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牧、漁獵部落能惡劣環(huán)境下培育出優(yōu)良戰(zhàn)馬，其中有何隱情？

公元前一三八年，張騫第一次踏上西域草原時，向漢武帝呈報一句話：“其馬汗血，可日馳千里。”這短短的描述，點燃了中原對駿馬的渴望，也把一個老問題拋給后人——為何荒天野地里的游牧、漁獵部落，能養(yǎng)出讓農耕王朝望塵莫及的戰(zhàn)馬？

先從地盤說起。廣闊草原橫貫歐亞，大體分布在北緯四十度左右。這里風大、雨少，晝夜溫差能拉開六十度，對種莊稼幾乎是一場災難，卻是馬的天堂。沒人深翻土地，草根深扎，粗纖維足，高蛋白多，每年春夏一到，嫩芽“刷”地冒起，恰好供給馬群。沒有農田，沒有城郭，馬只管咀嚼青草，撒蹄狂奔。

游牧人追隨水草遷徙，營地搭哪，牛羊馬便到哪。漁獵部落也與海為伴，靠魚群、鹿群補給，但他們終究得依賴草原作后盾。當冬雪壓頂，獵物稀少，馬背便成了唯一的生存保障。于是，縱橫萬里的放牧線路，被一代代牧人用腳印和馬蹄刻在土地上。

惡劣環(huán)境不止鍛煉人，更篩選馬。冬天零下三十度，夏季炙烤如爐，水遠草稀的日子里，耐寒、耐渴、能刨雪找草的血統(tǒng)才能延續(xù)。脆弱的種馬早就被自然剔除，留下的，全是“天選戰(zhàn)士”。這便是第一層隱情：草原是最嚴格的選馬場，七成的功勞屬于大自然。

再看人的部分。古早游牧人對“坐騎=性命”有強烈共識。牧民老人警示后輩：“打馬頭者，死！”這不是虛言。十三世紀蒙古草原上流行的“草原十誡”，對毀林、斷河、虐馬者處以極刑。規(guī)則苛刻，卻把草場與畜群的安全推到頭等位置。平原缺鹽，他們跋涉百里背鹽塊，只為讓馬補足電解質；春秋換草場，他們寧肯自己忍饑，也要先讓馬群吃飽喝足。

“四時轉營”是第二層秘訣。春回大地，牧民把馬驅往河谷避風；入夏，轉上高坡，既涼爽又能躲開蚊蟲；秋季沿水草豐茂的河濱，蓄養(yǎng)膘肥；嚴冬來臨，南撤至相對溫暖的山前，冰雪被風刮薄，馬易啃到枯草。整套流程背后，是對季風、雪線、河道的長期觀察，比哪本氣象書都準。

生產工具同樣講究。鐵匠為馬蹄量身打造馬掌，防磨防凍；婦女用牛筋縫制革鞍，講究輕巧，以減負重。弓箭則懸于鞍側，草原勇士可隨時射獵，戰(zhàn)馬自幼馱著輕弓，節(jié)奏與人心跳合拍。騎手與坐騎朝夕相處，日夜共眠，彼此是命運共同體。難怪一聲唿哨，千軍萬馬應聲而動。

掠奪與貿易并行，是第三層隱情。游牧部落不把馬只當交通工具，更當硬通貨。戰(zhàn)亂年代，一匹好馬可換來數(shù)十匹羊、百斤茶磚，乃至換回俘虜?shù)男悦＝饚ず箛N往黑海港口的“草原烈風”，在威尼斯市場可抵得上一箱低地國毛呢價格。巨大利益促使各部落不斷改良血統(tǒng)，私下引種、配馬，甚至不惜遠征搶奪良種母馬。

當然，馬政也會左右王朝興衰。金朝在黑龍江、遼河設十二群牧所，卻被蒙古騎兵專門攻毀，國力隨之墜落。元帝國吞并四海后，不得不費盡心力把草原戰(zhàn)馬長途南運，一到炎熱濕潤的中原，百病叢生，戰(zhàn)力大減。清初八旗掌天下，滿洲馬疾馳若風；過了百年，旗人寄居京城，馬場荒蕪，騎射之技隨之沒落，國勢便如老馬失蹄，再難扭轉。

有意思的是，中原王朝也曾試圖模仿。東漢末年，曹操在許昌設典農校尉，開辟馬牧；唐太宗在隴右屯養(yǎng)突厥良種，可缺乏“游”的環(huán)節(jié)，圈養(yǎng)極易導致蹄病。趙匡胤嘆息：“馬多瘴，騎兵難成。”于是宋人花重金買馬，卻只能眼看西夏、金、遼騎軍來去如風。

如此往復千年，草原戰(zhàn)馬的“優(yōu)生學”概念早已根植在游牧心中——讓自然先挑選，再由人精挑細養(yǎng)。惡劣的氣候、流動的牧場、高壓的法律、巨額的利益，這四重推力共同鑄就一匹匹耐寒、耐饑、速度驚人的駿馬。待黃沙漫天、戰(zhàn)鼓初響時，馬背上的彎弓騎手便如風卷草偃般撲向遠方城池。

夜幕降臨，草地上篝火閃爍。老牧人拍著鬃毛，對年輕人說：“記住，咱們靠的是它，它也靠咱們。”簡短一句，卻道破了草原與馬、人與自然之間難分難解的共生邏輯。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