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竊書和偷書說起

魯迅先生在小說《孔乙己》中提到了一個情節(jié)，咸亨酒店中的眾人在笑話孔乙己偷書的時候，孔乙己爭辯說，竊書不叫偷書，讀書人的事，能叫偷嗎？顯出了迂腐可笑的樣子。從竊書和偷書說起，似乎可以看到讀書人的性格，也可以看官場上的一些內幕。

在古代，官場上的官員都讀過書，即便在沒有科舉考試的時代，門閥士族壟斷了權力資源，也仍然要讓子女從小讀書，而不會讓孩子不學無術。農(nóng)民大多沒錢讀書，也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讀書。除非積攢幾代人的努力，通過家族的財力來供養(yǎng)孩子讀書，不然農(nóng)民絕對不會讓孩子讀書。一旦讀書，就要向圣賢靠攏，因為他們學的是圣賢書。其實圣賢的目標比較高遠，并不是普通讀書人能夠達到的，甚至他們終生都達不到那樣的目標。但他們受到了圣賢書中文氣的影響，無論說話還是做事，無論寫文章還是寫詩，都要弄得文縐縐的。就像孔乙己分茴香豆的時候說的那句話：“多乎哉，不多也。”本來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經(jīng)過讀書人的描述，就變成了另外一件事。甚至一些讀書人別有用心，總是要把事情敘述歪了，或者說從自身的利益出發(fā)來敘述某一件事，并沒有做客觀公正的敘述。就像古代衙門里的訟師一樣，只是要維護自己或自己主人的利益，就可以耍筆桿子了，可以從歪的方面寫，卻不會維護公平和正義。有點文化的人就算是讀書人，因為他們從讀書的過程中獲得了知識和文化，就可以看得更高遠一些，起碼站位要高一些，而不能像農(nóng)民那樣，只看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更不會像農(nóng)民那樣斤斤計較。

既然是讀書人，就要考取功名，不考功名，就算是浪費了才華和青春。這是有科舉考試之后的時代興起的風氣，也是一種個人價值的評判標準。一般來說，多數(shù)人大多沒什么錢，有錢的不怎么讀書。一旦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上位，進入官場，做了官員，就要遵守官場的潛規(guī)則，要善于搜刮民間財富，要善于行賄受賄，賣官鬻爵。他們寫詩作文的時候，往往抒發(fā)個人的小情緒，不然就是歌功頌德，卻并沒有寫出真知灼見。雖然有杜甫貼近現(xiàn)實的“三吏三別”，有白居易寫的諷喻詩，但他們仍然是站在統(tǒng)治階級立場寫的，卻沒有真的為老百姓解決什么實際問題。那么讀書人做了官之后，就身不由己了，會自覺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不會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他們在官場行走，就要懂得一套官話語言，主要還是書生一樣溫文爾雅的語言，說話綿里藏針，似是而非。等到手下人去干的時候，干對了是領導的功勞，干錯了，是干具體工作的領導的過失，甚至這樣的領導要被撤職。大領導始終都要袖手旁觀，要看手下的人辦事能辦到什么程度。長此以往，很多人就被愚弄了，并不能表達自己的思想，也不能積極參加社會實踐，當然讀了書就算白讀了?？墒撬麄兤J為讀了書有用，甚至為了讀書而去偷書，只要沒被發(fā)現(xiàn)，就算是好樣的。

孔乙己因為偷書被打斷了腿，最終悲慘地死去。而到了現(xiàn)在，仍然會有一些偷書賊出現(xiàn)，有的少不更事，只是偷出來玩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人們經(jīng)歷了撥亂反正，思想解放了，就要如饑似渴地讀書，不僅要到圖書館去借，而且要到書店去買，有的人還要偷書。那時候圖書館比較稀缺，里面的圖書并不完全對外公布，人們能借到的只有有限的幾本，于是就要到書店去購買。當看到售價高高在上的時候，有人就選擇了偷書。被書店檢查人員摁住之后，人贓俱獲。那么偷書的人就算斯文掃地，并不能像孔乙己那樣爭辯：“竊書能算偷書嗎？”孔乙己的邏輯很有意思，那就是讀書人應該用文雅的詞匯，那么用了文雅的詞匯，就和原來的詞匯大差大離了。書生喜歡琢磨主考官的意圖，琢磨皇帝的意圖，還要琢磨意識形態(tài)宣揚的某些理念，最終寫文章的時候要用得上，或者說不至于以文犯禁。一旦他們習慣了這種文風，說話就都是這種文風了，以至于形成了官話系統(tǒng)，只是表面上非常美好，關系很和諧，而內在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問題。一些人用官話來聊天，但只能是官員對官員，倘若對老百姓講官話，就算是打官腔了，甚至老百姓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么。因為他說話的時候，幾乎每一句話都有暗指，而其他的官員也知道他暗指什么，就算是點到為止，雙方不至于鬧成大紅臉。有了這樣的官話系統(tǒng)，就有了自命清高的讀書人的語言，他們總是用文雅的詞匯，而不喜歡用通俗的詞匯，于是就有了孔乙己奇怪的論調，竊書不能算偷書。

既然讀書人比較文雅，那就不應該去偷書，應該花錢購買，或者到富人家去借，以自己的人格做保障。倘若讀書人真的沒錢，又不好意思去借書，就有可能去投訴，尤其是一些貧窮的讀書人，可能會干很多無底線的事。被逮住偷書的讀書人只能自我辯解，有的說是疏忽了，有的說是忘了算賬，有的說是給孩子閱讀，以為不要錢，還有的竟然假稱為某個院校的博士，是老師讓他來的。甚至有的偷書賊要到賣書人家,去幫人做飯，說是串門兒等等。孔乙己論證的道理就是讀書人應該說文雅的話，不應該說粗俗的話。確實算是文雅的，偷書算是通俗的，而且當著投訴人的面說出來，就已經(jīng)俗到家了，似乎可以給讀書人致命的打擊。可是孔乙己自己做過的事，就要自己承認，并不會躲躲閃閃。他沒有什么證據(jù)證明自己沒偷書，確實是干了偷書的事，還吊著被人打。以至于他后來終于被人打了之后，無法生存，死掉了。那么孔乙己的悲劇除他好吃懶做的性格導致的原因之外，就是取笑他的人冷漠導致的，就是整個社會都有責任，因為整個社會需要扶植讀書人，起碼要重視讀書人，讓讀書人為社會作出貢獻。倘若讀書人仍然汲汲于功名利祿，仍然要醉心于官話系統(tǒng)的學習與應用，那么這樣的讀書人就會成長為祿蠹，不會為人民辦實事。

讀書人說話比較文雅，似乎要和老百姓區(qū)分開來，以至于古代的權貴和老百姓之間存在逾越的鴻溝，就是知識和文化。讀書人說話、文章都比較文雅，看不起那些通俗的詞匯，于是就有了孔乙己認為竊書不能算偷書的邏輯。其實竊書就是偷書，只不過說法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