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憤然搬離西花廳，陳老總請他回家，周總理：行，但有個要求

1949年11月，北京的夜風已經帶著凌冽的寒意，豐澤園東廂的燈卻仍亮著。周恩來批閱完當天最后一疊公文，抬頭望向窗外黑壓壓的樹影，一句話脫口而出：“住得離辦公地太遠，來回折騰，浪費的是時間，也是干部的精力。”幾天后，他開始為自己和鄧穎超物色更合適的住所。

有人建議重返曾屬北洋政府總理府的西花廳。那是一處清代舊王府四合院，海棠成林，位置距西側辦公區僅一墻之隔。周恩來心動，卻還是皺眉：地方太破，像是久無人煙的荒宅，窗紙搖晃，屋頂滴水，冬天一腳踏進去都透著股陰冷。

周恩來并不想勞師動眾。他向機要秘書交代，只能小修，“哪里漏就補哪里”。原因很直白：建國伊始，財政拮據，黨和政府必須先給全國老百姓安家，再談自己的安逸。此話一出，工程隊被勒令“量裂縫上一錘，掉瓦片補一片”，連院里枯井都沒填。

可現實并不簡單。木梁腐朽，墻體傾斜，雨搭一碰就掉碎瓦。負責后勤的同志幾番會商，覺得簡修根本住不久，也拿不出手。思來想去，他們在總理出差時悄悄把工程標準抬高：瓦換新的，炕換新的，還從國賓館“借”來幾件硬木桌椅，鋪上紅色地毯，燈具也都換成最好的上海牌。

1950年元旦前夕，周恩來視察外地歸來，推開西花廳院門，驚得一步未邁。墻頭刷了新灰，花架粉漆未干，客廳里多了兩盞水晶燈。氣氛僵在空氣里，他沉聲說了七個字：“我不是來當闊佬。”說罷轉身，徑直去了西苑招待所借住。

這一下，整個中南海都炸了鍋。秘書處火速請來開國元勛陳毅。陳毅邁進招待所，笑聲先到：“恩來同志，你這是鬧哪一出？西花廳沒有你，海棠都要落淚了！”周恩來嘆口氣，說得語速極快：“我不是故作清高，可咱們不能做表面文章。拆掉那些豪華家具，修繕清單一筆一筆貼墻上，能省就省。做到這三條，我就回去。”

“沒問題！”陳毅答得干脆。秘書趕緊召集工人連夜搬家具、刮油漆、撤地毯。第二天中午，西花廳只剩簡單木桌木椅，一排老式書架。周恩來拎著公文包回到小院，略一點頭：“這樣就對了，心里踏實。”

住下來后，他對花草格外用心。每年四月，海棠開得漫天粉白，他常端著搪瓷杯穿梭樹下，輕聲告訴警衛：“聞見這味兒，就想起天津故鄉的春風。”1954年赴日內瓦前夕，鄧穎超剪下一枝海棠夾進書里，并附紙條，“紅葉一片，寄上思念”。這枝花遠渡瑞士，被周恩來珍而又珍，返程時夾帶一束瑞士芍藥回贈，老屋墻上從此多了一個小鏡框，封存三樣信物，誰也不敢隨意挪動。

西花廳并非只有旖旎與溫情。抗美援朝期間，午夜兩點開會成了常態，門外海棠在寒風中抖落花瓣，屋里油燈下的身影卻不曾停筆。一次會議散場，工作人員發現總理手上血痕累累——燈盞玻璃破裂割破了皮，他竟渾然不覺。

時間撥到1960年代。全國困難之際，機關里津津樂道一句話：“先看看西花廳的菜譜，再想自己有沒有浪費。”周恩來身體虛弱，早餐只一碗稀粥一枚咸鴨蛋，中餐晚餐主食多是雜糧窩頭。醫務組求他多加雞蛋補營養，他擺手：“配給是多少就吃多少，大家的口糧不寬裕。”

1975年5月，周恩來結束手術后第一次離開三○五醫院，回西花廳作短暫休養。院內還是海棠盛期，花瓣落了一地。鄧穎超扶著他慢慢踱到樹下，他抬頭望了許久，輕聲說：“來年還能不能見到它們？”一句話把跟班的小護士聽得淚眼模糊。

身邊第三軍醫大學出身的醫生張佐良記錄：那年夏至前后，總理疼痛明顯加劇，杜冷丁間隔由五小時降至兩小時。可是只要清醒，他就要審閱文件，哪怕只簽上自己的名字。一次，他陡然冒汗，握住醫生手腕說：“還得做完這份材料，別把事留給后人。”說罷咬牙堅持二十分鐘，文件才放下。

同年年底，黨中央決定再次搬運部分房間物品進醫院，以便日夜照護。院長征求意見，鄧穎超想起總理當年“絕不鋪張”四字，忍不住哽咽，“只要一張普通病床和寫字臺，其余不必。”要求被一字不差地執行：西花廳里那張舊藤椅被搬到病房，褪色的藍布墊依舊。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時五十七分，監護儀的曲線歸零。小護士沖出病房，遠處還飄著昨夜的殘雪。西花廳同一時刻寂靜無聲，海棠枝枯，北風吹得木門吱呀作響。

那天清理遺物，工作人員在書房抽屜里找到一份舊文件袋，外封皮寫著“搬家修繕費用明細”，下方是一行鉛筆字：“人民的血汗一分錢也別糟蹋。”眾人默默把它重新封好，放回原處，沒有再驚動任何人。

自此以后，每到四月，中南海里的勤務員都會悄悄放低說話聲音。有人說，是怕驚擾花開的動靜，也有人說，是怕驚擾那位曾經為節省每顆螺絲釘而憤然搬離西花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