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遼夏金時期列朝列國志】南宋（五）：歷史沿革5

南宋（五）：歷史沿革5
（2）西南地區 ①“溪峒蠻”

溪峒民族廣泛存在于南宋西南羈縻州縣之外的地區，包括湖南、廣西一帶，并與大理國和交趾國接壤。其中的主要民族是壯族，南宋朝廷稱之為“生蠻”，其生活區域被稱為“生界”。紹興年間，西南地區相對穩定，宋高宗政權極力實現溪峒民族對中央政權的認同，“琴州溪峒楊進頤等率族屬歸生界五百余戶、疆土三百余里，獻累世所造兵器及金爐、酒杯各一，求入覲”。但雖然南宋朝廷在西南地區一直推行綏靖政策，以維持生界內外的穩定為首要工作，但溪峒民族有時利用漢人意識里的生界之別作亂，如紹興八年（1138年）的駱科、乾道元年（1165年）的李金，南宋朝廷主要通過分化和安撫的方式平定叛亂。但對于南宋朝廷來說，維護溪峒地區穩定的出發點仍是以租賦來區分族群，從而實現溪峒族群對中原王朝的認同。嘉定七年（1214年）三月十六日，臣僚上言：“夫溪峒專條，山徭、峒丁田地并不許與省民交易，蓋慮其窮困無所顧藉。今也州郡悉聽其與省民交易，利于牙契所得輸稅可以資郡帑泛用。而山徭、峒丁之丁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反引惹生界出沒省地。”

南宋朝廷還加強了對嶺南溪洞地區的行政管理，調整諸州的區劃與設置。“靜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江寨、武陽寨與潯江、文村、茶溪、臨溪四堡。宜州有高峰寨、帶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鎮寧寨。州有橫山寨、溫潤寨、太平寨、永平寨、古萬寨、遷隆寨。欽州有如昔寨、抵桌寨。瓊州有寶西寨、西峰寨、延德寨。萬安軍有萬全寨。吉陽軍有通遠寨。”戍守的有官兵、有峒丁、有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監、或知寨，或一寨派二官管理，根據寨的大小來定。寨統領著擔任土官的世襲酋首，又隸屬于提舉。諸寨的一舉一動都關系到化外的安定，因此，“法制不得不少寬，威權不得不稍重。”

此外，宋王朝在積極用邊之時著意推進生蠻歸化進程。南宋時，生蠻多與省民交接，為了穩定邊界，“禁民毋質徭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息邊釁”。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十八日，臣僚上言：“瀘、敘皆接蠻夷，敘州管下石門、馬湖生蠻許赴官中賣蠻馬，優支價直，本以恩結，而設官駐兵捍御，乃為威伏。”南宋政府要解決買馬問題，必然要面對生蠻，因為生蠻產良馬。為了不致生事，擾亂邊界，南宋王朝在西南各地設置買馬司，并廣置寨，明確生界區域。

②瀘敘地區

瀘敘地區位于四川盆地南緣，生活著許多各不統屬的少數民族，與宋王朝時和時戰，這些少數民族的族屬，據學者之研究主要分為烏蠻與僚人。南宋147年有效統治時間內可考之瀘州知州則可達46位，與瀘州地位的上升緊密相關，乾道六年（1170年），“以瀘南為潼川府路安撫使，俾得刺舉一道，自是權任益重”帥司所統，包括瀘州、敘州等原潼川府路所轄十五州府，前后皆以“名臣”任之，為瀘州在宋代政治地位之頂峰。

政治地位的上升帶來了駐軍的增加，當時的瀘州“帥邊面千里，兵屯萬計，張官布吏十倍于前”。因此在南宋時期，瀘州還出現了軍亂事件。光宗紹熙年間，知瀘州兼潼川府路安撫使張孝芳意欲矯其瀘州駐軍一貫的不良風氣，結果釀成軍亂，自己慘遭殺害。這一事件一時影響頗大，給瀘敘社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以致于宋軍調瀘川所屯御前后軍數百往討之。除了軍亂，夷漢之間的沖突在部分地區依然存在，只不過遠未引起高層的注意，譬如淳熙六年（1179年）敘州漢人與石門部人因交易發生糾紛，石門部人被殺傷三人，瀘帥王卿月認為瀘敘一帶已久無戰事，士卒已然驕墮，故命一面練兵習武，另一面對石門蠻酋曉以禍福，事件得以成功平息。又如淳熙十三年（1186年）馬湖部與夷都部聯合起來進攻嘉定的籠鳩堡，當時任四川制置使的趙汝愚急令封閉敘州市場，斷了馬湖部落的給養供應，迫使馬湖部落“與邊吏歃血，申立信誓，自今以后，永不犯邊”。

與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是人口的大量涌入與貿易市場的大繁榮，南宋時代的瀘敘地區成為宋王朝與大理之間貿易的重要橋梁，還形成了川滇黔交界地帶一個區域貿易網絡。當然政治上的強勢以及經濟的繁榮，則要求文化上的發展。北宋開邊以后，瀘敘地區呈現出文教事業較快發展的趨勢，其表現一為州縣學與書院的大量興建，其二為知州的任者多為飽學文士（如史學家李燾、邵雍之孫邵溥，理學家魏了翁），其三則是瀘敘地區在宋代走出了第一批讀書做官的知識分子。隨著宋蒙戰爭的爆發，瀘敘地區人口的大量損失。人口的損失造成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原有的貿易市場亦不復存在，政治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已不再具有統領一路的地位，不僅治所三次變更，而且轄境則僅領“領縣三”。景炎二年（1277年），神臂城失陷于元軍，宋王朝在瀘敘地區的統治結束。

③播州楊氏

南宋時，播州、思州（今四川南部、貴州北部、東部地區，重慶市南部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是楊氏，其族屬為僚人，他們是唐乾符年間從瀘敘羈縻州遷來的僚人。經過兩百多年的經營，南宋時期，楊氏逐漸強大起來，尤其在宋寧宗在位時，楊粲統一了紛爭達七世的播州揚氏，打敗了違盟侵地的楊煥，討平南平夷穆永忠亂，打敗了與播州楊氏長期對抗的水西閩族，敗其于滇池（今貴州遵義、金沙兩縣交界的偏巖河），辟地七百里。對內則注意吸收中原和蜀中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采用先進的農業工具，使播州的經濟實力得到加強，并開始征收賦稅，史書有‘賦于珍州’的記載。史載楊粲統治播州時“治政寬簡”，實行不事苛求的開明政策，對于穩定社會生活，促進農業生產有著積極的影響；他重視文化教育建設，“建學造士”，使播州地區文化教育得到顯著發展，士俗大變。鑒于當時播州剛結束內亂，需要一支穩定的武裝得到朝廷的重視和承認。因此，楊粲非常重視治軍之術，創建了一套“寓兵于農”的治軍方略，“最是寓兵于農，且耕且戰，得富國強兵之策”，對這支武裝，楊粲“教以坐作進退，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民兩利，樂為之用”。

這套地方武裝的組織和訓練講究實效的治軍經驗，被子孫后代繼承下來，楊價、楊文之時，西蜀成為抗蒙的重要戰場，播州的楊氏忠勇軍、涅手軍攻關守隘，殺敵致果，屢立奇功。被歷任蜀守倚為左右手，成為南宋在西蜀戰場抗蒙的一支重要力量。制置使彭大雅、四川宣撫使孟珙和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都倚靠他。余玠上任后積極抵御元兵入侵。楊價、楊文主播期間組織軍民參與抗蒙戰爭，誓死效忠國家，積極抵御外族入侵。并根據川蜀地區的地形地理位置制定出御敵之策，即保蜀三策。上策為“北師若蹈無人之境，由不能御敵于門戶，故也。莫若近司利、閬之間，節次經理三關，為久駐計”中策為“”今縱未能大舉，莫若于諸路險要去處，建城隍以為根柢。”下策為“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敵去敵來，縱其所之，此為下策。”三策中上策和中策皆取，認真防守重要關口，險要位置筑成防御。播州安撫使楊文向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獻“保蜀三策”后，獲得余玠稱贊，采用中計并在戰役中取得勝利。當時宋朝的積貧積弱的狀況進一步惡化，官軍損失了三分之一，只得現招新兵，并依靠當時在今川南黔北一帶勢力較大的少數民族頭領播州楊氏、思州田氏，才能保得住四川地區，不然則蜀地岌岌可危。

南宋時期，宋蒙（元）戰爭一直持續不斷，中央王朝面臨如此強敵入侵，其財力、物力、人力等已漸趨匱乏。播州軍民在楊氏祖先《家訓十條》的熏陶下，對于維護國家安定統一，忠于君王的宗旨一直銘記于心。故而，播州楊氏統治者率領軍隊在南宋王朝的對外戰爭中積極作戰，為防御戰爭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為南宋王朝減少了部分財政支出，例如，出資，貢戰馬等，都為保障南宋王朝的軍事力量作出了貢獻。

11.外交活動 （1）金朝

宋高宗即位之初，面臨著金朝軍事進攻，政局不穩，如何處理與金朝的外交成為重中之重。高宗朝與金朝外交議和的過程十分復雜，南宋政權經歷了不被金朝認可，到與金朝扶植的偽齊并立，再到與金朝第一次達成和議，內容包括稱臣、歲貢、金朝向南宋歸還河南、陜西地，最終以稱臣、割地、歲貢等屈辱條件與金朝達成和議。

自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即位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紹興和議期間的南宋對金外交運作頻頻失策：一為承認宋卑金尊，主動放棄外交交涉，一味屈己求和、卑辭厚禮。二為在乞和外交無望的情境下，仍主動并數次遣使求和，大多數使節被派往與南宋國家不對等的金朝軍前（而非金朝都城），致使宋朝使節被扣留，并客死他國。三為主戰為虛、主和為實，宋高宗朝廷力主與金議和的主題，而并未堅持以主戰抗金來恢復疆土，甚至打擊主戰派，錯失了軍事對抗扭轉宋金關系的機會。四為主動放棄北宋疆土和愛國仁人志士，削弱了與金外交的籌碼。

宋孝宗發動隆興北伐失敗后簽訂“隆興和議”。其中，南宋不稱臣而稱侄，不用金帝冊封為帝，雖然仍有屈辱成分，但這是南宋在外交上取得的初步勝利。隨后，宋金兩國又恢復了往同的和平局面。在政治上，雙方聘使往來不斷，極大地促進了兩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聘使可分為正使和泛使兩種，在固定的節日或重大事件時派遣的使節稱為正使；為了處理雙方的某些問題而臨時派遣的使節稱為泛使。按照出使政治目的的不同，正使可分為：賀登寶位國信使、報謝使、賀尊號使、賀正旦國信使、賀生辰國信使、告哀使等等；泛使可分為：通問使、報問使、祈請使、問安使、計議使等等。

雖然和議后，南宋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處于相對屈辱的地位，“紹興和議”后形成的南宋皇帝起立、降榻、親自接國書的禮節并未改變，這令宋孝宗十分不滿，他想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種不平等的狀況。隨后便多次派遣泛使到金國提出歸還河南陵寢地、更變受書禮，但是金世宗多次拒絕。盡管如此，南宋的外交斗爭仍然取得了一些效果，在淳熙四年（1177年）以后，南宋在國書中不但不再注明金與南宋之間的叔侄關系，而且，國書中稱“大宋”，對于南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嘉定元年（1208年）和議后，南宋朝廷恢復與金朝的正常外交關系，雙方互派使臣賀生辰、賀正旦等禮節性的交往不斷。嘉定四年（1211年）后，由于蒙古攻金，道路阻隔，宋金使臣往往有不至之時，甚至給金方的歲幣也不能如期送達。隨著蒙古成為金的頭號金軍，金對宋不再講究外交形式上的禮節往來，免宋朝賀。但對金有經濟意義的歲幣，金軍并未自動放棄。

蒙古的崛起后，當時在朝廷上流行兩種主流觀點。一些人認為用歲幣結交蒙古即可；另一些人則認為蒙古崛起、金朝衰微是宋廷之憂。真德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兩種觀點均從國家安危出發，但在是否繼續給金朝歲幣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嘉定六年（1213年），真德秀激忤史彌遠，被命差充金國賀登位使。行至盱眙，適逢金朝遭受蒙古圍都，道路不通，使金不成。滯留邊境的兩個月中，他意識到金國的虛弱，獻上三策，中策即為提請宋寧宗停止歲幣。事實上，自嘉定四年（1211年）金中都被圍后，宋金使介不通，宋金歲幣就已經斷絕。直至嘉定七年（1214年）金兩次遣使往宋督積年歲幣時，宋寧宗許可真德秀等人罷金歲幣的請求，南宋正式罷金歲幣。宋金之間的外交關系遂漸趨惡化，雙方的正常往來開始瓦解。但在宋絕幣后，宋金保持外交上的正常往來即使者交聘制度，說明了兩國仍未決裂，仍處于對峙時期。但隨著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南侵，宋金邦交關系破裂，使者交聘的外交往來斷絕，南宋走上聯蒙滅金之路。

（2）高麗

靖康之難并未中斷自宋徽宗以來宋麗關系的強勁勢頭，兩國關系仍在維系。宋高宗在遣使求和金朝未果的前提下，產生了聯合高麗向金朝施壓的想法。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派遣楊應誠等人假道高麗以向金朝請求歸還徽、欽二帝，實質上是希望聯合高麗向金朝施壓。

南宋初年，基于對高麗的拉攏以牽制金朝，南宋在對高麗外交上沿襲神宗、徽宗時期的優厚待遇，并允許高麗使節入境赴闕。建炎二年（1128年），高麗國得到入境赴闕的許可。宋高宗下詔給予高麗國使優厚的待遇，包括沿途經由州縣守臣要親自宴設高麗使節。十一月，高麗國使奉表謝罪，并得到高宗的召見。外交會晤后，高麗國使參加宋朝宮廷宴會，宴會環節為“客省官賜酒食于殿門外”。建炎三年（1129年），高麗曾遣使來宋，隨同前來的還有宋徽宗派遣的內臣、宮女各二人。宋高宗與宰執商議后，認為內臣、宮女事系金軍之意，故不予接納。這是一種非正常的運作情形。

紹興元年（1131年），高麗請求入貢。南宋沒有拒絕，并朝議遣使高麗以報聘，人選定為試戶部侍郎柳約（從報聘、人選職官可以看出南宋試圖以高規格來重建與高麗的外交互動），但未能成行。紹興二年（1132年），高麗國王楷派遣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閤門祗候沈起來宋。高宗御后殿引見，下詔命戶部支金四十兩，造金帶二條賜惟清、起，答以溫詔遣還。十二月，明州上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洪彝敘等六十五人來貢。針對高麗使團，朝廷命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吏部侍郎席益館伴。第二年正月，朝廷下詔以法惠寺為同文館，以待其至。后因高麗使“以入洋風敗舟為辭”，未到宋境，這引起南宋朝野不滿。高麗又緊接著派出使團，仍未能入宋，“行至洪州海上，遇風幾覆，貢篚沾濕，不達而還。”直到紹興六年（1136年），南宋與高麗外交關系真正出現了轉折。“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牒文內容圍繞著聯合高麗對抗金朝，故高麗派遣持牒官來宋，不同意南宋的提議。這引起了南宋的不滿。有宋人上奏札子指出與高麗外交無益，不應因循故事，允許高麗使至行朝。南宋朝廷因考慮到高麗不順從己意，自然會倒向金朝一邊，于是有了“朝廷懼其與金軍為間”，不再準許高麗使節入境。至此，自宋神宗以來與高麗關系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