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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萊是一位總統,也是一位經濟學者。
有意思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他有過一次重要的”背叛“,年輕時有些左,信奉的是凱恩斯主義,不得不說凱恩斯主義很有魅力,它昭示了歷史上很多政府干預下的帝國之夢,讀到碩士時,開始懷疑政府干預的有效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很多經濟學人陷入學術困境,米萊的”背叛“就是從這個時間窗口上開始的。
我們很難把2008年的金融危機完全歸結為市場失靈,實際上,美聯儲在2000年后長期維持低利率,創造出巨大的過剩流動性,這就扭曲了市場信號,導致資源錯配,而另一方面,全球應對金融危機又無一例外地采用了凱恩斯主義,不得不依賴政府干預的猛藥,整個經濟學界全亂套了,決定了凱恩斯主義和奧派的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孤獨的勝利者,世界在尋找政府與市場新的平衡點。
但米萊的思考是原理性的,他在2026年達沃斯論壇的演講,提出了一個頗具爭議卻又十分深刻的觀點:正義與效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在米萊看來:”長久以來,許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陷入了一個致命的誤區:他們將效率與正義割裂,甚至對立起來。但事實恰恰相反 ——正義與效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枚硬幣的基石,就是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以及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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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效率這兩個概念,存在著知識點上的不平衡。
效率很清楚,可以證實,也可以證偽。
比如,人們會以為中國經濟的效率很高,這個效率是有標準的,它不等于龐大,從總量價值說,美國2025年三億多人創造了約30萬億美元的GDP,中國十四億人創造了約19萬億美元的GDP,2025年中國能耗是美國的1.5倍,用電量約為美國的2.4倍,而勞動生產率美國是中國的4-5倍,這就是效率差距,與正義無關。
正義則是一個模糊概念,前幾天看小紅書上有人談中華文明的根脈,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正義就是崇禎腦子里的正義,與米萊腦子里正義只能是雞與鴨的對白。既然正義無法下定義,那就換個角度,米萊述說的正義是”結果正義“。我更愿意說是:理想正義。
這樣再看米萊的命題:正義與效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個命題的本質是沒有離開了效率的理想正義。
完全正確,中國在達沃斯論壇上向全世界宣布,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沒有富裕的效率,也不存在共同的理想。
人類要有理想,而硬幣的另一面是效率,兩者要鑄為一體,人類只是在探索中,希望米萊能創造出一個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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