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官集結北京，不到24小時，高市鋪路臺海沖突，將派兵介入

日本外交官集結北京開會，不提道歉，卻想舉辦中日峰會，這背后究竟打著什么算盤？又說明了什么？高市早苗又是如何為臺海沖突“鋪路”的？

1月26號，日本外務省負責對華外交事務的高級外交官們齊聚北京開會，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探討如何在中日關系惡化的情況下改善關系，并商討如何促成在11月的深圳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期間，舉行中日峰會。但是對于高市早苗在涉臺問題上的嚴重錯誤言論卻是只字不提，絲毫沒有要道歉的意思。對于這一點，我國早已經給出明確回應，如果日本方面不正視問題根源，切實反躬自省，糾正錯誤，那所有的對話都將是空談，沒有任何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外交官們還想推動中日舉行峰會，這怎么可能呢？說的直接點，日本外交官們的這次行動就是試圖以“低成本維穩”換取戰略緩沖與政治收益，既暴露其外交雙重標準，更凸顯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已因日方挑釁遭受嚴重侵蝕。

具體來說的話，日方至少打著這么幾個算計：第一，日本急于舉辦峰會，意在通過高層互動降低緊張度，避免經濟與戰略利益持續受損，同時向國內輿論展示“外交能力”，掩蓋其挑釁行為的負面影響；第二，推動中日峰會，日本可在不放棄對美協同的同時，保持對華溝通渠道，避免“一邊倒”的戰略依附，為自身在臺海問題上的“介入程度”保留調整空間，防止成為美國的“戰略棋子”；第三，他們回避道歉，就是拒絕放棄“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敘事，這與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研發遠程導彈、強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的行動高度契合。通過峰會營造“對話氛圍”，可降低國際社會對其軍事松綁的警惕，為獲取遠程打擊能力、突破和平憲法積累政治資本，加速從“專守防衛”向“主動介入”轉型。

基于上述三點，這背后至少說明了兩點：其一，日本外交信譽的“透支”。在這之前，日方多次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上采取“兩面派”做法，一方面宣稱尊重歷史事實，另一方面縱容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歷史；一方面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方面強化與臺灣地區的“實質關系”。這次“不談道歉談峰會”的操作，進一步透支其外交信譽，使國際社會對其“對話誠意”產生質疑，削弱其在地區多邊機制中的影響力。其二，日本將面臨戰略被動的“固化”風險。我國已經強調過多次，臺灣問題是中日關系的紅線，日本政府如果不糾正錯誤，峰會提議無從談起。日本的強硬姿態，可能導致雙邊關系持續惡化，使其在RCEP等區域經濟合作中被邊緣化，同時在東海、釣魚島等問題上面臨中方更堅決的反制，陷入“戰略被動”的惡性循環。

就在日本外交官們開會不到24小時，高市早苗不但不知悔改，反而還意圖為“臺海沖突”鋪路，或將以“救人”的名義派兵介入“臺海沖突”。26號當天，高市早苗在一場辯論會上談及日本在“臺灣有事”時的應對情況，她的回應是，如果美軍在臺海危機中遭受攻擊而日本未能做出回應，對日本至關重要的美日安全同盟將瓦解。因此，“在緊急情況下，我們需要前往救援日本和美國公民”，并在現行法律范圍內“作出回應”。雖然她并沒有直接點明日本會派兵介入，但很明顯實際上她已經將這一答案擺在臺面上。

其言論的背后釋放出了多個危險信號：首先，出于同盟捆綁的戰略算計。高市早苗將日本對美軍事協同與美日同盟存續直接掛鉤，宣稱“坐視不理則同盟崩潰”，實則以“同盟義務”為幌子，倒逼國內與國際社會接受日本在臺海的軍事存在，換取美國對其突破和平憲法的默許，加速從“專守防衛”向“主動介入”轉型。

其次，為“反擊能力”建設的借口。高市早苗的最新言論與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研發遠程導彈、強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的行動形成呼應，試圖通過渲染臺海“生存威脅”，為獲取覆蓋大陸腹地的遠程打擊能力提供民意與法理支撐，推動“正常國家”化進程。

另外，強化“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敘事，配合美國“印太戰略”。在臺海構建對華軍事威懾，阻撓中國統一，同時借機在東海、釣魚島等問題上牽制中國，謀求地區戰略優勢。

最后，以“救援美日公民”為介入借口，實則規避戰爭授權程序。臺海如果真的發生沖突，其根源是“臺獨”分裂與外部干涉，日本所謂“救援”本質就是軍事介入。其言論就是在向島內“臺獨”分裂勢力釋放錯誤信號，鼓勵其挑釁行為，增加臺海沖突風險。同時，日本軍事介入的姿態可能引發中日軍事對抗，破壞東亞和平穩定，形成“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