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蔣介石在日記中痛斥：沒有這三人，我何至于敗走臺灣？

三大戰役結束，南京失守，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

蔣介石狼狽退臺，昔日“總裁”成了孤島之主。這一敗，幾乎是壓垮他一生政治野心的終局。

可他始終不信，自己是敗在對手之手。

晚年，他在日記里一遍又一遍地剖析失敗的根源。

他認定，自己的失敗，從始至終都是被人“坑”出來的。

在美軍統帥部的檔案里，喬治·馬歇爾是清晰可靠的軍政菁英，是一位堪與華盛頓和格蘭特比肩的五星上將；而在蔣介石的日記里，他卻是一個讓人咬牙切齒的“禍首”，一個背信棄義、冷漠偏頗的“政敵”。

蔣從未原諒過馬歇爾。他甚至不叫對方“馬歇爾”，而是在日記中刻意改稱“馬下兒”，帶著羞辱意味地寫下“褊狹冷酷，小人尤甚”。

甚至在1959年聽聞對方中風病故后，蔣介石竟然認為馬歇爾是得到了報應，情緒盡在不言中。

按理說，蔣應對馬歇爾心存感激。抗戰期間，美國為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公開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馬歇爾所在的美軍體系，不僅向中國輸送物資與武器，還承擔了大量空軍與情報支持。

但蔣始終覺得這是一種“凌駕于盟友之上的管理”。

這份積怨并非源于某個具體事件，而是在整個抗戰后期不斷發酵。通過《租借法案》援助中國的物資雖數額龐大，但大權牢牢掌握在美軍手中，中國方面幾乎無決定權。

蔣在1944年日記中寫道：“不許中國稍有通融之權利”，還列舉美國在華駐軍伙食、修建機場、軍費報銷一再推諉的情況，直言“美方壓迫欺詐，殊為夢想所不及”。

對這樣一個名義上的戰時盟國，他已心生不信。

而這些操作背后，站的正是馬歇爾——當時的美國陸軍參謀長，軍援政策的實際總負責人。蔣的怒火，自然向他集中。

另一方面，馬歇爾本人對蔣也毫無好感。抗戰末期，美方駐華外交與軍事人員早已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失望透頂。

馬歇爾在一封信中稱蔣“兇險、暴戾、近似獨裁”，認為他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這種雙方都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注定了后來的接觸不會順利。

1945年底，戰后中國局勢急轉直下，國共關系迅速惡化，美國為了防止全面內戰，決定派出重量級調解人出使中國。白宮選擇了馬歇爾。

在重慶、南京、上海等地，馬歇爾與蔣多次會面。起初蔣尚存希望，希望借美國人之力來獲取資源。

但他很快發現馬歇爾并不愿完全站在自己這一邊。馬歇爾強調的是“雙方妥協”“聯合政府”“停火停戰”，并不斷向國民黨施壓。

1947年1月，調停失敗，馬歇爾離華返美。

臨行前，蔣親自送行，表面寒暄，實則心如死灰。他沒有留人，也沒有挽留的意思。數日后，美方宣布馬歇爾出任國務卿。

蔣震驚至極，稱其“不過軍人之腦”，懷疑其能否勝任。更深的擔憂，是對方會不會將其在華所見所聞，轉化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武器。

果不其然，馬歇爾上任后，美國對國民黨態度驟變，先是宣布不再承擔調處任務，繼而大規模撤軍，暫停軍援與經濟撥款。

蔣徹底失去了最后的支撐，陷入“內戰無援、外援中斷”的孤立狀態。

他日記中寫道：“政治失敗，軍事棘手，經濟崩潰，外交陷于孤立，此雖為共匪內亂所造成，而使我國今日陷于如此絕境者，實馬歇爾陰狠有以致之。”

他用極端的語言宣泄不滿，甚至稱馬歇爾“刻薄殘忍”“毫無政治常識”“賤丈夫”。

如果說馬歇爾是蔣介石眼中的“外禍”，那么李宗仁，毫無疑問就是“內患”中的頭號目標。

蔣與李早年曾有過短暫的結盟時光，甚至以“兄弟相稱”，但這種關系脆弱得經不起任何一次權力試探。

隨著北伐完成，派系紛爭浮出水面，國民黨內部實際上早已四分五裂。桂系、晉系、西北軍、東北軍、中央軍……各自為政、貌合神離。

蔣介石最忌憚的是桂系，而桂系的核心，就是李宗仁。

李宗仁手握廣西根基，與白崇禧并稱“桂系雙雄”。抗戰期間，他擔任第五戰區司令，指揮臺兒莊大捷，震動全國。

一戰成名后，李宗仁政治地位水漲船高，外界評價他是“少數真正打過勝仗的國民黨將領”，而美國政府也開始將其視為國民黨內可替代蔣介石的選項之一。

蔣對這一切看得很清楚。他對李的成就從不吝贊美，但從未真正信任。

蔣始終記得，桂系在他最初北伐未穩時曾屢次陽奉陰違；他也知道，只要李宗仁一天不倒，桂系就永遠是國民黨中央軍統一的最大阻力。

1946年，蔣借“內務整理”名義整頓各地軍閥，意圖收編桂系軍隊。然而此時的桂系早已根深葉茂，擁有完備的軍政系統和屬地支持，根本無法輕易清除。

這一“整頓”反而加劇了雙方的裂痕。李宗仁公開反對蔣的單邊主義，桂系將領集體抵制“裁軍命令”，國民黨內部矛盾激化至頂點。

到了內戰末期，蔣介石在接連失利后宣布“引退”，李宗仁以副總統身份“代行總統職務”。

這個時機十分敏感。蔣尚未真正放權，李卻開始主導國民黨政府路線。他不再配合蔣的全面剿共方針，而是試圖對共產黨進行接觸與談判。

蔣認定李是在“借機篡權”，在最關鍵的時刻“倒戈求榮”。李宗仁也并不掩飾自己的立場，他在公開場合呼吁“結束內戰”“謀求和平”，以蔣介石的名義下令停戰，卻未向蔣報備。

兩人矛盾徹底公開化。蔣被迫撤離南京，退居臺灣；李繼續代行總統職務，最終流亡海外，定居美國。

幾年后，他公開指責蔣的獨裁、拒絕改革、軍事失策，“自毀長城”。

而蔣介石也咬牙寫道：“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情緒極端，不加掩飾。

所以這并不是簡單的權斗或政見分歧。蔣介石之所以恨李宗仁，是因為后者讓他在內戰失敗的同時，連最后的尊嚴也一并失去。

黨內失勢，總要有人背鍋，所以蔣介石恨李宗仁。

可他真正放不下、罵得最多的，卻是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

在北伐初期，蔣本人就是親蘇路線的參與者。彼時的中國軍政混亂，蘇聯成為少數愿意提供系統性援助的國家。槍械、彈藥、軍事顧問，乃至政治教材和黨務指導，一應俱全。

蘇聯還主動在莫斯科開辦培訓班，系統培養國民黨的“革命干部”。蔣介石為表示誠意，將長子蔣經國送去蘇聯留學。

合作的基礎，不是理念，而是利益。但這正是問題的起點。

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以“反法西斯”為名，要求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蔣知道，這背后是蘇聯早已決定擴大遠東影響力，而中國，只是被動接受的角色。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最關心的，是盡快接收東北。

他一再要求蘇軍限期撤離、歸還武裝和工業設備。但蘇聯一邊口頭答應，轉頭卻將繳獲的日軍軍火、糧草、通訊系統悉數交給了解放軍。

隨后兩年，解放軍快速完成軍事組織體系升級。東北野戰軍成型后，直逼中原，最終形成“四野百萬入關”的大局。

到了臺灣后，蔣介石重新梳理失敗的原因，屢次提及蘇聯。他并不完全否認自身判斷失誤、戰略選擇錯誤，但他反復強調的是：若非蘇聯暗中扶持中共、出爾反爾，中國戰局不會演變成全盤崩潰。

李宗仁、馬歇爾，固然讓他憤懣；可只有蘇聯，讓他徹底絕望。

蔣介石一生挫敗不少，屈辱也多。

但能讓他在晚年仍不止一次重提、字里行間帶著切齒之恨的，唯有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