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上億“錢包”，數字人民幣躍入2.0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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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加了一個計息功能那么簡單，”一位國有大行數字金融部負責人表示，“它意味著數字人民幣在貨幣屬性的完整度上，第一次與商業銀行存款貨幣站在了同一維度競爭，但同時又保有央行直接負債的無限法償性和可編程的技術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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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欣 郭聰聰

編輯 |周炎炎

排版 |黃玥

“以前用數字人民幣就像花現金，用完就得再充值。現在能生息，日常零錢就愿意放在里面，一些便利店或者京東上付款都能直接用，錢在花的同時還在悄悄增值，還能隨機享受不少優惠。”談及數字人民幣計息后的使用體驗，北京市上班族張女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道。

2026年新年伊始，數字人民幣2.0版正式上線，不僅解鎖了錢包余額生息的新功能，更在上海率先推出“碳普惠”小程序，將用戶低碳足跡量化為碳積分，可直接兌換數幣，讓支付工具兼具理財與綠色屬性。

這看似細微的變化，是數字人民幣經歷十年試點后的關鍵轉身。1.0時代的它困于“電子現金”定位，不計息、場景單一，既難撼動第三方支付格局，也讓銀行缺乏推廣動力；而2.0版精準破局，將其從單純支付工具升級為完整金融資產，既意在改變普通人的理財習慣，也有望走出中國特色數字貨幣發展路徑。

十年積淀：從數字零錢到生息資產

根據數字人民幣App里的官方介紹，數字人民幣是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和相關支付體系，采用雙層運營架構，由中國人民銀行向數字人民幣運營機構發行，再由數字人民幣業務運營機構兌換給公眾，不具有任何炒作空間。

我國數字人民幣的研究和開發起步較早。中國人民銀行在2014年就啟動了理論研究和封閉測試，2016年提出了“具有數字貨幣特征的電子支付工具（DC/EP）”理論框架構想，歷經研發試驗、封閉測試與公開試點的十年積淀，已構建起“央行主導、商業銀行依托”的中國特色發展路徑。

經過持續推進，數字人民幣試點范圍已從初期部分重點城市擴展至全省（自治區），覆蓋北京、上海等直轄市及江蘇、廣東、四川等省區。運營機構方面，共有10家商業銀行，包括工、農、中、建、交等國有大行，以及招商、興業、微眾銀行（微信關聯方）和網商銀行（支付寶關聯方）。

截至2025年11月末，數字人民幣累計處理交易34.8億筆，累計交易金額16.7萬億元。通過數字人民幣APP開立個人錢包2.3億個，數字人民幣單位錢包已開立1884萬個。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累計處理跨境支付業務4047筆，累計交易金額折合人民幣3872億元，其中數字人民幣在各幣種交易額占比約95.3%。

但亮眼數據背后，1.0時代的“成長煩惱”始終存在。

從用戶角度看，其地位等同于現金的M0形態（流通中現金），它不計息、應用場景單一的屬性，導致用戶不愿長期持有。且在大多數日常支付場景中，人們仍更習慣直接使用銀行賬戶余額或第三方支付工具，這使得數字人民幣在培養用戶黏性和支付習慣上面臨挑戰。

對銀行推廣角度看，商業銀行僅承擔資金保管職能，難以通過數字人民幣直接參與信貸創造，推廣工作缺乏收益激勵，內生動力嚴重不足。

從市場競爭格局來看，盡管試點規模持續擴大，數字人民幣目前仍難以撼動支付寶、微信支付在零售支付中已形成的巨大市場份額。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筱林、劉曉蕾曾測算，截至2023年6月，數字人民幣錢包數量雖已達1.2億個，但流通余額僅為165億元，占同期M0總量的比重僅約0.16%。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支付寶、微信支付體系內沉淀的備付金規模已達數萬億元，占M0比重超過20%（基于同期測算數據）。

這種困境在每年服貿會等推廣場景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彼時商業銀行雖積極攜手消費品牌，推出各類滿減、抽獎活動吸引用戶體驗，本質上仍是依靠“薅羊毛”式短期激勵獲取用戶。這種營銷策略雖可短期內提升錢包開立數與交易量，卻難以培養用戶長期使用習慣，無法真正突破用戶留存與資金沉淀的核心瓶頸。

與此同時，全球數字支付生態的演變進一步凸顯了發展主權數字貨幣的緊迫性。以虛擬資產、穩定幣為代表的新型支付工具快速擴張，不僅可能沖擊貨幣傳導機制，也加劇了金融市場價格波動與脫實向虛風險。如何在發揮數字支付高效便捷優勢的同時，維護金融穩定與貨幣主權，成為各國央行共同面臨的挑戰。

數字人民幣2.0正是對1.0問題的系統性回應。其發展邏輯并非簡單替代現有支付工具，而是構建一套兼具效率、安全與調控能力的法定數字貨幣基礎設施。通過引入計息機制、明確商業銀行負債屬性、納入存款保險等安排，數字人民幣在保持支付便利的同時，強化了其貨幣職能與金融屬性，為在日益復雜的數字金融環境中實現“有效調控、有序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

政策層面為這次升級鋪平了道路。“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穩步發展數字人民幣”。

“客戶在商業銀行錢包中的數字人民幣是以賬戶為基礎的商業銀行負債，標志著數字人民幣由現金型1.0版進入存款貨幣型數字人民幣2.0版。”2025年年末，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陸磊撰文稱，中國人民銀行將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數字人民幣管理服務體系和相關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規范了數字人民幣計量框架，將銀行類數字人民幣業務運營機構的數字人民幣納入準備金制度框架管理。

隨后六大國有銀行率先響應，在2025年12月31日相繼發布公告，將開立在該行的數字人民幣實名錢包余額按照銀行活期存款掛牌利率計付利息，計結息規則與活期存款一致。這標志著數字人民幣2.0時代正式開啟，其貨幣屬性實現了從“數字現金”到“數字存款”的根本性跨越。

進入2.0時代：“商業銀行的負債”

數字人民幣2.0版本的核心突破在于明確數字人民幣錢包余額記為商業銀行負債，性質上等同于活期存款。

陸磊在撰文中指出，未來的數字人民幣是中央銀行提供技術支持保障并實施監管、具有商業銀行負債屬性，以賬戶為基礎、兼容分布式賬本技術特點，在金融體系內發行、流通的現代化數字支付和流通手段，具備貨幣價值尺度、價值儲藏、跨境支付職能。

在具體設計上，數字人民幣個人錢包根據客戶認證方式分為四類。其中，一至三類為實名驗證錢包，錢包的余額將按照結息日掛牌活期利率計付利息，計結息規則與活期存款一致。每年的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為結息日。

第四類為僅驗證手機號的匿名錢包，不計付利息，保留了作為現金（M0）的純粹支付功能。這種分層設計體現了權責對等，允許用戶在支付的匿名便捷性與資產的生息收益之間依據需求自主選擇。例如，短期來華的外國人無需開立銀行賬戶，即可通過四類錢包享受便捷支付。

“這不僅僅是加了一個計息功能那么簡單，”一位國有大行數字金融部負責人表示，“它意味著數字人民幣在貨幣屬性的完整度上，第一次與商業銀行存款貨幣站在了同一維度競爭，但同時又保有央行直接負債的無限法償性和可編程的技術優勢。”

“儲戶放在數字人民幣錢包里的‘錢’，其法律屬性從‘人民銀行的負債’，明確轉變為‘商業銀行的負債。’”招聯首席研究員、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這是一次深刻的制度性變革，其核心內涵包括：

一是貨幣定位的提升。數字人民幣從單純的“數字現金”轉變為具有完整功能的“數字存款貨幣”，具有價值尺度、價值儲藏和跨境支付三大核心職能；由電子支付進入數字支付時代，具備全場景型貨幣能力，應用場景將更加豐富多元，可廣泛用于批發零售、公共服務、社會治理、跨境結算等領域，有效區別于其他支付工具。

二是運營模式的深化。在堅持“全局一本賬”的雙層運營架構上，進一步劃清權責。商業銀行成為面向客戶的服務主體和責任主體，其吸收的數字人民幣存款和一般存款一樣，可以用于信貸投放等經營行為；央行堅持在賬戶體系內推動數字貨幣和智能合約技術運用，將更充分發揮現金支付優勢和銀行賬戶收入優勢的相容激勵。

對于數字人民幣2.0的迭代意義，廣發證券銀行分析師倪軍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深入補充分析：

從宏觀金融安全看，數字人民幣納入審慎管理框架，有效防范金融“脫媒”風險。數字人民幣2.0將錢包余額全面納入存款準備金、利率調控等宏觀審慎管理體系，確保所有貨幣創造都在央行可視、可控的金融體系內健康循環，有助于應對數字現金（Digital Currency）發展與金融“脫媒”風險挑戰，確保了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同時，計息機制通過市場利率引導資金流動，為央行提供了新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助力實現穩增長、穩物價的宏觀目標。

從人民幣國際化看，有利于打造跨境貿易新支點，搶占數字經濟國際競爭高地。數字人民幣計息機制的建立，為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人民幣提供了“支付便利+利息收益”的雙重激勵，數字人民幣不再只是現金替代品，而是連接實體產業、數據資產與全球貿易的新基石，有望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引擎。結合跨境貿易試點與“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上海）”的落地，東南亞、中東等貿易活躍地區或將率先實現數字人民幣的規模化應用，推動“本幣支付、實時清算”模式在跨境旅游、大宗商品結算中的普及，顯著降低企業匯兌成本與匯率風險。

挑戰與未來：筑牢安全防線，穩步前行

盡管開局順利，數字人民幣2.0的全面推廣仍面臨來自市場、技術與制度的多維度挑戰。

在用戶端，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現有工具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改變用戶長期形成的支付習慣需要更強的價值牽引和時間積淀。在機構端，大型銀行憑借資源優勢可快速跟進，而部分中小銀行的系統改造與業務適配則可能面臨成本與技術挑戰，進展相對滯后。在跨境層面，各國監管規則與技術標準的差異，以及智能合約等創新功能的跨境協同監管，是亟待國際社會共同應對的復雜課題。

對此，政策框架已預設風險防控機制。《行動方案》確立的“管辦分離”原則，旨在構建“管得住、能創新”的治理格局。同時，央行正積極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賦能監管，以提升風險的智能化識別與防控能力。在政策與市場的雙重驅動下，數字人民幣生態持續進化。

對于數字人民幣2.0的未來發展路徑與潛在影響，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楊濤指出，新體系下應關注不同層面的功能協同與優化：

首先，應進行不同層面的功能優化協同。

一是在面向個人的小額零售支付領域，仍作為補充性功能。對個人用戶而言，數字人民幣與現有零售支付工具的差異并不大，即便對于數字人民幣賬戶按照活期存款計息，其短期內的支付增值價值也相對有限，從“能用”到“好用”還需要更深厚的生態系統支撐。

二是面向企業的大額零售支付領域，可作為重點承載功能。應充分利用數字人民幣的可編程性與智能合約，實現交易數字化和自動執行，進而助力“五篇大文章”在內的金融服務效率改善。例如可以從支付鏈路服務入手，在企業融資中設置智能合同條件，在供應鏈金融服務中提供動態化賬期管理，在財富管理中設置高效安全的資產配置方案等。

三是在跨境批發支付領域，可作為創新突破功能，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制度型開放。通過依托mBridge推動與更多國家央行建立CBDC合作機制，同時積極參與其他國際層面的CBDC互聯互通探索，并且統籌推進與大額支付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協同發展，從而爭取打造全球復雜支付系統網絡變革的重要節點。

其次，需有效應對數字人民幣新方案帶來的各類挑戰，包括防范對貨幣政策、金融市場穩定的沖擊及新型風險，關注對商業銀行賬戶體系、支付清算體系的影響，避免生態內“馬太效應”，探索賬戶轉接清算的合理模式。

最后，探索數字資產化時代的新應用價值。結合國際清算銀行（BIS）統一賬本相關探索，重點關注代幣化存款增量價值，未來在技術制度成熟后，依托數字人民幣打造“中國版統一賬本”，探索數字資產化及代幣化存款應用。

展望未來，正如前述學者筱林、劉曉蕾所言，通過引入“付息”機制不僅能有效解決商業銀行的推廣動力問題，更能將數字人民幣從一個單純的支付工具升級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貨幣政策基礎設施。這不僅是對現有試點困境的回應，更是對中國未來金融競爭力的深遠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