），隨即又發南京軍戍守范陽（今北京市南)。

這說明后周一撤軍，燕京地區的漢軍又重新穩定下來了，故可以供他做以上調動。這樣，雙方在燕京以南很快又形成了一條新邊界，進入了新的對峙。

周世宗突然病故，并未給遼造成更多的可乘之機，因為身為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很快接管了后周政權，結束了主少國疑的局面。另一方面，遼對中原的威脅不僅沒有解除，甚至也不曾有所減輕。而且遼在北方的威脅，正是周、宋政權更迭得以迅速、順利地實現的一個重要客觀條件，趙匡胤正是謊稱有契丹大軍南下，騙得后周朝廷命他率軍出征，才實現了黃袍加身的。

其實，遼穆宗得以固守燕京已經是很不容易了，當時并無發動新的“南伐”戰爭的能力。遼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仍在繼續，應歷九年(959年)年末，太宗之子敵烈與前宣徽使海思以及蕭達干等謀反，第二年冬十月，李胡之子喜隱又謀反。在外有強敵，內遇反側的不利形勢下，遼穆宗處置得當，故穩定了遼朝政權。

在鎮壓叛亂的同時，又能重新鞏固了邊防，他在斗爭藝術上的確勝過遼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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