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獨子孫科，49年并未跟隨蔣介石去臺灣，他后來過得如何

“1949年1月15日凌晨四點，’孫先生，這份機票，您到底要不要？’蔣經國把泛著冷氣的機票遞到孫科面前。”一盞昏黃的臺燈下，紙片輕輕抖動。孫科合上手中的英文報紙，沒有接票，只說了句：“我還留在香港看看。”幾小時后，蔣經國帶著那張空出的機票離開，后來那份隨行名單也少了“孫科”二字。

三大戰役塵埃落定，南京政府已經支離破碎。蔣介石在溪口老家閉門三天，擬好兩份文書：一份是宣布“引退”，另一份是秘密撤臺方案。隨行名單共有一百七十人，大多是軍方核心、財政要員和親信幕僚。孫科本在初稿中，卻被蔣介石親手劃掉，墨痕重重。原因并不復雜——信不過，也用不上。

時鐘往回撥二十多年。1925年春，孫中山病榻彌留，最擔心的并非自己的病情，而是革命事業的后繼無人。孫科在北京香山站臺迎接父親靈柩，哭到失聲。外界一度以為這位“國父之子”會順理成章接班，可事實卻是：黨內山頭林立，誰都不肯讓出一步。孫科心里明白，這家底厚但權力薄，他只有另辟蹊徑。

少年孫科在檀香山長大，英語、古文都不差。哥倫比亞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畢業后，他帶著一摞《城市規劃學》手稿回國。廣州城政務百廢待興，胡漢民、廖仲愷對他格外器重，力薦其任市長。短短三年，環城馬路、珠江防洪堤、現代醫院拔地而起，廣州面貌煥然。但好評聲中，也夾雜著“脾氣傲”“難共事”的議論。

一次預算會議上，胡漢民提出縮減軍餉。孫科不耐煩，抄起手杖拍在桌上，口氣沖得讓全場尷尬。消息傳到廣州東山醫院病房，孫中山氣得拔槍指著兒子額頭，喝道：“再胡鬧就滾回檀香山！”那一刻孫科才發現，父親給的不是保護傘，而是一雙放大鏡，缺點被無限放大。

1926年北伐伊始，蔣介石崛起。孫科察覺局勢微妙，選擇跟隨汪精衛，企圖以“孫家正統”遏制蔣的勢頭。在漢口會議上，他一句“家父曾囑托汪先生繼續革命”，徹底觸怒蔣介石。由此兩人嫌隙埋下。此后無論孫科怎樣搖擺，蔣介石心里那根刺始終在。

1931年“九一八”后，全國主張抗日之聲四起。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后攘外”，孫科聯合胡漢民、李宗仁施壓，迫蔣下野；結果南京政府財政枯竭，孫科一籌莫展，只得再度“請蔣公歸位”。同年12月1日，蔣介石抵寧下火車，孫科親自駕車相迎。蔣毫不客氣地坐進后排，把他當成司機，面子里子全數討回。

抗戰期間，孫科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立法院長，名頭大，權限小。他常年往返重慶、桂林之間，為財政撥款與軍方爭執，又被蔣介石晾在一旁。久而久之，孫科明白：自己不過是為國民黨貼金的門面。

1948年春，內戰膠著。孫科曾秘密赴香港，與何應欽商議“劃江而治”。他在私人日記寫道：“長江以北難保，長江以南或可自救。”然而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接連失敗，江南也難守。蔣介石決定撤臺，孫科則與李宗仁合流，主張和談。兩人再一次分道揚鑣。

1949年5月，解放軍兵臨上海。孫科隨家眷經澳門抵香港，入住九龍何文田一棟三層小樓，臨走時除隨身行李外，再無產業。他剛到香港便被舊友們“圍堵”借錢。一周不到，五十余位軍政人物先后登門。孫科嫌煩，帶家人去了法國尼斯。那段時間，他甚至靠賣父親手書稿本貼補生活。

1950年初，美金見底，孫科轉赴美國。洛杉磯海邊，他用杉木板搭了間十幾平米的小屋，鄰居是漁民和留學生。有人問他是否后悔，他輕聲回：“錯一步，并非全盤皆錯，只是日子難過些。”同年冬，周恩來通過香港朋友向他遞話：“歸來，共議發展。”孫科躊躇再三，以“年事已高，舟車勞頓”為由婉拒。這事后來被他解釋為“身不由己”。

1965年4月，蔣介石再度發電報邀請：“來臺共商國是，復興文化，重振考試院。”孫科權衡再三，應允赴臺。抵達臺北松山機場時，媒體反復呼喊“國父之子歸來”。表面風光，實際權力依舊有限——考試院雖名列五院，卻無軍事、財稅、黨務實權。孫科也認了，住進士林官邸后，他把時間用在整理父親遺稿、撰寫回憶錄，以及在淡水海邊釣魚。

1973年9月13日清晨，臺北“新生報”刊出簡短消息：考試院前院長孫科病逝，終年77歲。訃聞篇幅不大，卻附上一句評語：“一生起落，莫測榮枯。”諷刺也好，嘆息也罷，這位生來背負萬丈光環的“國父之子”，終究沒能成為左右時代的人物，只留下若干城建藍圖、一部《國會制度論》，和一段多次轉身的政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