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一三八年,張騫第一次踏上西域草原時,向漢武帝呈報一句話:“其馬汗血,可日馳千里。”這短短的描述,點燃了中原對駿馬的渴望,也把一個老問題拋給后人——為何荒天野地里的游牧、漁獵部落,能養(yǎng)出讓農耕王朝望塵莫及的戰(zhàn)馬?
先從地盤說起。廣闊草原橫貫歐亞,大體分布在北緯四十度左右。這里風大、雨少,晝夜溫差能拉開六十度,對種莊稼幾乎是一場災難,卻是馬的天堂。沒人深翻土地,草根深扎,粗纖維足,高蛋白多,每年春夏一到,嫩芽“刷”地冒起,恰好供給馬群。沒有農田,沒有城郭,馬只管咀嚼青草,撒蹄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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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人追隨水草遷徙,營地搭哪,牛羊馬便到哪。漁獵部落也與海為伴,靠魚群、鹿群補給,但他們終究得依賴草原作后盾。當冬雪壓頂,獵物稀少,馬背便成了唯一的生存保障。于是,縱橫萬里的放牧線路,被一代代牧人用腳印和馬蹄刻在土地上。
惡劣環(huán)境不止鍛煉人,更篩選馬。冬天零下三十度,夏季炙烤如爐,水遠草稀的日子里,耐寒、耐渴、能刨雪找草的血統(tǒng)才能延續(xù)。脆弱的種馬早就被自然剔除,留下的,全是“天選戰(zhàn)士”。這便是第一層隱情:草原是最嚴格的選馬場,七成的功勞屬于大自然。
再看人的部分。古早游牧人對“坐騎=性命”有強烈共識。牧民老人警示后輩:“打馬頭者,死!”這不是虛言。十三世紀蒙古草原上流行的“草原十誡”,對毀林、斷河、虐馬者處以極刑。規(guī)則苛刻,卻把草場與畜群的安全推到頭等位置。平原缺鹽,他們跋涉百里背鹽塊,只為讓馬補足電解質;春秋換草場,他們寧肯自己忍饑,也要先讓馬群吃飽喝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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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轉營”是第二層秘訣。春回大地,牧民把馬驅往河谷避風;入夏,轉上高坡,既涼爽又能躲開蚊蟲;秋季沿水草豐茂的河濱,蓄養(yǎng)膘肥;嚴冬來臨,南撤至相對溫暖的山前,冰雪被風刮薄,馬易啃到枯草。整套流程背后,是對季風、雪線、河道的長期觀察,比哪本氣象書都準。
生產工具同樣講究。鐵匠為馬蹄量身打造馬掌,防磨防凍;婦女用牛筋縫制革鞍,講究輕巧,以減負重。弓箭則懸于鞍側,草原勇士可隨時射獵,戰(zhàn)馬自幼馱著輕弓,節(jié)奏與人心跳合拍。騎手與坐騎朝夕相處,日夜共眠,彼此是命運共同體。難怪一聲唿哨,千軍萬馬應聲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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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與貿易并行,是第三層隱情。游牧部落不把馬只當交通工具,更當硬通貨。戰(zhàn)亂年代,一匹好馬可換來數(shù)十匹羊、百斤茶磚,乃至換回俘虜?shù)男悦=饚ず箛N往黑海港口的“草原烈風”,在威尼斯市場可抵得上一箱低地國毛呢價格。巨大利益促使各部落不斷改良血統(tǒng),私下引種、配馬,甚至不惜遠征搶奪良種母馬。
當然,馬政也會左右王朝興衰。金朝在黑龍江、遼河設十二群牧所,卻被蒙古騎兵專門攻毀,國力隨之墜落。元帝國吞并四海后,不得不費盡心力把草原戰(zhàn)馬長途南運,一到炎熱濕潤的中原,百病叢生,戰(zhàn)力大減。清初八旗掌天下,滿洲馬疾馳若風;過了百年,旗人寄居京城,馬場荒蕪,騎射之技隨之沒落,國勢便如老馬失蹄,再難扭轉。
有意思的是,中原王朝也曾試圖模仿。東漢末年,曹操在許昌設典農校尉,開辟馬牧;唐太宗在隴右屯養(yǎng)突厥良種,可缺乏“游”的環(huán)節(jié),圈養(yǎng)極易導致蹄病。趙匡胤嘆息:“馬多瘴,騎兵難成。”于是宋人花重金買馬,卻只能眼看西夏、金、遼騎軍來去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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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往復千年,草原戰(zhàn)馬的“優(yōu)生學”概念早已根植在游牧心中——讓自然先挑選,再由人精挑細養(yǎng)。惡劣的氣候、流動的牧場、高壓的法律、巨額的利益,這四重推力共同鑄就一匹匹耐寒、耐饑、速度驚人的駿馬。待黃沙漫天、戰(zhàn)鼓初響時,馬背上的彎弓騎手便如風卷草偃般撲向遠方城池。
夜幕降臨,草地上篝火閃爍。老牧人拍著鬃毛,對年輕人說:“記住,咱們靠的是它,它也靠咱們。”簡短一句,卻道破了草原與馬、人與自然之間難分難解的共生邏輯。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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