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當美國都開始自我反思的時候，印度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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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森·辛明頓（Nathan Simington）

編譯|張謙和 毛克疾

編輯|姚小翠

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編者按

本文作者辛明頓（Nathan Simington）比較中美兩國產業經濟現狀趨勢指出：由于制造業空心化，美國正走向失敗，而中國則憑借卓越戰略謀劃在各個新興產業領域攻城略地。作者認為，美國不僅存在政策失誤和路線錯誤，更根本的問題在于構成美國稅收規則、會計準則、金融體系制度都存在嚴重錯誤，造成美國系統性歧視制造業，推動服務業畸形發達——除了極小一部分精英從事高端服務，大部分勞動力被束縛在零工經濟和低端服務業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前印度的問題與美國其實極為相似，都是服務業過度發達擠壓制造業空間。然而，比起美國，印度問題只會更嚴重，畢竟美國制造業曾經強大過，但印制造業卻“未強先衰”。印度等南亞國家想復制東亞的經濟奇跡，離不開美國的開放市場和產業外包。如果美國下定決心推進再工業化進程，支持南亞國家工業化所需的出口市場和技術轉移都將不復存在。如果美國知識分子都已開始對美國賴以維系的政經體系進行深入骨髓的“挖根”式反思，簡直恨不得推倒重來，那么長期拜美國為師的印度怎么辦？本來心心念念以美為師，結果師父自己都要轉投師門那怎么辦？南亞問題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如果美國貿易戰戰敗，那究竟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意識到這場失敗？美國金融體系實在太靈活強大，以至于成功掩蓋了一個事實：美國其實已輸掉了貿易戰，我們已生活在中國獲勝的“戰后世界”中——在這里，中國不僅在貿易競爭中壓倒一眾發達國家，甚至促使發達經濟體和許多中等收入國家被迫“去工業化”。然而我們認為，這一局面并不全然是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惡意”為之，美國自身的錯誤和經濟扭曲才是中國獲益的根源。美國工業產能和國外出口市場不斷流失已充分表明，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思想并不足以應對一個“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中國對國際體系的挑戰。

即使在中國崛起為制造業大國之前，發達國 家的制造業就已陷入危機。美國人都希望擁有白領工作，而華爾街則推動企業放棄可能拖累股權回報的“麻煩資產”，因為這類重資產意味著更多監管責任和更高維護開支。一方面，美國人越來越難以忍受過去幾代人所經歷的嚴酷產業工作環境，另一方面，美國開始專注輕資產企業結構——兩相結合成為促使美國生產外包的強大動力。如今，外包已成條件反射，即使此舉已傷害美國經濟利益，但主流論調仍念叨著關于勞動力成本和監管靈活性的陳詞濫調以作辯護。

相比之下，中國實現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根據其國內外政治目標重塑了世界。G7國家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打交道的經驗對于應對中國毫無意義，因為中國已成為全球制造和出口中心，而當年的華約國家除原材料之外從未生產出任何西方想要的產品。二十年前的分析師們并未預見到中國能夠憑借一己之力崛起為全球制造業主導國，也沒有預見到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能推動數億國民脫貧、實現城市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后來居上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應被視為人道主義的勝利，這一勝利恰好驗證了過去那些全球主義者的觀點。然而，我們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崛起深刻影響了世界其他國家。G7國家的制造業產能降低，技術工人和相關支柱行業面臨流失。同時，G20國家深度嵌入中國的產業需求，自身的工業化前景面臨更多變量。

世界上所有國家，甚至美國，都在無數供應鏈節點上高度依賴中國。美國雖有制造產品的技術能力，但卻沒有本土制造商能夠獲得足夠資金以實現本地生產。因此，我們不得不在繼續削弱本土生產能力和將錢浪費在補貼成本高于中國數倍的本土制造商之間做出痛苦抉擇。

G7國家的分析人士經常將這一問題歸結為勞動力成本。這無疑是一個因素，因為中國的制造業工資通常在每小時2到4美元之間。然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工資按照定義同樣在這個范圍內，但這些國家顯然缺乏中國在供應鏈和產品覆蓋上的強大影響力——它們在國際體系中是“接受者”，而不是“創造者”。這些國家無論基數有多低，都無法取得三十年的高平均增長，也同樣不具備中國在原材料加工、供應鏈、港口和物流以及先進制造技術方面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沒有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擁有如此巨額的貿易順差，更無法對工業化帶來關鍵影響。簡而言之，單純用廉價勞動力來解釋中國制造業的突出地位，只會嚴重誤導外界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驅動力的理解。這種解釋假定國際貿易中存在某種受金融調節的穩定狀態，但這種狀態顯然是虛幻的。

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支持者認為開放中國消費市場會給G7國家的制造商帶來豐厚回報。這一觀點在某些方面是正確的。例如，移動通信公司在幾年內獲得了巨額利潤，而許多G7國家的進口商獲得了廉價且專業的海外制造服務，同時西方也保留了知識產權和分銷權。然而，總體來看，雖然中國消費市場對G7國家的公司來說因為過于龐大而不容忽視，但貿易向中國極度傾斜——G7國家消費者為省錢而購買中國廉價商品的代價是債務和技術轉讓。

出現這一局面，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經濟其實正是西方金融體系的“暗黑反映”。因此，西方必須在繼續維持這個有害體系和做出必要政策調整以實現自身社會目標之間做出選擇。而且美國必須盡快做出選擇，因為中國帶來的“危機”已在快速蔓延，而解決問題的窗口正在迅速關閉。

一、中國制造

“中國制造”曾經是零碎廉價雜貨的代名詞。而現在，中國產品涵蓋從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車、微芯片的全線產品，還生產全球一半船只。中國驕傲地自稱“世界工廠”。中國學者高志凱最近告訴英國記者安德魯·馬爾，中國作為全球主要制造商，并不膽怯與英國展開競爭。考慮到中國龐大的貿易規模以及對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巨大貿易順差，這并不是一句空話。中國產品如今已成為全球最先進供應鏈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在一些重要的產品類別中，中國企業甚至是唯一供應商。

這一發展近幾年才初見端倪。鄧小平著名的“南巡”——這次巡行打開了外資進入中國制造業的大門——大約發生在比爾·克林頓上任總統前一年。在隨后3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更像是一個基本產品供應源，而非先進產品生產商。G7國家似乎曾經篤信，中國要么會倒向西方，要么會在產業升級和復雜化上裹足不前。

因此，中國制造業興旺發達被視為值得慶祝的事；它通過降低西方消費品成本以提升西方福利整體水平；它擴大中國對西方商品的需求；它還增加中國與西方的互動接觸。而中國人民也將在這一過程中擺脫貧困，也許還會順便吸收一些“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這些信念1992年時或許很合理，甚至2012年時也是如此，但到2024年，這些信念已完全過時。中國實現了現代化，但并沒有向西方“投降”。對于西方公司來說，從中國得到的市場遠小于中國所獲得的西方市場容量。西方國家發現自己正逐漸失去必要的技術技能和產業能力。此外，中國還被視為長期安全威脅，因為擔心銷往西方的產品帶有“信息獲取”功能。

照目前趨勢發展下去一定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在方興未艾的電動汽車革命和電信革命，中國都即將占據主導地位。中國擁有遠勝于G7國家制造業能力，并且具備可以轉化為軍事能力的“經濟深度”，而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卻在快速衰退。如果這些趨勢持續下去，資本將不可避免地逃離其他發達國家，奔赴中國。這給當前全球安全秩序帶來風險，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金融和貿易風險，同時對數以億計的發達國家工人帶來生存危機——他們終將發現自己只能從事零工和服務業工作，而這些工作完全不足以維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在2024年，我們必須面對一些艱難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這般田地？中國的意圖究竟是什么？我們還能做些什么來收復失地并超越他們？

二、嚴肅應對

首先我們需要診斷問題。在金融和會計領域，美國對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經驗的吸收和學習已到了過猶不及的地步。那個時代具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從泰雷達公司（Teledyne）到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 Hathaway），都認為優秀管理者與平庸管理者的關鍵區別在于能否高效利用企業資本。毋庸置疑的是，當時資本錯配是常態，因此企業領導者通過提高股東回報率贏得聲譽（和財富）。然而，追求盡可能高的資本效率最終導致了荒唐的激勵機制。

華爾街的理想是找到沒有資產卻能無限擴大利潤的公司。美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行業（如造船業或鋼鐵業）中很多堪稱偉大的企業被鼓勵甚至最終被迫將生產外包到海外——并非為了節省用工成本或改善產出，而僅僅是因為將制造業外包給外國第三方會使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看起來更具吸引力。如果這些企業無法離岸外包某一類別產品，他們就會選擇完全放棄生產，這意味著美國將完全失去這一行業以及對應的生產能力。如果回顧華爾街過去三十年的種種現象，很難不得出一個詭異的結論 ：在華爾街眼中，使用資本最有效的方式是將資本投入金融資產或軟件企業。

而三十多年來，中國則一直堅持押注另一產業路徑。中國顯然認為硬資產和制造業能力值得擁有，不僅因為它們能帶來直接經濟回報，還因為它們帶來了許多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和協同效應：高技能的產業勞動力隊伍、更快的研發迭代周期、對供應鏈的掌控。三十年過去了，真的有人能夠說中國下錯了賭注嗎？

其次我們需要解決方案。美國及其西方G7盟友不能再依賴一個“亦敵亦友（frenemy）”的國家來維持自身運轉。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案都必須指向振興美國工業，緩解貿易失衡，促進重要制造業回流本土，并在可預見的未來維護美國經濟和戰略安全。幸運的是，美國并不需要從頭學習這些。我們可以借鑒已有策略，不僅 向最成功的競爭對手學習產業政策，還可以從美國自身經驗學習。

誠然，中國過去五十年多年來一直將工業化視為一個安全關切。1985年以前，中國利用外資占GDP比重從未超過0.54%，1990年之前從未超過0.88%。直到1992年中國開始有意吸引外資后，這一比重才迅速上升，到1994年達到5.99%。當時，這些外資幾乎全部流向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企業，而當時中國大多數其他行業和活動則被嚴格保護。

這種格局下，中國既能夠發展領先世界的出口產業，又能實現工業產品的本土替代，同時還不用擔心大規模失業和社會組織瓦解破壞原有的社會主義性質經濟。簡而言之，中國的工業化絕不單是其銀行貸款賬目盈利的產物。這是一個在保持結構性封閉和保護主義的經濟體中，所做的有意識、針對性選擇。中國因此極力避免了“休克療法”。如果我們能像中國領導層那樣思考利潤背后的隱性成本，我們應該能做得更好。

第三，我們要了解中國的計劃。盡管“中國不可捉摸”或“中國喜好秘密行事”的刻板印象仍大行其道，但中國媒體卻信息量極大，領導層也常常公開商討問題。這對西方來說似乎很奇怪：其實中國一直以來都公開、反復地把全部籌碼擺在臺面上——通過實現技術和產業主導來改革國際秩序。這些聲明往往由中國政府在重要活動中用中文發表，也出現在內部使用的政策文件中，所以真沒必要認為中國話里有話：所見即所得！既然中國顯然打算持續推進這些計劃，那無論我們看法如何，中國的計劃都是當今大國競爭的關鍵。我們不必認為這些計劃是最優的，但必須承認它們確實塑造了中國政府的行為和選擇。

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術語，特別是當你關注手段而非目標的時候。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確實通過努力成為制造業強國，并因此收獲一些經濟成果和政治成就，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中國的產業政策已經奏效。了解中國的目標將有助于解釋中國選擇的手段。

成功的產業政策往往肇始于土地改革。這里指的不是將私有土地合并成巨大（且效率極低）的集體農場，而是將多余的土地改造為密集耕作的家庭農場，例如那些由小農擁有的農場，它們實際上成了數以百萬計的新創小企業。這種方式有力促進國內需求，為國內工業提供下游消費市場。事實上，中國自己到20世紀70年代也最終得出了這個結論，當時集體農場顯然已完全無法滿足城市的糧食需求。

與此同時，在貿易壁壘的保護和出口紀律的約束下，中國本土工業不斷改進、提升技能，并制造或進購資本貨物，以便獲取外匯、出口補貼以及合作貸款的機會。其實，美國19世紀某種意義上也經歷了土地改革，當時國會開放西部土地以供數百萬小農遷徙定居。從1850年至1930年的關鍵幾十年中，來自美國中西部的谷物不僅供給美國城市，也是英國和法國城市勞動力的主糧來源。這種盈余收入意味著美國中西部能夠支持充滿活力的消費經濟，而不僅僅是僅夠汲取口糧的“生計經濟”。這種動態平衡在生產和資本之間創造良性循環，并帶來了“美國世紀”。

因此，令人震驚的是，如今美國已部分倒退到了后現代版本的“生計經濟”。的確，在美國很少再有人揮舞著砍刀砍甘蔗，但同樣不應忽略的是，數百萬美國勞工被吸附在零工經濟和零售業中，而他們的工作與更高級的生產形式毫無瓜葛。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曾信誓旦旦保證：高價值服務業工作將取代垂死制造業的大量崗位。（要感受這種觀點在后里根時有多大行其道，可以參考《選戰風云（Primary Colors）》中的比爾·克林頓角色1991年提到的建議：樸茨茅斯海軍造船廠的工人應該學習編程，因為“體力活將轉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而那不會是這里。”）現在事實已經很清楚，這個承諾永遠不會實現。相反，我們似乎將每個人都推入服務業——不是因為它總是比制造業更好，而是因為我們已別無選擇。

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個變種：工人基于個體理性從事低端工作，即便從國家人力資本的宏觀角度看，這并非最優選擇。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實行義務教育：從國家視角看，五歲的孩子顯然應該去上幼兒園，而不是去擦鞋和賣報紙。然而，現實卻是，大多數試圖實現工業化發展的國家最終淪落到某種形式的低端服務經濟。在最初的四十年里，中國未能理解這一點，僅僅依靠農民的勞動在自給自足的低水平上艱難維持。在當前系統性歧視制造業資本和生產設備投資的環境中，我們必須問這對美國工人和美國制造業究竟意味著什么。

曾經的著名制造業企業如今為了盡可能輕資產運行，已大多轉變為采購企業。美國勞動力業已分化為（a）受雇于企業的設計和金融專業人士，以及（b）從事零售業的零工，而生產線工人僅被勉強容忍，只是因為他們是“必要的惡”。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企業核心資產的所有權都屬于投資者，而非運營公司。要獲得資金，你就必須說服華爾街分析師，考慮到多樣化、流動性、風險和時間范圍，投資你仍會帶來可觀回報。我們再次看到，華爾街推動企業盡可能將資產從其資產負債表中剔除，因此，擁有自備設備和投資自用設施反而導致融資困難、資金短缺。

如果我們只談論美國內部情況，將“輕資產”看作企業優勢也許可以理解。然而，假設的有效性只能通過事實來確認，而中國體系成功證明另一種標準同樣可以用來衡量好企業。最終開出的處方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盡量向中國的投資理念和會計準則學習，以及從公允分析中國經濟運作模式中學習——這可能需要我們摒棄一些長期奉為圭臬的經濟運行理念。

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預算約束的比較研究表明，資本主義硬預算約束造成只有那些能夠立即盈利的項目才能獲得資金，而社會主義軟預算約不僅支持高質量項目融資，也能兼容低質量項目和長期項目。我閱讀發展經濟學文獻發現，由“有效金融監管”和“出口紀律支持”的軟預算約束正是漢密爾頓模型或李斯特模型中產業政策所欲實現的目標。如果能防范資本涌入房地產和投機資產，并轉向產業能力投資，那么長期的產業目標也是可以實現的。如果對此還有懷疑，不妨看看中國產業過去三十年走過的歷史！

四、失敗就長這樣

底特律固特異標牌（固特異是美國著名輪胎制造商）繼續顯示1982年災難性的汽車生產數據，但實際情況只會更糟。美國汽車生產數據慘淡，可能不僅僅意味著日本制造出更好的汽車、擁有更新的工廠、勞資雙方關系更融洽，還可能意味著日本社會更和諧，對基礎教育的信仰和執行紀律更強，以及個人自由更為有限，因此更能為即將到來的世紀做好準備。這才是懸在美國頭上的真正危機，更為嚴峻的危機。

——大衛·哈爾伯斯塔姆，《清算（The Reckoning）》

如今，許多訪客感嘆中國“現代化”和“高科技”的氛圍。假設這些人沒有看到過云南或貴州那些貧困而原始的鄉村，但中國的變化依然令人震驚，畢竟沒有美國人會在2004年、1984年或1964年對中國任何地方產生“現代化”的感嘆。當然，電子設備和手機小程序也就那么回事，畢竟一個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擁有那么幾座摩天大樓。要評估中國高科技的真正含金量，還得看看汽車行業。

2024年的北京車展引發轟動，展會展示出性能前所未有的電池、價格低廉卻令人驚嘆的先進電子產品。美國人讀到這報道時可能感到困惑，搞不清吉利到底何時變得如此優秀，或者原來搞手機的小米何時又變成了汽車制造商。他們可能也會感到不安，因為一個擁有先進汽車公司的中國就像平行宇宙一般，鮮少被美國媒體提及。我們可能不會很快在美國看到比亞迪或小鵬經銷商，但如果中國汽車繼續變得更強大、更便宜，我們將看到全球出口市場在我們眼前逐漸消失——這不僅僅對通用汽車或福特成立，也同樣適用于標致、大眾、豐田。全球汽車行業的年營業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遙遙領先的全球最大消費品類，而中國車企從無到有，業已成為有力競爭者。

中國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帶有運氣成分。中國從未生產出一流的內燃機（ICE）汽車。長期以來，能否自主研發內燃機被視作汽車行業的試金石，因為汽車驅動系統是技術難度最高的部分。沒有自主內燃機設計的車企也不過一個組裝車間。內燃機是機械加工、精密零部件供應鏈、電子控制密切配合的結晶。掌握這一技術才能意味著車企建立真正的獨立性，也因此確立其母國作為國際汽車出口國的地位。

然而，隨著電動車（EV）行業大規模崛起，中國的內燃機之痛幾乎變得無關緊要。電動車不需要變速箱或內燃動力系統，但它們需要極其復雜的電池和電控系統。在電池領域，中國是當之無愧的王者。因此，電動車轉型使中國車企得以繞過直到現在仍制約中國汽車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掣肘。這恐怕也是中國2014年以來接連涌現至少五個純電車大牌（合眾、蔚來、零跑、小鵬、小米）的原因。

不過，機會眷顧有準備的人。中國車載電池產業從最不起眼角落發展而來：中國一開始為攝像機、個人數碼助理（PDA）等國外消費電子產品代工電池。然而，中國做了個關鍵決策，選擇向電池制造投入超過小規模和不成熟加工行業所需的大筆資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城市就強制要求使用電動公交車，而過去十五年中，中國企業和政府一直專注于掌控用于鋰離子電池的鋰加工工藝。實際上，它們的表現遠超自由市場預期，甚至收購了陷入困境的澳大利亞礦商，并在澳建立了一整套鋰礦產業。當然，隨之而來的研究能力和加工技術也都轉移到了中國國內。

簡而言之，中國30年來一直致力于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汽車電動化轉型中實現收益最大化。中國已連續16年蟬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因此完全具備國內市場深度以支持自主技術轉型。此外，中國已重構國內基礎設施，確保為汽車電動化轉型提供充分支持——中國現有180萬至270萬個電動車充電站，而美國則只有約16.2萬個。

相比之下，美國汽車行業因牢牢控制國內市場而受益，但同時卻面臨出口萎縮問題。美國專注于生產不受燃油經濟性限制的車輛，形成了無形的非關稅壁壘，而附屬于車企的經銷商也形成了自身的壁壘體系。2024年5月14日美國宣布對中國汽車加征100%關稅，則是露骨的貿易保護舉措。然而，無論中國公司最終能否夠繞道北美自由貿易區其他國家進入美國市場，中國增加對其他地區出口似乎難以避免。

如今，通用汽車在北美年產量與1982年相當，低于50年前的年產量峰值，僅為豐田2023財年產量的六成。然而，生產數字主要反映出美國國內市場的情況，因為通用北美公司每年僅出口約六萬輛汽車。總體而言，通用全球銷量約為豐田的60%，其所有子公司總共銷售約150萬輛車。相比之下，中國2020年出口約100萬輛汽車，2023年約為500萬輛。北美出口表現持續下滑可以從通用在中國的銷量崩潰看出——2014年達到頂峰以來，通用中國利潤下降近八成，市場份額下降約40%。考慮到定量和定性證據，近期美國汽車制造商不可能在出口市場中再扮演任何主導角色。如果真是這樣，可以說在美國這樣一個被保護的市場，本地品牌在全球經濟中只會越來越缺乏競爭力。這種狀況只會讓人聯想到馬來西亞的寶騰，而非昔日的美國大牌。

我們必須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是正在發生的災難。美國汽車產業雇傭約三百萬工人，占整個私營部門勞動力的約5%。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汽車行業緊縮摧毀了天量財富——從導致大城市空心化、房地產萎縮、工業資本消亡，到大量技術工人失業，以及隨之而來且持續數十年的生產力流失。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一經濟災難與家庭破裂、暴力犯罪激增之間的關聯。我們假設1970年代的美國汽車行業確實需要嚴肅改革，但它急劇下滑，導致了幾代人的困境、無止境的紓困、財富的毀滅， 這絕不是我們努力所要達成的最優結果。

盡管在做出歷史類比時要保持謹慎，但很難避免將底特律對大型、利潤豐厚汽車的偏好及其在1973年石油危機面前裹足不前的情況，與當下進行平行比較。然而，與五十年前的日本車企相比，當前的中國電動車企卻坐擁更大規模和更高強度的國家支持。簡而言之，中國的技術優勢并不在于手機應用程序或華麗航拍下閃閃發光的新城，而在于成為全球汽車行業的主導力量。這一成功并非創造性破壞，也不是自由貿易“看不見的手”在資本配置中發揮作用——這里顯然有“看得見的手”在推動這一切。

五、押注科技

汽車工業在中國高科技出口行業中，無論在規模還是在復雜程度上，都不是個例。中國不僅是美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也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在出口領域的主導地位主要依賴于低工資、低環境和低標準，再加上“貨幣操縱”。但就如某些人質疑的，僅憑“三低”是否能支撐中國在尖端汽車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但無論如何，汽車其實只是全局中的一個小部分。

《金融時報》最近報道稱，中國2023年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約為美國的七倍，盡管中國人口才是美國的四倍。中國采用機器人的情況與其他主要工業國家明顯不在一條線上。實際上，中國單獨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已超過全球新工業機器人安裝總量的半數。通常情況下，當自動化的邊際成本低于人力邊際成本時，自動化設備才會取代勞動力。然而，中國在機器人領域的投資強度卻遠超其現有工資水平所對應的程度。如果說這些投資與其他經濟體的自動化投資有任何相似之處，那就是中國投資更為極端激進，相較韓國、日本也有所體現。還應注意的是，如果中國在成本效益方面得益于機器人研究與制造之間的協同效應，那么中國和其他國家相比安裝新機器人的門檻成本也會更低。

然而，美國投資理論似乎難以解釋這種情況。實際上，美國本土機器人投資僅約為工資水平預測值的70%，這表明美對于自動化機械代替勞動力更為謹慎——這可能是出于形象考慮，也可能是因為前文提到的“資本品投資偏見”。然而，中國是否真的這些問題缺乏敏感度？是否有其他因素驅動這一趨勢，如同中國在電池領域的戰略投資？

自由經濟學和自由貿易根本無法解釋中國在機器人領域的投資，但產業政策卻提供了關鍵線索。2024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闡明了政府的優先事項和工作方向。這一報告引發熱議，不僅因為其毫不意外地強調“擴大內需”，更是因為強調（a）工業體系現代化和新質生產力發展，以及（b）通過科學和教育強國以鞏固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并建立能夠推動人類邁向新技術前沿的科學機 構。在經歷多年疫 情和不動產險情之際，這個報告簡直令“西方觀察家感到難以置信”。然而，正如我們所見，與中國產業政策對賭，結果都不咋的。

2016年，中國提出將以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強國”為目標。通常來說，這類目標不應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優先事項，甚至在中職分流的情況下，實現這一目標應當更加困難。Tanner Greer和Nancy Yu的研究指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認知深受清朝現代化失敗的影響，這一失敗引發巨大內亂和“百年屈辱”。此外，他們還認為：“如果要超越美國，必須做到一件事，就是在科技上超過他們。”類似的表述也見于中國教材中。對于1812年以來一直享受國內安全的美國人而言，他們在七十年的“美國和平”中變得自滿，因此中國的想法在他們聽來既偏執又狂妄。然而中國人并沒有享受過這樣習以為常的安全，即使對于不好戰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中國發展規劃也應被視為中美兩國體制競爭的決定性變量。

值得注意的是，從美國角度看，幾乎所有中國政策支持的技術都是實體技術，而非軟件。實際上，中國2020至2022年“監管打擊”軟件公司已被西方媒體視為“肆意妄為”，因為后者已習慣將科技等同于軟件。當美國業界談論“大科技”時，他們不是在談論通用電氣或雷神公司。然而，當中國高層談論包括人工智能、材料科學、遺傳學、神經科學、量子計算、綠色能源、航空航天工程等科技時，他們指向的卻是實體技術。例如，即使是人工智能，中國也專注于其在工業領域的應用，以至于人工智能在中國是獨立于計算機科學的單獨專業學科。再次強調，中國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其追求科技上的至高地位，就是要在突破性物理科學和制造技術方面取得主導地位，掌握最硬的硬資產。

在不削弱這一雄心壯志的情況下，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一政策目標如何回應中國國內的政治關切。即使中國決策者確實將未來押注在通過科技獲得新世界秩序的領導地位上，他們仍然需要公眾支持 。在中國的科技現代化言辭中，令人震耳欲聾的卻是對人力資本的默默無聲。

中國人口下降已吸引頗多外界注意力，這一趨勢始于2022年。這刺激一些評論人士預測，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時期行將結束，因為中國“未富先老”（這一固定表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一個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將比繁榮時期擁有更高比例的退休人員。這對制造業經濟體來說是壞消息，在這種經濟中，體力勞動者退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至少在表面上，輿論對中國教育水平、其實現全面發展的潛力，以及其對激勵中國勇攀科技發展高峰的作用卻缺乏關注。

六、兩個中國

從人均GDP看，中國的地域發展不平衡會令大多數美國人感到震驚。北京人均GDP超過2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7,000美元），而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44,000美元）。但在中國33個行政區劃中，有十個人均GDP低于10,000美元，其中甘肅最低，不足7,000美元。中國地區間的貧富差距，比美國的（例如紐約與密西西比之間的）更為顯著。而在十個GDP低于10,000美元的省份中，生活著3.88億公民。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戶口制度在保障民眾在原籍省份上學、擁 有房產、享受醫保等其他公共服務的同時，也造成了異地務工的大遷徙。美國人對中國春節期間的人口流動感到驚訝。但這不僅僅是文化傳統——對于許多在城市工作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年一次與父母、孩子團聚的機會。由于戶籍制度的嚴格管理，異地務工者的親屬們往往不會隨遷居住，中國也沒有出現其他國家的大城市貧民窟的問題。然而，中國在避免了社會沖擊的同時，民眾也受到了相對的機會限制，比如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教育、生活質量的差異。

通常而言，發展中國家由于很難向價值鏈高端攀登，往往會陷入低端制造業的困境，產生無數血汗工廠或馬奎拉多拉（即在拉美國家設立的出口加工廠）。這個層次的產業比自給農業更具生產力，但提供的機會卻也很有限，無法發展技能和技術基礎，也無法成為全面發達的經濟體。

正是這個層次，許多中國觀察家推測，剛剛開放的中國在1990年代至少會在這個階段停滯一段時間，直到其教育水平達到以色列、韓國、新加坡、愛爾蘭等最近邁入發達之列國家的水平。當時，的確沒有人確定中國是否能跨越這一門檻，然而如今我們看到，中國在某些生產領域與全球任何競爭對手一樣先進。這并不是一個在資本化、教育水平、生產復雜性上差異極小的中等收入國家具備的典型特征。相 反，它展示了一個內部差異性極高的國家，其中一些地區比安哥拉的人均GDP還低，而另一些地區卻達到波蘭或葡萄牙的水平。同時這個國家還在不斷產出大量科學研究成果，并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每年斬獲六枚金牌。更不用說那些“X因素”了，例如與僑民社區的聯系，這些社區可貢獻專門知識和數十億美元的私人資本，還有巨額貿易順差，以及對海外資源生產 的深度參與。

因此，從中國人口結構和地域差異不難看出，為什么中國領導層在公開呼吁科技和制造業跨越式發展的同時，卻同時對數字平臺的壟斷、金融化做相應地收縮和治理——必須指出的是，這并沒有明顯阻礙中國在通訊、芯片設計、制造業出口方面持續進步。我們認為，中國將制造業和出口領域保持優勢視為事關生存的關鍵利益。所以中國政府有意將投入在軟件和金融領域的資本和資源轉至能提升大多數工人生產力的領域中去——如果沒有外部干預，這些工人的最佳選擇仍是在工中從事低附加值制造業工作，而這本應是為資本最大獲利做出的明智之舉。這表明中國政府在最高層級上明確反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正和國際貿易”。那樣的貿易體系顯然不能實現中國理想的發展道路。而這條道路又是中國政府維系公信力和可持續能力的根本因素。

七、兩個美國

是時候讓美國承認自己存在“中國問題”了。你不必相信對手意識形態的真實性，但你應該相信這種意識形態確實能夠激勵他們，并且他們會按照這種意識形態行事。然而，美國領導人往往未能做到這一點。

抱怨“貿易不公行為”無疑與貿易本身一樣古老。美國和歐洲當前出現了新一輪抱怨，于是他們提高了汽車關稅。西方國家以“中國產業補貼”為由來證明自身關稅壁壘的合理性，而中國則稱西方關稅和出口管制不公平。與其試圖在某種精神正義的法庭上解決這一矛盾，不如問問雙方究竟希望實現什么目標。

中國的利益顯而易見。如果中國成為全球汽車市場的主導者，它希望為國內企業贏得巨大的海外市場，使國際貿易難以擺脫對他們的依賴，并使世界各地每條道路上都充滿數億輛配備傳感器、無線電、固件的中國車輛。此外，控制這些市場還將削弱中國的“地緣政治對手”。

美國的利益也同樣顯而易見。短期內，美國的利益關切是堅持保護主義，但保護主義在政治上多多少少不受待見。希望美國的保護主義不只毫無原則的保護缺乏競爭力的行業，因為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注定失敗。相反，美國的保護主義應是系列產業政策的開端，而這是應對美國社會即將到來危機的藥方。

在討論中國產業學習和產業政策時，我們不能不接受“去技能化”，以及中國政策在美國的鏡像效應。我們必須誠實地捫心自問，制造業就業萎縮是否掩蓋了我們已喪失某些技能和產業能力的事實——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這些技能和工業能力本應被留在美國本土。如果這些在岸技能難以在資產負債表上體現價值，我們也應該捫心自問，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刻意將這些工作向海外轉移，或者我們只是將外包歸因于市場作用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問清楚，美國是否在奉行一項隱含的、甚至是出于巧合的“去工業化政策”，同時我們也要問清楚這在多大程度上有損于美國未來前景。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認清，美國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同時注意到美國出口是一種奇怪的混合體，同時囊括大宗原材料、尖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對此，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現在正在出賣曾經長期被認為“非賣品”的部分，而美國設計超高端高科技設備的能力依然強大。與此同時，美國的進口和出口結構都不甚健康，因為我們存在許多不受歡迎的進口依賴。

因此，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臺，下一屆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都是確定美國在多大程度上需將制造業產能帶回國內，以此實現國家利益目標。如果美國是一家公司，那么它正過度依賴某家單一供應商，因此必須找到分散風險的方法，以免陷入經濟上的“芬蘭化”。沒有負責任管理層會放任公司陷入這一境地，也沒有成功政府會允許這種情況在一國持續下去。就像二戰后許多亞洲國家一樣，美國現在需要節制資本、規范商業，以免在不知不覺中陷入地主經濟、裙帶資本主義、經濟災難的陷阱。

八、一代人的挑戰

中國不僅推行產業政策，還在各個國家機關等多個場合以中文清晰宣示其地緣戰略計劃，即通過在多場技術革命中取得領先地位以顛覆世界秩序。中國明確打算通過撬動貿易優勢以實現地緣戰略目標。中國限制制成品進口，但鼓勵原材料進口，因為后者將被加工增值后用于出口。

美國領導層和專家將這些趨勢解釋為“看不見的手”的產物，認為自華進口廉價工業品其實是在補貼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即便這種說法曾有一定合理性，現在也早已不能成立。扭轉這些危險趨勢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因為我們已經開始考慮國防方面的影響。然而，除非我們能夠認識到產業轉移對工業產能和人力資本的影響，否則這項任務就無法真正完成。我們必須全面認識到自身的體系性缺陷，而正是這些缺陷使我們自己的機構熱衷于破壞自己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產業健康。

與此同時，美國和其他G7國家在軍事工業能力方面也存在明顯短板。顯然，這些短板在成熟產業技術中最明顯，包括炮彈生產和船只修造。我們的問題不是無法開發先進的無人機或飛機，而是我們無法足夠快地生產火炮彈藥（或無人機），但像朝鮮這樣的國家反而也能做到這一點。平時和戰時生產之間顯然存在連續性，因此這一問題應被視為我們制造能力不足的強烈信號。

如果美國冷戰時期仍需要依賴華約組織國家獲得物流和電信關鍵部件，這是難以想象的。當年的美國從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蘇聯無法生產任何對西方國家有吸引力的工業制成品。然而，即使蘇聯有這種能力，美國也不會將其產品納入日程使用，因為這種過于荒謬而不值得認真考慮。然而，我們與中國長期和平相處的經驗，卻讓我們陷入這種不可接受的依賴狀態而渾然不知。

面對中國，任何嚴肅的美國觀察家會痛苦地認識到，只有當美國能夠穩住貿易，并恢復自身實力時，才能與中國維持長期和平。因此，美國下一屆政府必須準備好實施一項遠遠超越臨時補貼的再工業化計劃，并從根本上糾正導致我們失去產業能力的根本原因。這一新計劃應將關稅和豁免作為塑造戰略產品和戰略行業的精確工具，但是同時還必須解決與稅收、會計、金融規則相關的根本性問題，因為正是這些規則助長了“反工業”的投資環境。最后，該計劃還必須通過重新分配聯邦開支加以落實，而分配原則正是通過美國力量促進世界和平。

過去五年，電信、物流、交通等主要產業類別都經歷了劇烈國際分工調整。我們是時候嚴肅審視這些變化了。美國人民是時候提出解決方案了。我們也是時候向世界展示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能夠產生貿易和產業新模式了，否則我們的伙伴和盟友就會因為美國未能提供替代方案而被迫投向中國懷抱。西方在本土和海外社會失敗的代價，將會毀掉西方未來幾代人的生活。問題是，我們能應對這個挑戰嗎？

作者簡介：南森·辛明頓，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委員。

本文轉載自"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2024年9月6日文章，原標題為《一篇反映西方精英對“中國體制”態度的文章, 格外精準 | 文化縱橫》，本文編譯自《美國事務》第8卷第3期（2024年秋季）文章，原標題為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

本期編輯：姚小翠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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