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學思考：為何學校好像很“怕”學生復學？|| 渡過父母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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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上學這件事，繞不開個“怕”字：青少年自己怕上學，家長則怕孩子不上學，而學校怕青少年來上學。

“怕”，是拒學問題中各方的核心心態，今天來說說學校的“怕”——“怕”，已經成為當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最主要的情緒基調。

教育工作者究竟在怕什么？

多數人的答案高度一致：怕學生出事，怕家長鬧事。

至于“為何怕”，其中的復雜緣由無需多言，相信身處當下社會語境的人都能深有體會。這兩個“怕”，更暗合了當下社會生態的普遍情緒——謹慎、高壓、脆弱，仿佛處于一觸即發的緊繃狀態。這種壓抑又易碎的氛圍，并非青少年專屬，而是滲透在各群體中的“眾生相”。

當“怕”的心態滲透到教育生態中，便催生了學校內部一套特殊的篩選標準，且這一標準尤其針對學生：學校的核心訴求并非“我們要培育心理健康的學生”，而是“我們招收的學生最好是心理健康”。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錯位？核心癥結在于，目前絕大多數學校尚不具備主動培育學生心理健康的能力。

現實中，多數學校能做的，只是盡力維持學生現有的心理健康水平，避免其在校園環境中進一步惡化，便已被視作“卓有成效”。這也成為當前評估學校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甚至近乎唯一的指標：學校的關注點，更多集中在“本校發生了多少起學生心理危機事件”上。

深究學校缺乏心理健康培育能力的原因，我認為關鍵在于：培育心理健康，要么需要大規模調整現有教學氛圍與管理模式，要么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開展點對點、一對一的精細化溝通；而傳統的大批量、規模化授課，往往只能起到播撒理念種子的作用，難以觸及個體心理的深層需求。人的心理感受與人格塑造，終究離不開具體的人際關系互動，而學校恰恰面臨“缺人又缺時間”的現實困境，難以支撐起面向全體學生的精細化心理健康工作。

那么，學校是否有能力改善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

我認為是有機會、也有能力的。當學生出現明顯的心理健康問題時，往往會進入一對一的精細化溝通場景，此時班主任、心理老師等教育者便有了介入的契機，也具備為學生提供針對性幫助的能力。

然而，“有能力做”并不等同于“一定會做”。做與不做、做到何種程度、何時停止介入，都需要學校綜合考量。尤其從風險規避的角度出發，學校會明確自身邊界：有些心理健康干預工作，本就屬于醫院專業診療或家庭教育的核心職責，學校既難以深入插手，也需避免因越界而引發額外風險。

這種“有能力卻難落地”的現狀，對一類學生尤為不利——那些原生家庭本就缺乏心理健康培育支撐的孩子。他們可能從小缺少高質量的陪伴與情感回應，天性敏感細膩，面對壓力環境時，本身就更容易出現心理波動。這類學生進入學校后，高壓的學業氛圍、復雜的社交環境，會進一步激活他們的負面情緒，進而衍生出拒學、情緒失控等一系列問題。他們最典型的經歷是：入學前看似狀態穩定，可進入某所學校后，心理狀態卻逐漸惡化。

值得惋惜的是，從學生入學到心理狀態明顯惡化，往往存在1-4個月的“時間差”。這段本可及時干預的關鍵期，卻普遍缺少一套完整的篩查、預防、關懷機制——沒有早期的心理狀態評估，沒有針對性的情緒疏導，也沒有持續的人文關懷，最終任由問題發酵，直接滑向“惡化后”的被動處理階段。這一現象折射出學校在學生心理健康關懷上的“分層缺失”：對于心理韌性較弱、需要提前介入的特殊群體，缺乏主動關注與前置支持。而這一切背后的動因，大概是“缺人、缺錢、怕惹事”——人力不足難以開展精細化篩查，資金短缺無法搭建完善的支持體系，而對風險的過度擔憂，則讓學校更傾向于“少做少錯”的保守心態。

教育生態的背后也是社會生態。如今，面對與青少年相關的各類事務，各方都顯得小心翼翼，“自保”心態很明顯，寧可不做也怕做錯。

文\鑫姐（渡過青少年線上項目負責人，渡過心理咨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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