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通脹與大通脹：張五常走出困境的方案

在過去的五年里，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不解的背離，這就是消費者價格指數不達預期。

政策年年刺激消費，從宏觀結果看，似乎刺激了個寂寞。從 2020 年到 2023 年，連續 4 年的計劃目標都是 3%。我們在日常語境中常把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同比漲幅直接稱作通脹率，也就是說，政策的目標是一個弱通脹。這是一個方向性的目標，實現了目標，就走出了通縮的困局。日本為了實現這么一個弱通脹的目標，差不多用了三十年。

中國又是什么情況？

2021 年 CPI 同比增長 0.9%，不達預期；2022 年疫情期間，中國制造展現出強勁韌性，CPI 同比增長 2.0%，這是五年里表現最好的一年；此后 2023 年、2024 年 CPI 同比增長僅為 0.2%，走勢偏弱。2025 年則直接下調了 CPI 的計劃目標至 2%，消費補貼規模較 2024 年翻倍，但最終 CPI 同比漲幅僅為 0%。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又想到了張五常。

張五常并不是中國政策制定的參與者，他是香港學者，始終是獨立經濟學家，但他的建議總是會引起爭議，比如對腐敗階段性的看法、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等。近期他再度登上熱搜，正是源于關于通脹的話題。

他在 2023 年提出把通脹率拉到 6% 的方案：“在不約束樓價之外，中國的央行要盡快把通脹的年率推到百分之六左右，然后調校到百分之四，再跟著是讓這百分之四的通脹率持續到經濟的整體有全面性的可觀發展。”

為什么要干預性地拉高通脹率？

這源于對通縮的恐懼。在弗里德曼的理論框架中，通脹率 2%-5% 對經濟有利，而低于 2% 則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這么說吧，通脹率長期低于 2%，往往是經濟增長失速的伴隨現象。如果身處全球競爭的核心位置，拉高通脹率就是不二選擇。

問題是，費了這么大力氣，2024 年甚至下了行政指令，提高水、電、煤、氣、高鐵這些基礎性行業的價格，可消費者價格指數還是拉不起來。

原因是什么？

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成本擠占了企業部門的利潤和居民部門的收入，特別是影響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升級，導致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失去了良好預期。

宏觀層面的政策文件，其實指向了三個改變方向：將行政性開支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降到 15% 以下（這方面缺少權威數據，一說行政性開支占比 28%，一說 40%，當然，也有更離譜的說法）；將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從 43%，提升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60%-65%；將社會保障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從 3% 左右，提升至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25% 左右。

有這一降兩升，通縮將立即結束，不需要去刻意追求張五常提出的 6% 通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