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博士煤老板的15年官司 ｜ 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國寶

2025年11月上旬，高海燕與志愿者團隊來到陜西省榆林市的米脂中學和牛家梁初級中學，參加“K12國家義務教育AI智慧教學公開課”。她與學生們一起聽課，和老師們深入交流，并對教學設備提出優化建議。

高海燕是常樂堡礦業有限公司（下稱“常樂堡煤礦”）的老板，今年70歲，一頭干練的短發，說話輕聲細語，走路風風火火。這個形象很難讓人將她與“煤老板”這個時代色彩濃厚的標簽聯系起來。

AI智慧教學是高海燕于2022年發起成立的公益組織“春苗計劃”的核心項目之一。目前，“春苗計劃”已在榆林地區資助8所鄉村學校試點AI智慧教學，涉及近4000名中小學生和250余名教師。

榆林是高海燕的祖籍。20世紀30年代，她的父親曾在米脂中學就讀，不過，高海燕從小在新疆長大，1978年考上大學，之后讀了碩士、博士，畢業后成為公務員、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后加入和記黃埔，再后來投資創辦企業成為煤老板。

高海燕說，她這一代人身上帶有濃重的家國情懷，在人生的每一個拐點上，她都做過大膽的選擇，卻從未想到自己會成為煤老板。

回鄉投資

高海燕小時候體弱多病，因此希望長大后成為一名醫生；在插隊期間，一件小事，讓高海燕意識到錢的重要性。村里一位老鄉因為孩子弄丟了兩塊錢，便狠狠地追打孩子，高海燕掏出自己僅有的兩塊錢遞給那位父親，讓他放過孩子。

從那時起，讓鄉村擺脫貧困、改善鄉村教育成為她的一種心結。

插隊期間，高海燕白天在農田勞作，晚上挑燈自學。1978年，高考恢復第二年，高海燕考入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專業。她說，選擇經濟學有兩個原因，一是父親留給她一本在“抗大”使用過的《資本論》，這是她下鄉插隊年代的“圣經”；二是她認為，只有學好經濟學、掌握了經濟規律，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高海燕的碩士、博士階段分別在武漢和北京就讀，博士畢業后進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高海燕認為，經濟發展與經濟體制相關，想要改善經濟，首先要改變經濟體制。

20世紀90年代初，為迎接香港回歸，高海燕赴港研究香港經濟。之后在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師從產權經濟理論創始人張五常。

結束香港大學的訪問后，高海燕作為專才留在了香港，加入和記黃埔集團。在和記黃埔期間，高海燕作為中國區負責人協助和記黃埔投資上海港、鹽田港，參股跨國公司，幫助寶潔等國外品牌打開中國市場，這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陜西省赴港招商團打聽到高海燕的祖籍在米脂，輾轉找到她，希望引進和記黃埔等財團投資榆林的基礎設施項目。高海燕努力說服老板，但因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陜西省的招商人員隨后動員高海燕回鄉創業投資。高海燕動心了，她覺得應該去嘗試，去做一些從未做過的事。她相信，只有實現真正的財務自由，才有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決定回鄉前，高海燕拜訪了國學大師南懷瑾，南懷瑾認為她適合待在和記黃埔，而不是投資創業。南懷瑾告訴她，市場就是江湖，江湖的規則是“人吃人”，想要創業，首先要把自己從一只羊變成一只狼，否則很快就會被狼吃了。

高海燕自認在和記黃埔的十年已學到了經商之道，市場未必有南懷瑾說得那么兇險。但她顯然忽略了一點，和記黃埔的光環為她遮擋了太多風雨，使她的商業之途看起來順風順水。

2003年，高海燕以外商身份首次回到榆林。政府先后動員她接手當地的農產品加工廠、毛紡廠，但高海燕因不熟悉行業而作罷。最后，在好歹做一個項目的勸說下，她接手了一座瀕臨破產的國有小煤礦。

就這樣，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體制內和跨國公司工作多年的高海燕，開始了與過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出道遇挫

高海燕接手的人民煤礦是一座年產僅15萬噸的小型國有煤窯，有100多名在職工人和150名傷殘工人，還背負3700萬元債務，瀕臨破產。

當時煤炭坑口價僅有20—30元/噸，榆林多個國有煤礦存在經營困境。政府原本希望高海燕多接手幾座，但因資金有限，她最終只接手了人民煤礦。

2004年7月，港資企業中信礦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信礦業”）與榆陽區政府簽訂改制合資擴建協議，中信礦業出資4970萬元，持股70%；職工方出資2130萬元，持股30%，對人民煤礦進行改制。中信礦業由高海燕及其丈夫謝和平全資擁有。

2005年1月，在人民煤礦基礎上，常樂堡煤礦正式注冊登記，中信礦業持股70%，代表職工的榆林市榆陽區常樂工貿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常樂工貿”）持股30%，董事長兼法人代表由謝和平擔任，原人民煤礦礦長張新田任總經理。

按照改制協議，常樂堡煤礦產能需要擴大至120萬噸/年。改制完成后，高海燕奔走各級部門申請擴大井田面積、申辦采礦許可證等事宜，常樂堡煤礦日常運營由張新田為首的原管理團隊負責。

早在2004年底，港資企業安哥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安哥拉公司”）幾名代表找到高海燕，表示想入股中信礦業，再以中信礦業名義在陜北收購更多煤礦。當時，常樂堡煤礦因技改擴產需要大量資金，高海燕缺少資金，所以她覺得這個方案可行，將中信礦業50%的股權轉讓給安哥拉公司。高海燕說，協議約定三天完成股權過戶，十天支付股權轉讓款，但股權過戶后，安哥拉公司既未支付股權轉讓款，也未按約定注資。

高海燕說，約定的股權轉讓款支付時限到期后，她一直催促安哥拉支付，但對方一直以各種理由拖延。此后，雙方圍繞中信礦業50%股權進行了多年訴訟。

2005年11月，常樂堡煤礦法人代表變更為安哥拉公司的代表吳之剛。高海燕說，這次法人變更，她和謝和平完全不知情；發現這一變化后，她通過行政訴訟撤銷了變更。

2007年1月，常樂堡煤礦的法人恢復為謝和平。

2008年3月，常樂堡煤礦發生透水事故。5月20日，因治水、復工及公司治理等問題召開董事會，高海燕作為大股東要求對過去三年的賬目進行審計，在現場，高海燕與張新田吵了起來，會議不歡而散。

散會后，高海燕夫婦準備飛往西安，在機場被當地警方以“涉嫌雇人毆打張新田”為由控制。被關押在看守所期間，當地一位商人找到高海燕的家屬稱，只要再轉讓中信礦業剩余50%的股權，高海燕夫婦即可獲釋。家屬為救人與該商人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不久，高海燕的家人與張新田達成和解，當地檢察機關作出不予起訴決定，高海燕和謝和平離開看守所。

2009年5月，安哥拉公司和當地商人分別將中信礦業50%股權以1.5億元和1.4億元的價格轉至張新田名下。

至此，張新田擁有中信礦業100%的股權，并成為常樂堡煤礦實際控制人，高海燕和謝和平失去常樂堡煤礦的所有股權，僅謝和平掛了一個“法人代表”的名頭。

失而復得

2008年，山西啟動煤炭資源整合，大量民營煤炭資本撤出，轉向房地產、股市、影視、金融等領域。2010年，山西煤老板丁書苗投資5000萬元拍攝新版《紅樓夢》，2012年導演寧浩攜山西煤老板資金拍出《黃金大劫案》。

當山西煤老板風光退場時，陜北煤老板才剛剛崛起——2008年，榆林神木縣一度誕生10位億萬富翁。但隨著后續去產能政策收緊，陜北民營資本也開始撤離煤炭，大量涌入樓市與民間借貸領域。

失去煤礦后，高海燕于2009年在香港和內地分別啟動司法程序。她之所以能在“凈身出戶”的情況下使用法律武器，主要得益于早期股權合同中關鍵的一條約定，中信礦業的股權糾紛適用香港法律管轄，這成為案件在香港立案的依據。

2016年，香港高等法院判決，上述當地商人與高海燕家屬簽訂中信礦業50%股權交易無效；同年，香港終審法院裁定，安格拉公司使用不當手段獲取中信礦業50%股權，構成違約，中信礦業50%的股權仍屬高海燕和謝和平所有。由此，高海燕夫婦從法律上確立了對中信礦業100%股權的控制地位。

就在香港和內地司法訴訟期間，常樂堡煤礦控制權多次生變，2011年底，張新田及部分改制前的老員工將他們持有的常樂工貿公司的股權轉讓給劉小平等五名自然人，劉小平等人間接獲得常樂堡煤礦30%股權；2014年底，張新田持有的常樂堡煤礦70%的股權被陜西省高院強制執行給自然人劉小平，劉小平取代張新田成為常樂堡煤礦實際控制人。

由于香港法院裁定了中信礦業股權仍屬于高海燕夫婦，后續常樂堡煤礦股權的交易也被裁定無效，中信礦業仍為常樂堡煤礦持股70%的股東。

2017年11月，常樂堡煤礦法人代表由謝和平變更為梁曉剛。即便是高海燕拿回煤礦的控股權，仍無法實際控制煤礦。據高海燕介紹，梁曉剛表面不屬于任何一方。

針對這次法人代表變更，高海燕通過國家工商總局提出行政復議，國家工商總局作出不予支持高海燕行政復議的結果后，高海燕又向北京高院提起行政訴訟。2019年11月，北京高院終審判決撤銷變更，恢復謝和平法人代表身份。

從2004年到2019年，歷經十五年訴訟，高海燕拿回中信礦業的股權和常樂堡煤礦的法人代表。但當時煤礦由劉小平實際控制，高海燕又花半年時間申請強制執行清場。2020年5月28日，高海燕帶領新的管理團隊正式接管常樂堡煤礦。

高海燕說，通過司法途徑追回煤礦期間，她用了八年時間為常樂堡煤礦辦理了擴大礦區面積的探礦證、采礦證等手續。為了打官司和辦理礦權，她賣掉了北京和香港的多套房產，還向朋友、親戚借了不少錢，打官司的最后幾年，她已身無分文。

堅持下去

自2005年成立以來，常樂堡煤礦因一直未按改制時設計的產能進行技改，已經于2018年被關停。高海燕接手時，煤礦停產，公司賬戶的資金被轉移，且高海燕打官司已耗盡家產，沒有能力完成技改讓煤礦達到復產條件。

2020年，在當地公安的配合下，高海燕先后追回約4億元現金。憑借追回的資金，常樂堡煤礦投入超過3億元完成176項技改工程。

2021年5月，常樂堡煤礦通過陜西省煤監局技改工程竣工驗收，取得核定產能120萬噸/年的批文，并順利復產。彼時，煤炭價格一路暴漲至1200元/噸，常樂堡煤礦復產當年即實現盈利。

高海燕說，常樂堡煤礦雖只有120萬噸/年的產能，卻實現了全機械化開采，并采用固體充填技術，通過將煤矸石、粉煤灰等固廢按比例混合成漿體回填采空區，可以有效解決地面塌陷和復墾難題，固化后硬度甚至超過原煤層，能大幅提升礦井穩定性。但也使得采掘綜合成本達360—370元/噸，比傳統采掘方法高出百余元。

常樂堡煤礦有員工520余人，其中一線工人400人左右。2021年，常樂堡煤礦盈利后，高海燕陸續補發拖欠多年的員工工資，并清償了外債，第一次給小股東分紅。

2021年5月，高海燕用自己的分紅發起“春苗計劃”， 開始實現助力鄉村教育的夢想。

2023年以來，煤價斷崖式下跌，2024—2025年坑口價徘徊于500元/噸左右，高企的采掘與充填成本使利潤空間急劇收窄，企業經營壓力陡增。

行業整體下行，高海燕開始轉型。2024年，她投資成都愛易佰科技（K12 AI教育全科體系），持股30%；為天津大學機器人視覺項目投資500萬元；為深圳松山湖園區高科技基金投資100萬美元，并參與多個香港科技項目。

她表示，投資科技項目的核心目的是為“春苗計劃”建立一個不依賴煤炭周期的穩定資金來源。一旦這些項目進入穩定回報期，她不排除會逐步退出煤炭行業。

真正讓高海燕萌生退意的，不僅僅是行業下行，還有常樂堡煤礦的兩個現實問題。高海燕介紹：

第一，常樂堡煤礦緊鄰常樂堡村，擴大礦區面積后，部分采礦區位于村莊下方。村民因擔憂安全多年上訪，當地政府要求煤礦出資搬遷村民。高海燕測算，搬遷費用至少需要6億元，煤礦無力支付。

第二，2021—2023年，常樂堡煤礦享受西部大開發所得稅優惠共減免2.59億元。2025年11月6日，當地稅務部門下發通知書，認定其為外商投資企業，不符合優惠條件，要求全額補繳稅款。

高海燕算過一筆賬，目前噸煤凈利潤僅幾十元，全年利潤不過幾百萬元，既補不起稅，也承擔不起村莊的搬遷費用，更不可能同時承受兩項支出。若未來徹底失去稅收優惠，煤礦甚至會陷入虧損。

2020年剛拿回控制權時，煤價正高，朋友們都勸高海燕賣掉套現，當時她低估了后續的經營難度。如今煤價腰斬、科技投資尚未到收獲期，煤礦估值大幅縮水，她進退維谷。

在常樂堡煤礦的辦公室里，這位年過七旬的經濟學博士望著窗外整潔的礦區，輕聲說，只要陣地還在，就有希望，“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這輩子到底在堅持什么”。

（作者 田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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