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靈州存無問題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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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遼代靈州是《乘軺錄》記載的遼代地名，此書為北宋路振出使遼朝時所作，記錄了其在遼朝的所見所聞。但對于遼代靈州，《乘軺錄》以外的文獻皆無記載，故而學界對遼代是否設有靈州等問題產生了不同觀點。本文對靈州地名沿革進行考證，在學界研究基礎上對學界現存觀點進行辨析，認為遼代并未設立靈州，《乘軺錄》所載靈州應為宜州。

［關鍵詞］靈州；《乘軺錄》；遼代

關于遼代靈州，僅見于路振所撰《乘軺錄》。路振（957—1014）是北宋史學家、文學家，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遼朝，將自身見聞撰寫為《乘軺錄》。此書已散佚，唯晁載之《續談助》和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有部分輯錄：“沿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貝、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蠶織，名曰太后絲蠶戶。”而《遼史》及其他有關史料并未記載遼代靈河流域存在靈州。由此產生了兩個問題：首先，遼代是否設有靈州？其次，若遼代確有靈州，其地望在何處；若無靈州，則“靈州”為何地之誤？對此，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些學者認為遼代無靈州，如賈敬顏、楊若薇、余蔚、閔宣化等；而趙永春、馮永謙認為遼代確有靈州。對于靈州的地望，賈敬顏認為靈州非利州即建州之誤；楊若薇暫以靈州為建州；余蔚在賈敬顏觀點基礎上，認為靈州是利州之誤；閔宣化認為靈州不可能是利州、霸州（興中府），而可能是建州之誤。認為遼代有靈州的馮永謙認為靈州在今遼寧朝陽、北寧、錦州以西的大凌河岸，趙永春亦認為在今遼寧大凌河岸，但他們都沒有說明靈州的具體位置。可見，學界對遼代靈州問題仍存爭議。本文擬運用文獻學和歷史地理學等方法，對此問題進行詳細的考證。

一、靈州地名沿革

在考證遼代靈州存無問題之前，首先要了解靈州這一地名的沿革。靈州首見于史籍，乃西漢北地郡所轄之靈洲（州）。《漢書》記載：“靈洲，惠帝四年置。”《后漢書》作“靈州”。二書都未說明此靈州地望所在，導致后世學者將其與北魏、隋、唐之靈州混淆（后文詳述）。北魏時期也設有靈州，前身為軍事重鎮薄骨律鎮城。《太平寰宇記》引《括地志》記載：“薄骨律鎮城以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故號曰靈州。”而顏師古對上文所引《漢書》“靈洲”條注曰：“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洲。”二者對靈州得名的解釋近乎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顏師古《漢書》注與李泰《括地志》同樣成書于貞觀十五年（641）但顏師古有關地理的注解內容應是參考了地理專著《括地志》，故而二者記載相似。稍后的地理志書《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沿襲了《括地志》對北魏靈州的得名記載。至明代，史籍卻已將西漢北地郡靈州和北魏隋唐以來的靈州進行捏合。如《雍大記》：“靈州千戶所，西漢屬北地郡，置靈州，后漢、魏、晉因之”；《明一統志》：“靈州城，在衛城南，本漢靈州縣，后魏為靈州，隋唐置靈武郡。”清代有關記載亦然。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也將西漢北地郡靈州標注在今寧夏靈武市境內，顯然也是受宋以來有關文獻記載的影響。各類地名工具書、圖冊、詞典等均認為漢代靈州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一帶。至此，靈州的沿革脈絡就被完整串聯起來。

綜上所述，《漢書·地理志》并未記載北地郡靈州的具體位置，而北魏、隋唐以來的靈州與西漢北地郡靈州名稱相同，所以顏師古注釋《漢書》時轉錄了《括地志》有關北魏靈州得名的文字。明代開始將兩靈州捏合為一地，并為后世沿襲。

實際上，這種聯系存在很大的問題，是唐宋以后之人對文獻的錯誤理解。顏師古之所以在《漢書》注中轉錄《括地志》對北魏靈州地名由來的記載，僅僅是因為二者名稱相同，并非認為二者存在沿襲關系。其實，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說得很清楚：

靈州。春秋及戰國屬秦。秦并天下，為北地郡。漢時為富平縣之地。后漢安帝永初五年，西羌大擾，詔令郡人移理池陽。順帝永建四年，歸舊土。其城赫連勃勃所置果園，今桃李千馀株，郁然猶在。后魏太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后改置靈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故號靈州。

可見，靈州在漢時為富平縣之地，而北魏靈州是由薄骨律鎮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李吉甫在此段最后也引用了顏師古對靈州得名的解釋，將其放在北魏改置靈州（薄骨律鎮）后，而非“漢時為富平縣之地”處，顯然也認為這種解釋僅僅針對北魏靈州，漢靈州和北魏靈州并不存在沿襲關系。北宋《太平御覽》對靈州的記載，也僅僅對顏師古注和《元和郡縣圖志》作征引，并無任何將二者建立沿襲關系的敘述。如此，唐宋時期對靈州的認識是很清晰的，即靈州是在北魏薄骨律鎮城基礎上發展而來，在秦時為北地郡，在漢時為富平縣地，“以州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而得名。而西漢惠帝四年（前191）所置靈州與此并沒有關系，僅僅名稱相同。明清文獻是對顏師古注和《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御覽》的誤解，導致將漢靈州與隋唐靈州沿革捏合的情況出現。

有學者注意到西漢所置靈州不會在寧夏靈武境內。周振鶴認為，西漢惠帝時，故塞外之河南地盡入匈奴，不可能在河水邊置靈州縣。《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漢代靈州定于寧夏靈武市，顯然不符合當時的疆域形勢。馬夢龍結合出土漢簡，認為漢代北地郡靈州縣在今甘肅省環縣曲子鎮劉旗村古城，北魏、隋唐之靈州位于今寧夏靈武、吳忠市。至此，靈州的沿革得以厘清，這對后文的考證有很大的幫助作用。

二、遼代是否確有靈州

厘清靈州的沿革脈絡后，再來考證遼代靈州問題就容易很多。目前，學界對遼代靈州的存無、地望等問題尚未形成統一觀點。因此，我們首先要確定遼代是否確有靈州。

認為遼代有靈州的學者，多以史料記載為據。《遼史·宦官傳》記載了兩位宦官——王繼恩和趙安仁。王繼恩為北宋棣州人，被俘至遼，任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圣宗時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趙安仁亦為宋俘，遼圣宗時任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馮永謙據此認為，王繼恩能否以宦官身份勝任靈州觀察使，尚難肯定；但若此為虛職，《遼史》撰者也不會在不足百字的史評中，全部用來評論二人任“觀察使、大將軍”為不當之事。實際上，二人本職工作是宮中宦官內侍，其所任大將軍、節度使為虛職。《契丹國志》記載，“（興宗）命內庫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漢臣僚”全然不提二人的大將軍、節度使之職，足見其為虛職。林鵠認為二人應為著賬戶，所任內謁者、內侍壓班、尚衣庫使、內庫都點檢等疑俱系宮官實為確論。余蔚也認為，遼代似無內侍出長府州之例，此處觀察使、大將軍并非實職。實際上，王繼恩“好清淡，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后不知所終”。難以想象這樣一個人能擔任一州之長，更何談大將軍？況其為宮中內侍，須隨皇帝四時游獵，無法去地方任職。而趙安仁早在遼圣宗開泰八年（1019）就欲南逃回宋，為游兵所獲，后來被欽哀皇后派去監視仁德皇后，事泄后又欲南逃，得欽哀皇后出言相救方免一死。其任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是因為“帝（遼興宗）與安仁謀遷太后（欽哀皇后）慶州守陵”。后來興宗接回太后，太后質問趙安仁：“汝負萬死，我曾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趙安仁“無答，后不知所終”。可見，趙安仁兩次欲南逃，此“大將軍”乃被皇帝所授之虛銜，其實職依然是“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之類的內侍官；且迎回太后之后就“不知所終”，恐怕成了興宗、欽哀皇后母子和解的政治犧牲品。王、趙二人僅受皇帝一時恩寵和政治需要，成為大將軍、靈州觀察（節度）使，待恩寵過后就“不知所終”。實際上，撰寫《遼史·宦官傳》的史官之所以認為王、趙二人任“觀察使、大將軍”是不當之事，是因為“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意在指出二人憑借宦官身份就得到了“大將軍”這種級別很高的虛銜，名不副實且不合規矩，并非代表二人實際職務就是靈州觀察使、大將軍。所以，這不能證明遼代有靈州之設。

另外，宋朝文獻中出現了一則關于遼靈州觀察使的記載。《遼史》記載，遼圣宗太平三年（1023）“以蕭伯達、韓紹雍充賀宋正旦使副，唐骨德、程昭文賀宋生辰使副”。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下稱《長編》）則記為：“甲申，契丹遣彰武節度使蕭昭古、靈州觀察使劉彝范來賀明年正旦”；“甲辰，契丹遣彰武節度使耶律唐古特、寧州防御使成昭文來賀乾元節。”羅繼祖注意到“紹雍作彝范，又成、程異文，則未詳孰是？”查閱史籍，劉彝范僅見此一處記載；韓紹雍為韓延徽之曾孫，撰于遼天祚帝天慶三年（1113）的《丁文逳墓志》記載其曾任樞密使、守司空、兼中書令《契丹國志》載其任行宮都部署兼侍中但皆未記載其任靈州觀察史之職。蕭伯達與蕭昭古在《遼史》中各出現一次，前者就是上引圣宗太平三年這次。而蕭昭古于圣宗太平九年（1029）十二月與耶律元吉、崔閏、竇振“充來歲賀宋正旦使副”但《長編》記此事為宋仁宗天圣八年（遼圣宗太平十年，1030）。可見，《遼史》《契丹國志》與《長編》對正旦使、生辰使的名字和所任官職的記載皆不相同。“靈州觀察使劉彝范”僅見于《長編》，《丁文逳墓志》也未記載韓紹雍任靈州觀察使之職。

林榮貴指出，自圣宗開始，遼代遙領制度盛行并且擴大，并且呈現出遙領于遼本土少而宋、西夏多的趨勢。如圣宗朝遙領節度使23例，其中在遼本土者僅大同軍節度使1例。前文提到的王繼恩，就是于圣宗朝獲靈州節度使之銜。余蔚認為，遼之遙授絕不宥于現有之境土，而且并無避忌，入宋之遼使仍帶著遙領宋境內各州的虛銜；宋官員也有幽云十六州的大量遙職，宋遼雙方都知是虛銜，并不在意。擔任這些使職的出使者絕大多數未見于《遼史》，因其地位本不是很高；出使之前，遼廷為鄭重其事，借予使職以尊崇使者地位，然其實質皆是遙領而已。因此，《長編》所記“靈州觀察使劉彝范”不足為遼代有靈州之證。

有關遼代靈州，史籍中還有一條錯誤記載。《元史》中有一處靈州，乃遼陽行省東寧路所轄，本高麗地。至元六年時，“李延齡、崔垣、玄元烈等以府州縣鎮六十城來歸”這六十城中就有靈州。此靈州在鴨綠江南岸，原名興化鎮，高麗“顯宗二十一年升興化鎮為（靈）州，置防御使”。但柯劭忞《新元史》也記載了崔垣等所獻之六十余城之名，其中“靈州、慈州、嘉州，遼隸顯州”。遼代顯州位于今遼寧省北鎮市北鎮街道北鎮廟且王氏高麗之疆域并不可能到達今大小凌河流域，故高麗靈州之地不可能為遼代顯州所隸，此條記載不足為信。

北宋出使遼朝的史臣，很多都寫下了記敘沿途經歷的使遼詩，但其中言及靈州的僅有北宋文學家彭汝礪。他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任“太皇太后賀遼主生辰使”途中寫過多首使遼詩，其中《再和子育五首》的第四首為：

手拈弓箭膝橫刀，著盡君王賜戰袍。語及靈州心欲碎，使軺今日敢言勞。

此詩第三句提到了靈州，那么是否可以證明遼代確有靈州呢？該詩名為“再和子育”，子育即高遵惠的字。高遵惠曾于元祐元年（1086）出使遼朝而此次再次使遼，與彭汝礪同行，二人互相作詩唱和。通讀全詩可以發現，全詩只是描述二人奉帝命使遼，“靈州”在此處為意象，代指遼的艱苦自然環境，并不指具體地點，更不代表遼代設有靈州。

實際上，《遼史》《契丹國志》《長編》《三朝北盟會編》等重要宋遼文獻中對靈州的有關記載皆是前文所述的隋唐靈州，即今寧夏靈武市、吳忠市境內，當時為西夏地，絕無可能為遼所屬，與大凌河更是相距甚遠。而出使遼朝的宋使留下的諸多行程錄中，也沒有關于遼朝靈州的記載。所以，目前所見的宋遼金元文獻皆無法證實遼代有靈州之設。

同時，宋遼時期還有更重要的資料——地圖。關于遼代地圖，傳世者并不多。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刻本《契丹國志》卷首有三幅圖，分別是《契丹地理之圖》《晉獻契丹全燕之圖》和《契丹世系之圖》。其中《契丹地理之圖》（見圖1）是唯一流傳至今的遼朝地圖，劉浦江考證此圖為宋人所作，作年為天眷元年（1138）之后，不晚于正隆二年（1157）。圖1中標注了五京和一些較為知名的府州，并對重要的地理要素，如混同江、碣石山、居庸山、居庸關、木葉山等皆有標注，甚至標出了北海（貝加爾湖）。可惜的是，此圖僅對長城以南的燕（南）京附近和宋遼邊界之地記載清晰，而對深入遼境的中京、上京、東京附近的州縣記載很簡略，也未記載靈州。所以此圖無法證明遼代設有靈州。

宋朝方面的地圖，涉及遼境的不是很多。蘇州碑刻博物館藏南宋《墬（地）理圖碑》（見圖2）學者考證其為黃裳于南宋紹熙二年（1191）所作，由王致遠刻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此圖較《契丹地理之圖》詳細很多，《乘軺錄》中所記“靈、錦、顯、霸四州”除靈州外，圖中皆標出，且大致方位基本準確；圖中對上京道、中京道、東京道等諸府州標注十分詳細，甚至標出了木葉山、黑山、祖山的位置，對遼帝捺缽之地）（長）春州、千鵝泊、長白泊等也有標明；還標明了金上京會寧府，稱其為“御寨新京”。總體來看，此圖對遼金境內的府州標注較為準確，應是參考了使遼、金人的行程錄或歸明人的著作，很可能出自歸明人趙志忠之手。據《長編》記載，趙志忠“上虜庭偽主宗族、藩漢儀制······四至鄰國遠近、地里山河、古跡等共十一冊，并戎主閱習武藝於四季出獵、射虎等圖各二副，外有戎主登位儀制圖、拜木葉山圖并入國人使宴圖”。趙在遼多年，深諳遼朝事，其所著《陰山雜錄》被宋朝官方采用，成為《仁宗實錄》和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中有關遼朝部分的史源。故這幅《墬（地）理圖》對遼金府州的繪制，極有可能參考了趙志忠的這些著作。即便如此，此圖中依然沒有靈州，這不得不讓我們對遼代靈州的存在與否產生疑問。

另有宋刻拓本《輿地圖》（見圖3）由日本佛照禪師帶回日本，現藏于日本東福寺栗棘庵。此圖作者無考，作圖時間可能為咸淳二年（1266）。據學者考證，此圖是中國現存的明代之前古地圖中注記數量最多、歷史及地理信息最豐富的單幅地圖，較上文所述黃裳的《墬（地）理圖》更為詳細。但此圖中東起遼州、西至澤州、北起利州、南至平州的大塊區域已經完全毀壞，加之《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中刊布的這幅地圖的拓片和墨線圖東北部分極不清晰，大、小凌（靈）河流域可見者不多。但《乘軺錄》所言錦州、顯州、興中府（霸州）在圖中皆可見，另見遼州、隰州、利州等，唯獨無靈州，或其在損壞區域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此圖依然無法直接證明遼代設有靈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遼代并未設立靈州。

三、“靈州”為何地之誤——基于《乘軺錄》文本的考證

上文已考遼代未設立靈州，那么路振《乘軺錄》所言“靈州”是何地？又為何會出現此條錯誤記載？這需要從路振的行程以及《乘軺錄》文本出發進行考證。

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以知制誥身份充任賀大契丹國主生辰使。他從宋遼白溝河（拒馬河）界出發，一路向北至遼南京析津府，停留兩日后繼續向北，十五日后到達遼中京大定府，停留近半月后返程。分析其行程路線可知，路振目的地為遼中京大定府，其并未從中京向東至靈河流域。而《乘軺錄》所言“沿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后有注云“自靈河已下事，皆接伴副使李詢言，詢嘗使高麗，經女貞沙靈河凡五十程”亦可證這則記載并非路振親歷，乃遼接伴副使李詢所言。關于李詢，宋遼文獻及墓志等皆無載，故生平無考。《乘軺錄》有注云：“李詢為工部郎中，月得俸錢萬，米麥各七石。”《乘軺錄》對所記載的見聞之出處多有標注。如：“渤海已下事，館伴使劉經言”；“虜下令事，殿侍魯進聞之于契丹語”。而李詢所言并未注明是契丹語，且結合其名推斷，李詢應為漢人。遼代六部尚書、侍郎、郎中等均系虛銜遼代工部郎中于史可考者，僅杜悆“不次而任授尚書工部郎中”。故李詢之工部郎中亦為虛銜，其必有其他實職，惜史料不足，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詢并非顯赫之官。

《乘軺錄》又言李詢“經女貞沙靈河凡五十程”，語義不通，似有訛誤。賈敬顏點校為“經女真，涉靈河，凡五十程”如此文意則通。看來李詢對靈河流域十分熟悉，其所言似不虛。然顯州在“（醫巫閭）山東南”即今遼寧省北鎮市與大凌河有一定距離，且中間相隔醫巫閭山。而錦州在今遼寧省錦州市屬小凌河流域，賈敬顏謂《乘軺錄》“殆兼今大小凌河言之”。若如此看，李詢之言大體不差，但具體位置并不精確；且遼接伴使等為了防止宋使刺探虛實，常對一些事例和實際情況進行夸大、誤導，以迷惑宋使。此處“凡五十程”就有夸大之嫌，很可能是李詢吹噓之辭。余蔚指出，路振出使所見，固當以“道聽途說”為信息主要來源，思慮再周密，也有錯聽誤記之時，如此條，顯然不足為憑。此說甚是。

《乘軺錄》言“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貝、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蠶織，名曰太后絲蠶戶”。其中“太后”就是承天太后蕭綽，說明四州向承天太后貢絲蠶。賈敬顏認為，“是四州之民，初亦承天太后之頭下軍州人戶也”。但承天太后之斡魯朵為崇德宮，轄乾、川、雙、貴德四州。而錦州以漢俘建，隸太祖弘義宮；顯州以東京三百戶建，隸應天皇后長寧、世宗積慶二宮；霸州以奚、燕民建，先后隸世宗積慶宮和圣宗興圣宮，皆與承天太后崇德宮無關。賈敬顏又謂靈州“非利州即建州之誤”。閔宣化則認為，“亦不得謂是利州之誤，利州置于1008年，李詢使高麗時尚無此州”。《王悅墓志》有“統和二十三年（1005）藏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南山”故路振使遼時已有利州。但利州時屬中京，非隸宮州，故亦不是利州之誤。不過，既然錦、顯、霸等州為隸宮州，則靈州亦應為隸宮州。大小凌河流域的隸宮二字州有宜州（積慶宮）、黔州（初隸永興宮，后隸中京）、川州（統和中隸文忠王府）、建州（永興宮，后隸敦睦宮），則靈州必為其中一誤。黔州于圣宗統和二十七年（1009）隸中京，路振使遼時為統和二十六年底至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當時圣宗剛過生辰，連日設宴，應無暇處理改隸黔州之事。川州在開泰年間尚名白川州，其改名川州應該是遼末金初之事。

如此，靈州非建州即宜州之誤，目前學界多認為是建州，但筆者認為應是宜州。首先，宜州所在之處較建州來看，距離錦州、顯州、霸州更接近，同為大凌河中下游，而建州所在更偏中上游。其次，《乘軺錄》所言“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貝、錦”，而倚郭宜州的弘政縣是“世宗以定州俘戶置，民工織纴，多技巧”有手工業基礎。劉承嗣曾在此“奉宣宜、霸州城，通檢戶口桑柘”可見宜州也是重要的桑、麻、絲織產地，陳述、韓茂莉在論述遼代手工業時也言及宜州。而錦州、顯州皆以擅長紡織的漢俘而建，遼圣宗曾“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宜州與同樣擅長手工業的錦、顯、霸三州并稱是十分合適的。《遼史》所載“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即霸州）等路斗粟直數縑”即是很好的證明。余靖在《契丹官儀》中也說：“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隸焉。東京置戶部使，遼西、川、錦等州隸焉。”《亡遼錄》謂遼“三路錢帛司——長春、遼西、平州”遼西路就是以霸州（興中府）為核心的財賦路，宜州也是其中的重要州縣。而建州并無桑、麻、絲織等手工業的有關記載，不足以與其他三州并稱。最后，路振自宋遼邊界一路北上抵達中京，并未親至大小凌河流域。李詢給路振介紹四州時，后者也不會當場立即記錄。前文已述李詢為漢人，而宜州與靈州音近，恐路振后來記錄時回憶錯誤，誤將宜州記為靈州。

至此，遼代靈州有關問題已經基本探明。遼代并未設靈州，路振《乘軺錄》所記靈州乃宜州之誤。

四、余論

考證出靈州乃宜州之誤后，我們可以簡要分析一下遼代紡織業發展與遼財賦路的演進關系。契丹在耶律室魯為于越時就已“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盧文進降契丹，“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纴工作，中國所為者悉備”使紡織進一步得到發展。1974年發掘的遼寧省法庫縣葉茂臺遼代前期墓葬，“出土紡織品都是桑蠶絲織成，有絹、紗、羅、綺、錦和絨圈織物及刻絲等共七類九十余個品種規格”，其中“一件繡花袍僅繡工一項估計即需三四百個工日，需要一個熟練工工作一年以上”。這說明遼代前期已經具備了很高的紡織工藝。而宜、錦、顯、霸四州皆置于遼前期：宜州和錦州皆置于太祖時期，顯州置于世宗天祿元年（947）霸州置于太祖神冊年間（916—922）。陳述先生指出，契丹的紡織生產未必很普遍，但不會太少。實際上，遼紡織業的核心就在大凌河流域，這一地區的州縣基本都是由遼朝在戰爭中獲得的漢族、渤海族俘戶所建，紡織基礎好，故而成為遼朝重要的紡織工業區。

早在中京設立以前，遼圣宗已在霸州置處置司，作為管理霸、建、宜、錦、白川等五個節鎮的機構，呈現出向獨立軍事區劃發展的傾向。圣宗建立中京后，以霸州為核心的大凌河流域州縣地位進一步上升。興宗重熙十年（1041）霸州升為興中府，負責興中府、宜州崇義軍、錦州臨海軍、川州長寧軍、建州保靜軍、來州歸德軍的軍事治安，即遼西路。遼西路與中京路至此正式成為兩處獨立、平行的高級軍事區劃。而遼西路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很大原因就是以宜、錦、顯、霸等州為核心的紡織工業區是遼朝重要的賦稅收入來源，在經濟上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陳述、楊若薇指出，“長春、遼西、平州三路地位至為重要，已不同于五京以外的其他地區”。長春州是遼帝春捺缽之地；平州是重要產鹽區和軍事要地；遼西位于中京、南京之間，也是紡織工業核心地區。三者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故而在遼代后期脫穎而出。如陳俊達所說“：平州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為遼朝重要的鹽產地，經濟上的獨立性為其由低級軍事區劃升為高級軍事區劃奠定了基礎。”類比平州，以宜、錦、顯、霸等州為核心的遼西路諸州也應是如此，其經濟功能與軍事地位相輔相成，紡織業帶來的穩定賦稅使遼西路在財政上具有相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進一步強化了遼西路在遼代的特殊地位，其不僅承擔軍事防御職能，更成為維系國家經濟運轉的重要支柱，深刻影響了遼代后期地方權力結構的演變。

作者：姜維公，王壹

來源：《長春師范大學學報》2025年第11期

選稿：耿 曈

編輯：耿 曈

校對：宋柄燃

審訂：江 桐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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