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先楚返鄉后，一七旬老漢當面質疑韓先楚：你這官到底咋當的？

1951年初春，朝鮮前線還在飄著雪。臨行前，一封來自湖北紅安的家書被塞進韓先楚大衣口袋，字跡歪斜，卻直白：“楚哥，咱村還是缺糧。”短短一句，讓他在風雪中握緊拳頭。

三十年后，1981年11月下旬，汽車穿過薄霧，停在吳家嘴村口。車門剛開，一股潮濕的泥土氣息撲面而來。韓先楚摘下軍帽，額角白發被寒風吹得微亂，步子卻穩。他望見遠處的老屋殘墻，眼神閃過難以察覺的酸澀。

村里的大喇叭提前放了消息，鄉親們沿著土路站成兩排，人群里夾雜著雞鴨的叫聲。有人悄聲議論：“老韓回來了，這回村子有盼頭了吧？”語氣里既有期待也有疑慮。

韓先楚一一握手，粗糙的掌心貼著掌心，像當年摸著大別山的巖石。突然，一位佝僂老人拄著拐杖擠過來，皺紋縱橫的臉抬得很高，“你這官到底咋當的？”一句話炸響在人堆里，尷尬迅速蔓延。

那老人名叫陳尊友，比韓先楚只大兩歲。當年一起上山砍柴，一起蹲在河邊摸魚。誰也沒想到，他會當眾發難。陳尊友抬手指向山那頭，“坑洼路還是坑洼路，娃們還穿著補丁衣，你這上將管沒管？”聲音嘶啞，卻透著倔強。

人群屏住呼吸。韓先楚望著舊友，喉頭哽住。他沒有反駁，只是摘下手套，雙手用力抱住陳尊友瘦削的肩。兩人都沒說話，只有旁人能聽見呼吸聲在冷空氣里結成白霧。

當夜，村口小學的破瓦房里亮著煤油燈。生產隊長攤開一張草圖：“想修條水泥路，還得添兩座橋，缺水泥，缺鋼筋，更缺錢。”燈光忽明忽暗，照得眾人面孔灰黃。韓先楚讓警衛員記下數字，“能湊多少算多少，先把路打通。”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動用部隊后勤，而是聯絡在廣州服役的海南登陸老部下。幾天后，八噸水泥、四百根鋼筋、兩臺攪拌機運到紅安火車站。鄉親們第一次見到機器轟鳴，孩子們圍著鐵皮外殼轉個不停。

有人好奇：“他怎么不直接撥國家款？”知情人解釋，上將離休，行政權早移交，只能借助私人關系。此舉雖迂回，卻符合當時財經制度，也不必經過繁瑣批文。

施工第一天，下起冷雨，道路泥濘得像稀粥。韓先楚穿著膠鞋，下工地搬石頭。戰士出身的硬勁此刻沒變，只是腰板不再筆直。陳尊友拄拐杖站在堤邊，看著他，忽然喊：“注意腳下滑！”

五周后，二點八公里的水泥路貫通吳家嘴到縣城，全村最快的腳步不再是赤腳，而是咕嚕作響的手推車輪。老人們抬腳試探，孩子們放學沿著路跑到盡頭，再折返回來。

道路完工那天沒開慶功會，韓先楚卻特地去了祖墳，給母親添了幾瓣菊花。父親早年為躲債，曾背著他翻山越嶺討飯；如今泥濘已變成水泥，他站在墳前靜了很久。

與此同時，紅安縣委把“老區扶貧”作為專題列進當年年終會議。大家都清楚，這位上將返鄉所帶動的，不僅是一條路，更是一股壓力：如果連韓先楚的家鄉都扶不起來，外人怎么看紅安這塊“將軍縣”？

不過，資源傾斜遠不能一蹴而就。農戶收入依舊主要靠茶葉和木耳，市場行情飄忽不定。韓先楚建議辦合作社，集中收購、統一議價。縣里干部起初顧慮重重：怕破壞計劃經濟框架。最終，省里下文，同意試點“三定一包”，給了他們一次喘息機會。

茶葉第一季外銷，車皮由武昌直接拉到廣州芳村碼頭，價格翻了近一倍。吳家嘴分紅那天，陳尊友拿到七十八元八角，愣是攥了半天沒舍得放。旁人開玩笑：“老陳，這下服不服？”他哼了一聲，把錢遞到韓先楚手里：“我欠你的，當年替我家交的保甲錢，還你！”韓先楚推回去，只說一句：“賬早清了。”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句質問，韓先楚也許會按部就班地探親，然后回北京過安穩晚年。可正因為那道質問尖銳得像冷風，逼得他必須給出答案——答案不是一句承諾，而是一腳一印的路面、一車一車的茶葉貨單，以及村頭那座后來被學生涂上彩繪的水泥橋。

1984年，韓先楚最后一次回紅安。山還是那座山，村口已新砌磚墻，電線桿沿路排開。他沒再穿舊軍裝，換了件灰呢大衣。臨別前，陳尊友把一包炒花生塞進他兜里，嘴上卻依舊不饒人：“別以為修條路就完事，咱們還想通自來水。”

韓先楚笑出聲，聲音略啞，卻透著倔勁：“先把橋燈裝上，再談水。”一句對答，沒有將軍的威嚴，只剩老友間的打趣。

不久后，自來水管道設計圖躺在縣水利站的桌上。資料顯示，工程預算四萬七千元，八成來自省財政，兩成由鄉親自籌。數據枯燥，卻說明一個事實：一個問題被提出，往往是改變的開端。

那位七旬老漢的質問并未寫進縣志，卻在紅安口口相傳多年。后來的人或許只記得韓先楚的軍功，卻不知他在家鄉田埂上踩出的那串淺淡腳印——雨一來就被沖淡，卻把一條路、兩座橋、三項試點硬生生拉進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