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耒耜到算法：中國農業文明的傳承與躍升

技術的飛躍不僅取決于工具本身的革新，更依賴于與之適配的社會經濟生態。從歷史智慧中汲取經驗，在技術更迭時保持反思，或許是中國農業在邁向智能化未來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態度。

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當人工智能開始重塑現代農業圖景時，回望中國農耕文明的歷史縱深，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特征：它過早地抵達了傳統技術的頂峰，卻又在漫長的歲月中緩慢演進。早在新石器時代，稻作文明已在長江流域萌芽；秦漢時期，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與水利網絡已基本成熟，奠定了此后兩千年農業發展的基本范式。

然而，這種“早熟”并未催生持續的技術革命，反而在宗法制度、小農經濟與重農抑商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勞動密集、內卷化發展為核心的高水平均衡。這種獨特的農業發展軌跡，不僅塑造了傳統社會的經濟結構，更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與歷史進程。在智能技術試圖破解“三農”問題新命題的今天，理解這段漫長而沉重的農業發展歷史，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技術之外的思考角度。

01

“早熟”的農業發育

漢代繼承并發展了秦代的農業制度，在國力強盛與文化繁榮的支撐下，使中國農業文明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高峰，奠定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國農業的“早熟性”并非指其起源時間早，而是指它在起源后迅速步入成熟階段。與西亞地區從農業發生到進入農業社會經歷漫長過程不同，中國在農業起源階段停留的時間較短?？脊艑W顯示，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如半坡遺址已出現較高水平的農業，進入了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而仰韶文化之前似乎缺乏清晰的過渡環節，若排除考古缺失的可能，這恰恰印證了中國農業的“早熟性”——農業起源后很快便形成了農業社會。

這種“早熟性”尤其體現在北方的黃土高原地區。該區域氣候溫涼、半干旱半濕潤，適宜粟、菽等耐旱作物生長；植被屬稀樹草原，既非難以開墾的熱帶雨林，也非貧瘠的荒漠草原，易于開發。黃土層本身肥沃、蓄水性好且土質疏松，僅用木石工具即可開墾耕作，因此在牛耕和鐵農具推廣前，這里已發展出發達的耜耕農業。同時，定居生活得以順利實現：河流兩岸的階梯狀臺地及具有柱狀節理的黃土，便于挖掘窯洞或建造半地下式房屋，考古發現黃河中上游及其支流沿岸分布著密集的農業居民點。正是這種早熟的農業，為中國早期文明奠定了堅實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鐵器與牛耕的出現，推動中國農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階段。至秦漢時期，已奠定了中國傳統農業的技術基礎與生產模式。漢代繼承并發展了秦代的農業制度，在國力強盛與文化繁榮的支撐下，使中國農業文明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高峰，奠定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這一傳統農業階段，中國長期保持技術先進地位，并形成了系統化的農業技術體系。漢代不僅推廣了犁、耙、鋤等基礎農具，還發明了耬車等精密播種工具，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農具體系。在土壤科學方面，中國古代先民對土壤形成、肥力分類、改良方法等方面形成了系統認知，積累了豐富經驗，相關成就在世界土壤學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耕作制度上，中國較早告別了長期“休閑制”（起源于夏商西周時期，是種植制度的一種核心形式，主要通過季節性休耕或全年休耕來實現地力恢復和生態修復），迅速發展為輪作復種制度，并配套形成了包括栽培技術、用地養地、集約經營在內的完整技術體系。相比之下，歐洲長期實行“休閑制”，直至18世紀農業革命才逐步推廣輪作制。正如英國學者 Francesca Bray在1980年訪華時所指出的：“與14世紀《王禎農書》中描繪的高度發展的中國農業制度相比，中世紀歐洲農業確實是原始的?！?/p>

同樣，在中國農業技術“早熟性”的整體框架下，水利灌溉的發展呈現出與之高度同步的早期系統性成熟特征。傳說中的大禹時代（約公元前21世紀），古書中就有“盡力乎溝洫”的記載——古人將開挖溝渠、開展灌溉排水視為國家要務。至商代，甲骨文中有了一系列象征灌溉渠系的文字。考古更發現了殷墟附近由干渠、支渠、毛渠構成的多級灌溉網絡，且渠道間設有水位落差，顯示出相當科學的規劃水平。這標志著至遲在商代，中國已出現了經過精密設計的、系統化的農田水利工程。

大型綜合性灌溉工程于春秋時期已臻于完善。公元前6世紀，楚國令尹孫叔敖主持興建了期思陂和芍陂。其中芍陂周長約60公里，設有可調節的進水與放水口門，能“吐納川流”，灌溉大面積農田。這類工程不僅規模宏大，更兼具蓄、引、灌、排的綜合功能，其技術理念與工程實踐，在世界同期水利史上處于領先地位。

02

緩慢的技術進展

歷史上，中國農業所表現出的“早熟而緩進”的特性，是其在特定自然與社會結構下形成的適應性結果。正是這一相對穩定且自我強化的系統，支撐了中華文明長期的延續與繁榮，同時也構成了近代化前夕中國生產力的基本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業這種令人矚目的“早熟性”，在隨后的歷史進程中并未導向持續的、突破性的生產力革命。比如鐵犁牛耕、精耕細作與輪作復種等范式，在秦漢已基本確立，直到解放前，兩千年始終沒有脫離這種模式。雖然當中也有一些技術的發展，犁的形態雖從直轅改為曲轅，材質從鑄鐵進步到部分鋼刃，但始終依賴人力或畜力牽引，未能向機械動力過渡。

同樣，早在漢代，中國就已形成耕、耙、耱、耬的完整農具體系。宋元時期，雖出現如秧馬、風力水車等新工具，但仍屬于應對人口壓力下的勞動密集型補充，而非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革命性發明。宋元以后農具發展的重點，是轉向小規模的輕便化和精細化，而非節省人力或擴大規模。這種“精細化”的本質，是通過更復雜的工序與更多勞動力投入來維持產出，而非通過技術創新解放生產力。

中國古代農業進入“早熟”之后卻陷入了漫長的技術緩慢演進期，革新多為局部改良，缺乏顛覆性突破；在奠定精耕細作的基本范式后，其整體發展軌跡更呈現出“高位徘徊”的緩進狀態。早期的技術領先與體系成熟，與長達千年的漸進式改良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早熟卻緩進”的悖論，正折射出傳統農業社會內在的結構性約束。

中國早在漢代就已推廣輪作復種，唐宋以后發展出兩年三熟甚至一年兩熟制。這種制度本質上是在土地有限條件下，通過集約投入勞動與時間以增加產出。然而，復種指數的上限是土地和環境的承載能力：地力消耗的加劇，迫使肥料投入持續增加，但勞動力收益并沒有顯著增長。明清時期引入玉米、甘薯等新作物，雖緩解了糧食壓力，卻進一步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的種植模式，而非推動技術體系升級。

當然，我們不能以現代的眼光苛責古人的技術進步，而是理解其所處的歷史條件與環境約束。歷史上，中國農業所表現出的“早熟而緩進”的特性，是其在特定自然與社會結構下形成的適應性結果。這樣的生產模式，既塑造了高度成熟的精耕細作體系，也形成了以勞動密集、經驗性技術為主、生態循環為特征的生產力形式。正是這一相對穩定且自我強化的系統，支撐了中華文明長期的延續與繁榮，同時也構成了近代化前夕中國生產力的基本形態。

03

農業內卷化與中華文明的塑造

回望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的漫長軌跡，“早熟”與“緩進”構成了其最顯著的歷史特征。這種特征深深植根于特定的自然條件、社會結構與制度之中，塑造了傳統農業的內在韌性。

阻礙古代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的原因有很多，從表象上來說，中國古代農業技術推廣長期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缺陷，突出表現為發展的不平衡與滯后性。在技術層面，農業的重心嚴重偏向種植業，尤其是良種選育，而畜牧、漁業及其他生產環節則相對薄弱。因為中國古代特有的集權體系特征，農業技術的推廣體系高度依賴行政力量，民間參與不足。因此，農業技術推廣會受地方官員個人認識的局限，導致推廣效果在地區與時代間差異顯著。

這種失衡的深層根源，在于傳統體制與小農經濟的制約：農民被剝奪參與權利，推廣活動經常直接成為維護統治的工具；同時，自給自足、規模細碎的生產模式，既限制了農戶間的技術交流，也削弱了他們采納新技術的意愿和能力。此外，體系運行嚴重滯后，技術發明到實際應用周期漫長，集權體制下“官工”（大型工程均有官方組織）“禁榷”（重要物資的政府專賣）等政策，重道輕器的文化觀念都進一步束縛了技術創新與傳播，最終使得農業技術推廣長期陷于低效、被動的發展狀態。

從當時的社會制度的適配性上來說，宗法、專制制度通過社會結構與經濟政策，直接阻礙了農業技術進步。在社會層面，社區組織與宗族網絡高度合一，行政權力與血緣權威疊加，將農民牢固束縛于土地與家族關系中。這種格局強調等級與服從，壓制了個體的逐利行為與創新動力。集權制度為維護統治穩定，長期推行系統性的“抑商”政策，認為商業活動會動搖農耕秩序、威脅社會安全，從而削弱了農業與市場的聯系。這使得農業生產被局限于自給自足和完成賦稅，不能通過市場交換獲得利潤，也就沒有動力刺激技術革新了。

對農業技術進步更直接的阻礙，來自古代社會對農業剩余產品的掠奪。數千年來，持續繁重的賦稅和徭役，幾乎榨干了農民的全部剩余產品。農民在繳納地主的地租和國家的賦稅后，幾乎沒有剩余用于擴大再生產或技術改進。這樣也正合了統治者穩定社會的愿望：通過抑制商品經濟、掠奪農業剩余，系統性地消除技術進步所需的資本前提和市場激勵，使中國農業長期陷于簡單再生產的“內卷化”循環，難以實現質的突破。

“內卷”——現在這個已經被廣泛應用的概念，最早就是在經濟史研究中，來形容農業這種“邊際效益遞減”的狀態。農業生產的“內卷化”指的是在一定的土地與技術條件下，勞動投入持續增加，而人均產出卻難以相應增長，甚至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發展形態。這一現象在傳統小農經濟體系中尤為顯著，與現代化農業通過技術進步實現規模效益的路徑形成鮮明對比。

從歷史視角看，中國農業尤其是明清以來，在人口壓力下逐漸呈現出內卷化特征。在耕地擴展受限、生產技術未有根本突破的背景下，農戶為維持生計，只能不斷投入更多勞動力于有限土地上，進行精細化耕作或轉向勞動密集型作物種植。然而，這種過度密集的勞動并未帶來畝產的顯著提高，反而導致人均產出停滯甚至下降，形成“沒有發展的增長”。

內卷化的形成與多種條件相關：第一，土地資源約束與人口壓力的結合，迫使農業系統轉向勞動密集型模式；第二，技術長期停滯，生產工具與耕作方式未能實現質變，難以突破產量天花板；第三，小農經營體制下，農戶缺乏資金積累與擴大再生產能力，只能依賴家庭勞動力不斷自我挖掘；第四，社會結構固化，農民沒有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渠道，勞動力被牢牢吸附在土地上。

這種內卷化狀態，一方面維持了高人口密度下的農業社會存續，體現出極強的韌性與自我延續能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延緩了產業轉型與結構升級，成為中國近代以來發展緩慢的重要歷史原因。直至現代技術輸入與制度變革后，這一格局才逐步被打破。

長久以來，中國農業的緩慢發展塑造了中國文化內斂的特征。老子哲學是這種心理的代表。古代理想的社會，就“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穩定和平，商品交換也是可有可無的事情。宋以前的思想家就普遍認為，對外交換不過是帶來些珍奇異物。明代的思想家認為中國不需要海外產品，而國外很需要中國貨。到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給英國國王的回信中還說:“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物?！边@些都反映了農業文化的自我滿足、自我隔離心理。

回望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的漫長軌跡，“早熟”與“緩進”構成了其最顯著的歷史特征。這種特征深深植根于特定的自然條件、社會結構與制度之中，塑造了傳統農業的內在韌性，卻也形成了難以突破的內卷化路徑。

如今，在“AI+農業”帶來顛覆性變革的時代，理解這段歷史不是為了評判過去，而是為了更清醒地認知現實——技術的飛躍不僅取決于工具本身的革新，更依賴于與之適配的社會經濟生態。從歷史智慧中汲取經驗，在技術更迭時保持反思，或許是中國農業在邁向智能化未來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