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譚其驤先生寫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前些年雖然搜羅過一陣舊書，于無聊時用以自娛，但卻從來沒有在舊書肆上買過與古刻舊相并稱的名人信札。主要原因是信札的價格一向過于昂貴，而在我看來，名人寫信，往往也只是辦一些不伶不俐的庸閑事，說一些不尷不尬的應酬話，既然大多無關宏旨，便沒有必要另眼相看。這就像我買舊書時只是關注書籍本身的內容和質量，并不在意其是否曾經被某某大名人鈐印題名而留下此公“到此一游”的痕跡一樣。再說，在所謂“名人”當中，能夠引起我關注的只是學術界這個狹小圈子里的人物，而在這些人當中，不僅名不副實者大有人在，甚至還頗有一些“社會賢達”的真實名望，本是出自“聲名狼藉”之“污名”,因而，也就更沒有必要在這類人物身上耗費錢財和精力了。

不過，不買名人信札，并不等于手頭就完全沒有收留。混跡于學術界里謀衣食，一轉眼已經幾十年了，偶然也收到過幾位真正做學問的學界名宿所賜下的翰墨。除了直接受業的導師史念海先生和黃永年先生的書翰以外，在這當中，對于我來說，最有學術意義的是譚其驤和嚴耕望兩位先生分別寫給我的兩封信，屬于寒齋的珍藏。嚴耕望先生的信，以后找機會再談，在這里先說說譚其驤先生這封信。

其實我和譚其驤先生只是非常偶然地通過幾次信，并沒有密切的書信聯系；當面請益，則幾乎沒有機會，更主要的是腦子里根本沒有什么能夠在他面前提出的問題。給譚其驤先生寫的第一封信，是在1981年春天大學本科第四學年剛剛開學不久的時候。考大學時，我本來報考文科，可是卻陰差陽錯地被招收到哈爾濱師范大學地理系學習理科。不甘心棄絕中國古代文史，先是在第一學年里，到圖書館里胡亂讀了一些中國古典文學的書；從大學二年級開始，轉而有計劃地利用課外時間，自學歷史地理學以及相關的課程。這時即將面臨畢業，要準備考研究生。由于系里和本校歷史系都沒有知曉歷史地理學的老師，所有專業知識以及歷史學、考古學和古代漢語方面的基礎知識，幾乎都完全靠自己暗中摸索，不知道所學所知是否對路，只好壯起膽子，分別給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石泉等幾位招收歷史地理學研究生的著名學者寫信(當時只準許很少一部分著名學者招收研究生，不像現在隨便哪位教授都可以指導碩士、博士),詢問各位先生對考生的具體要求和怎樣應對研究生考試。當時少不更事，不知道這些大學者工作繁忙，不宜為這樣的瑣事隨意打擾。

信發出去后，很快就收到了譚其驤先生的答復，簡單指點了考試的內容，并表示歡迎報考。雖然這封信好像是委托他人代書，但簽名和所署日期確切無疑是先生的手跡，說明信中內容，系蒙先生過目認可。十年后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的國際歷史地理學討論會上，蒙譚其驤先生特地召喚，到他老人家席前聆受教誨，先生還清楚地記得這次寫信指點我讀書的事情。

后來我決定報考陜西師范大學，跟隨史念海先生學習，沒有投名于復旦大學，主要是考慮譚其驤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側重歷史文獻考據，而我沒有上過歷史系的課，這方面的基礎太差，恐怕做不了考據性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偏重大區域歷史經濟地理狀況和自然環境變遷的宏觀性研究取向，對像我這樣出身于地理系的學生，也許會更為適合一些。另外，當時復旦大學招生的外語考試，只考英語，而我只是考上大學以后才粗略學習過一點點日語，在客觀條件上也存在很大障礙。

孰知做哪一路學問這件事，若不具體嘗試一下，一個門外漢并不容易把握。讀過一段研究生課程以后，我才發現，自己其實更偏好也更適合運用文獻考據方法來研究問題。好在業師史念海先生胸襟豁達，指導學生，善于因材施教，非但不強求學生治學都走同一條路徑，還對我的研究取向，給予了積極的鼓勵和指導；做博士論文，選擇的題目是考證隋唐長安、洛陽兩京的地理建置，也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

史念海先生和譚其驤先生論歷史地理學研究，都主張研究結果要有實際的用處，但兩位先生強調的重點，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略微有些差別。史念海先生認為應該盡量讓研究成果直接應用于現實生產生活，所以研究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研究歷史時期北方中原地區栽桑養蠶的興盛狀況，研究古代戰爭利用地理形勢的成敗得失經驗，強調借鑒地理學的理論和野外考察等研究方法；譚其驤先生則認為有用于世的前提是首先要求得地理事物的真象，而要想求得真象，首先要扎扎實實地做好文獻考辨分析工作。這兩種看法，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沖突，兩位老先生只是各自強調了一個側面，或者說是著重申說了研究過程中某一個階段的特點，即史念海先生強調的是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出口；而譚其驤先生強調的則是學科的基礎，是入口，是人所必經的門徑。

對研究者個人來說，往往難得兼擅其美，究竟應該偏傾于哪一種取向，除了自身的素質，還要看你是處于成長中的哪一個階段。不過，一般來說，初學者恐怕不可能跨越文獻考辨的訓練而徑直進入史念海先生所期望的研究境界。事實上，史念海先生的文獻考辨能力，本來也是第一流的，精彩的考證，隨文處處可見，特別是晚年旅美訪問期間撰寫的《新秦中考》一文，更是不讓于乾嘉諸老的考據研究典范。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主要選擇文獻考據方法做研究，在性情嗜好以外的因素，乃是因為我在讀研究生學位課程之前，文獻史料的基礎純粹是一片空白；復又天性魯鈍，從而需要長時間補課，當年用瑣碎的飯竹考據來做博士論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練手打基礎的考慮。1988年初博士答辯之前，曾將論文呈送譚其驤先生審閱。因為研究做得細碎不堪，直到今天，我依然羞于與人道及，當時更以為一定會遭受先生的斥責。沒有想到，譚其驤先生的評語，開頭即肯定說像這樣實實在在的研究“有用”。得到前輩師長的鼓勵，自然感到高興，但更深切地理解先生所說“有用”二字的含義，卻是在有幸得到先生寫信賜教、具體談及學術研究“有用”與否這一問題以后。

博士畢業后留校工作沒有多久，大致是在1990年夏天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小文章，題目為《徐霞客史事二題》,內容是考證明人徐弘祖的一些問題。我在這篇文中著重指出，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徐弘祖始發現長江正源為金沙江的說法，并不正確，早在徐氏撰著《溯江紀源》以述說其江源觀念六十多年之前，著名學者章潢，就在所著《圖書編》一書中，明確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研究這一問題的背景，是自從上個世紀20年代，丁文江總結說徐弘祖在地理學上做出有包括找到長江正源在內的五項重大發現之后，學術界多附庸其說，稱譽徐氏所撰《徐霞客游記》,乃是代表了明代地理學的最高成就；還有人贊頌說，徐弘祖是“中國現代地理學的先驅者”。不過，如同歷代王朝追贈給孔子的封號必定要遞升至“大成至圣文宣王”、追贈給關公的封號必定要遞升至“關圣大帝”方始得以停歇一樣，所有的造神運動，一經發動，如若尚未登峰造極，往往都很難中途罷手。于是，在近年更出現有堪稱驚天動地的奇談怪論，說什么徐氏早在德國地理學家洪堡和李特爾在歐洲創立近代地理學之前，就“真正開創”了近代地理之學，果真給他加戴上了帝王的冠冕。另外，在社會教化方面，當今還有許多人，甚至將徐弘祖東游西蕩游山玩水的自我愉悅行為，上升成為所謂“愛國主義”精神的杰出表現；《徐霞客游記》這部記錄旅途見聞的日記，則隨之被視作“愛國主義”的絕佳教材。

針對丁文江這一派人的觀點，譚其驤先生在1941年發表《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發現》一文，逐一批駁丁氏的看法。關于江源問題，先生論證指出：“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然而前人終無以金沙為江源者，以岷山導江為圣經(德勇案“圣經”指《尚書·禹貢》)之文，不敢輕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駁圣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誠有足多，若云發現，則不知其可。”

我即是因為在閱讀這篇文章后，深深為譚其驤先生不同于流俗的高超見解所折服，這才在讀書過程中留意相關史事，結果在查閱章潢《圖書編》一書時，發現章潢不僅早于徐氏指出應以金沙江為長江正源，而且還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判別河源的基本原則，即一級原則是以水道長遠者為源；而在有兩條以上源頭遠近大體相近的情況下，則要依照二級原則，以流量大者為源。這樣的原則，完全符合西方現代河源理論。還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章潢不僅聚眾授徒講學多年，有條件在社會上廣泛傳布自己的見解，而且他闡釋這一學說的《圖書編》一書，完稿于明萬歷五年(1577),在萬歷四十一年(1613)即有刻本，而且至少在天啟三年(1623)時，又用原版重印過一次，流傳范圍很廣；而徐弘祖《溯江紀源》一文乃是撰著于崇禎十三年(1640),載錄此文的《徐霞客游記》一書，更遲至清代乾隆年間，方才刊布于世。顯而易見，迄至清乾隆年間為止，徐弘祖所說對人們認識江源所能發揮的影響，是要遠遠遜于章氏。

若是在譚其驤先生《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發現》一文論述的基礎上，再綴加我的研究，徐弘祖在地理學上的所謂“貢獻”,似乎就只剩存下來記錄滇黔湘桂諸省石灰巖地貌形態等地理現象了。一如眾所周知，像這樣一類的記錄，唐人柳宗元早已開其端緒；略晚于柳氏之“永州八記”,復有韋宗卿，在唐敬宗寶歷元年，撰著《隱山六洞記》,鐫刻于桂林城外，記述附近溶洞(見清官修《全唐文》卷六九五、宋陳思《寶刻叢編》卷一九),其文字描摹之細膩詳明，不在八百年后的徐弘祖之下。其后，若宋人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周去非之《嶺外代答》,更對嶺南石灰巖地貌做有較大篇幅的集中記述，故徐弘祖其人于此并無開辟之功。

在徐弘祖所生活的明代，自從嘉靖末年何鏜編印《古今游名山記》以后，迄至明末，社會上相繼刊布流行有慎蒙《天下名山諸勝一覽記》等一大批名山游記匯編，其中都不乏時人同類著述。此等專書以外，即如并世學人綜合性著述當中，亦時或留有同樣性質描摹山水的文字。譬如嘉靖時人郎瑛的《七修類稿》卷一《天地類》下有“生平奇見”條目，記述云南臨安府石灰巖溶洞“顏洞”,后來徐弘祖也曾到此一游，在所撰游記中列有專節曰《游顏洞記》。惟徐氏此番游歷顏洞，殊為草草，自言“生平游屐，斯為最厄”,因此他對這一溶洞總體狀況的記述，尚不及郎書明晰。

實際上徐弘祖之耽溺于尋山問水，亦不過如郎氏“生平奇見”這一篇目名稱所示，只是獵取風光之奇而已，故清人王士禎系以“好事者”目之(見《香祖筆記》卷一○),與所謂科學考察本是風馬牛兩不相及的事情。其實，即使是單純從文學角度評價，也并不是誰都對《徐霞客游記》叫好。如李慈銘在同治年間曾寫有讀書筆記，批評此書“筆舌冗漫，敘次疏拙，致令異境失奇，麗區掩采，記路程者無從知徑，討名勝者為之不怡”(《越縵堂讀書記》之《史部·地理類》“徐霞客游記”條);清末時更有人以為其書“文句蕪陋，觀之生厭”(見孫寶瑄《忘山廬日記》戊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當年我撰寫這篇論證江源發現者的文章，正是秉持譚其驤先生在《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發現》這篇文章中所倡導的學術宗旨，即：“吾儕今日紀念霞客，首須真正了解霞客。”可是，由于所說為先生舊文所未嘗道及，在送呈業師史念海先生審閱時，先師為求穩妥，囑咐我暫時先不要公開發表。我覺得自己的看法同譚其驤先生的學術觀點，正是前后承續的源流關系，實質上并不存在差異。于是，便將文稿寄呈先生，請求教誨，結果很快就收到了下面這一封回信：

德勇同志：

惠書于昨日收悉。書中議論及大作《徐霞客史事二題》所見，愚皆贊同。治學貴在實事求是，一以探求事物真實情況為依歸，能對事物真象有所見，當然就有用；若立意追求對當前四化建設起作用，則難免牽強附會，因而失真走樣，或夸大，反有損科學性。在歷史地理、地理學史領域內，此種現象，亦數見不鮮。就地理學史而言，對徐霞客、酈道元之評價，均有過譽之病。85年愚被邀參加桂林徐霞客考察廣西350年紀念會，在會上不便立異，只得(以)介紹王士性一文充數，內容即褒王有過于贊徐。86年為《中國古代地圖集》撰序，對酈注一書之評價，即不類時下流行說法，認為酈之成就主要在于廣搜故書雜記排比成書，而實地考察不多。二文一見廣西出版徐霞客紀念論集，一見《文物》及新近出版《中國古代地圖集》,不知曾邀覽及否?所苦者近年震顫日甚，不能多所述作。今讀來書，甚喜，高見實獲我心。足下年富力強，渴望能一方面力矯時弊，一方面多寫出一些能開拓推進歷史地理研究的實事求是的文章來，幸甚幸甚。

史先生說你的文章觀點和我的不同，“不便登”,此話殊不知從何說起。若果然不同，正可百家爭鳴，無所謂“不便”,何況誠如來信所說，并無不同之處。我一直主張象郡不在今越南，《歷史地理》第三輯發表了覃某力主在越南的《秦代象郡考》。我認為漢元帝棄珠崖后，漢吳兩晉宋齊海南島即不在大陸王朝版圖內，兩漢志、晉志、宋齊志之朱盧縣不得在海南島上，黃盛璋認為西漢末年以后之海南島在合浦郡境內，朱盧縣在島上，以一縣統全島而隔海隸于合浦，此文也在《歷史地理》第八輯上發現(表)了。即此可見，即使你的文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會歡迎你在任何刊物上發表的，史先生認為不便發表與我意見不同的文章，厚意可感，可是他誤會了我了。

是不是史先生認為此文不便登在為我祝壽的《歷史地理論叢》第三輯上?那末第四輯或明年度要不要登?你們那里要登當然好，若不預備登，我倒歡迎你投登《歷史地理》。據我所知，第十輯稿尚未齊備。如荷同意，請來信示及。

我在6月16日第二次中風，至今雖比發病時有所康復，仍未能恢復到6·16以前情況。主要是步履十分艱難，今后恐難再到外地出差了。專此不一，即頌 文祺

譚其驤10.6

文中“書中議論”云云，是指我匯報給先生的讀書體會，記得主要是講時下過分贊譽徐弘祖之著述，多論述浮泛不足以言學問。

經譚其驤先生直接安排，我這篇文章，原本已經確定刊登在先生主編的《歷史地理》第十輯上，只是后來因為第二年(1991年)秋天在桂林有一個“徐霞客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國際紀念活動”,其核心內容，是一場學術會議，我想利用與會機會游覽桂林山水，需將此文用作入場門票，因此，只能按照主辦方要求，聽其編入會議論文集《千古奇人徐霞客》(科學出版社，1991年)。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在2001年又組織了一次“徐霞客逝世三百六十周年國際紀念活動”,并自行編印有會議論文集《徐霞客逝世三百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其中收錄有一蔡氏妄人撰寫的文章，題作《“金沙江為長江源并非徐霞客首先提出”質疑》。此公在根本沒有讀到章潢的《圖書編》、甚至不去查閱譚其驤先生《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發現》一文的情況下，即信口雌黃，不僅使用了無計其數的感嘆號來蠻橫斥責我的觀點，而且還無端攻擊我歪曲了譚其驤先生的見解。學術見解的是非，雖然跟這種人永遠也說不清楚，不過幸好有這封信在，我是否正確理解并引述了先生的觀點，卻是一目了然，無需再多費什么口舌。

在我這篇文章寫成之前，譚其驤先生剛剛主編出版了兩卷《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這部書是由先生組織全國各地相關學者，按照人物的年代順序，評介歷代著名地理學家，其中第二卷為宋至明代的內容。由于先生很重視我對章潢地理學貢獻的認識，特地囑咐我為章潢撰寫評傳，作為“補遺”,編入尚未出版的收錄清代及近現代內容的第三卷篇末。

譚其驤先生在寫給我的這封信中，開篇即清楚闡述了他對學術研究“有用”與否的判別標準，即：“治學貴在實事求是，一以探求事物真實情況為依歸，能對事物真象有所見，當然就有用；若立意追求對當前四化建設起作用，則難免牽強附會，因而失真走樣，或夸大，反有損科學性。”我理解，先生教誨我的這些話，正是他恪守一生的學術宗旨和最基本的學術行為準則；這應該是他從清代乾嘉樸學家那里繼承下來的治學法寶。閱讀譚其驤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夠感受到，其字里行間無不充溢著這一學術神髓。如這封信里所講，先生晚年為病痛所困，“不能多所述作”,但仍盡其所能，撰著一些短篇札記，所述亦能一如以往，俱屬對具體問題的深入考辨，絕非徒發泛泛空言，這在具有同等地位的老學者當中，是很少見的。讀到這封信，我才清楚知曉，當年先生評價我的論文“有用”,實際上正是對求真求實這一基本治學路徑的肯定。

譚其驤先生治學，喜歡與別人針鋒相對地討論問題。這既有性情的原因，也有學術路徑的引導作用。在我特別景仰的前輩學者當中，如鄧廣銘、黃永年諸位先生，都是擅長考據并樂于與他人往復辯論。現在有很多人不愿意甚至反感相互討論辯詰，一則言不厚道，再則云學術研究要以自成體系為上乘，因而，盡管自說自話，根本不必在意別人在說些什么。我因為是學理科出身，完全沒有人文素養，因此也根本弄不明白，面對變化無窮的歷史現象，自我構筑一種康德、黑格爾式的體系，究竟能說明幾多問題。按照自然科學訓練養成的思維習慣，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又沒有理由回避，所以，持有不同看法的學者之間，就要不斷相互辯難，逐漸深化認識，以最終求得歷史真象。

愿意與其他學者討論問題，就要有雅量傾聽與自己不同的聲音。譚其驤先生在寫給我的這封信中，列舉了他對待象郡和海南島問題討論的態度，說明即使我的觀點與他真的有所不同，仍然愿意幫助刊登我的文章。許多年來，這些話一直鼓勵著我，積極思考，嘗試在前輩學者所做研究的基礎上，能夠更進一層，提出新的看法，這當中也包括先生有關秦郡和漢代州制的研究結論；對先生在這封信中談到的象郡問題，現在也又醞釀了一些不同的想法，稍得閑暇，也會寫成文章。遺憾的是已經不能再向先生匯報，聆受點撥教誨。

雖然由于先天資質所限，我沒有能夠像譚其驤先生所鼓勵的那樣去“力矯時弊”,寫出一些“開拓推進歷史地理研究的實事求是的文章”來，但多年以來，面對迷離變幻以至令人難以言狀的學術環境，每當想到先生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樹立的楷模和對我所做具體指教的時候，都會激勵我盡可能多做出幾分堅持，努力堅持所做研究要“一以探求事物真實情況為依歸”。

2008年5月28日記

來源：《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