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話了的王陽明：身價上億的企業家都在認真學習“陽明心學”？

#王陽明

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文 | 羅益明

說起來，自己的確不太喜歡談王陽明，倒不是王陽明的思想或者事功令我不喜，而是王陽明這個人的事跡及其思想實在太火了，火到根本不需要我談，只要你在網上有興趣檢索一下“王陽明”三個關鍵詞，就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學術圈、企業界，亦或者是大眾閱讀圈，都有不少王陽明思想堅定的信徒，在網上“傳經布道”。

畢竟老王的學問，有時候，實在過于簡易，任誰都能掛在嘴邊說一句“知行合一”，或者“致良知”，更高階一點，還能說說，“心即理”也，亦或者其龍場悟道之格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

于我個人而言，最早知悉王陽明，還得是在歷史教科書里，對王陽明思想的判定，稱之為“主觀唯心主義”，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詞，畢竟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上而言，這類唯心主義思想，無論是客觀，還是主觀都得揚棄。

當時，其實，也沒太當回事兒，后來，在南懷瑾先生著述作品里，看到他對王陽明的四句教進行了批判，倒是引發了個人興趣。他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前言后語》里邊，對王陽明的四句教進行了逐句剖析，以及點出其內在矛盾。

譬如，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譬如這一張白紙，上頭沒有紅色，也沒有黑色，本體嘛！就是這一張紙。第二句話“有善有惡意之動”，人的這個思想意識哪里來的？當然是由本體、本性的功能發起來的，就是“意之動”，一起來以后“有善有惡”，就分善惡了。

這個本體功能無善無惡，一起來就分善惡；本體起用就是意志，而意志有善有惡，可見本體功能上本來具有善惡的種子。你王陽明講“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我說已經不對了。”

在之后，透過讀他的一些傳習錄內容，以及一些人物傳記著作，對他的一些生平事跡，大體有了一些了解，但總體上而言，不是那么特別感興趣。直到后續發現某個企業家群體，集體像宗教徒一般信奉以及透過一些儀式活動踐行陽明思想時，我才真切感受到陽明心學的當代價值。

我也不知道，這個群體是因為自己此前經營企業時，積攢了不少原罪，現在內心不安了，需要借助陽明心學來找回良知，致良知，還是自己平時老喜歡忽悠畫大餅，以至于無法知行合一，出現了認知失調的癥狀，

所以需要借助陽明心學來對沖一下，還或者是其它比較宏大的原因，例如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亦或者是，自己也想立德（修身養性）、立功（治企）、立言三不朽？總而言之，企業家領袖們，愿意臣服在陽明思想下，倒是頗值得研究一番。

首先，從王陽明本人而言，他古代社會的身份角色，并非士、農、工、商里邊的商，而是士大夫，從他本人思想而言，與商密切相關的，也就是大多數學者不約而同的引證了的一個觀點，即，他在節庵方公墓表（乙酉年撰）一文里邊，提出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這古時候士、農、工、商四個行業角色雖然不同，但遵循的根本原則（道）相同，他們在竭盡本心去追尋道，本質是一樣的。

而且王陽明還進一步展開描述，在他看來：“士人研修治理，農夫提供衣食，工匠制作器具，商人流通貨物，各自依據稟賦與能力選擇行業，以求竭盡本心。其根本歸宿在于對世人生活之道有益，這一點是一致的。”

（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

甚至更進一步認為：“自從上古圣王治國之道衰微，學問思想便背離正途。人們喪失了本心良知，競相追逐私利而互相傾軋排擠，于是才開始形成推崇士人而輕視農夫、以仕宦游歷為榮而以工匠商賈為恥的風氣。

若考察其實際作為，這些人投機逐利、牟取私利的行徑（比工匠商賈）更為嚴重，不過是職業名目不同罷了。

發展到極端境地，他們更駕驅浮夸言辭與詭詐論辯來欺騙世人、蠱惑大眾，比起農夫提供糧食、工匠制作器用、商人流通貨物這些實實在在的益處，其罪過更為深重，而實際貢獻反倒遠遠不及。”

（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于利以相驅軼，于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游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也就是說，在當時商人普遍處于政治地位卑賤狀態下的社會氛圍里，王陽明敢為其發聲，肯定其價值，是遠超同時代的卓越洞見。但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首先肯定的是有“道”之人，他不管你什么身份，只要你秉道而行，干的是有利于社稷民生的實事，那就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

那王陽明所展示的“道”是什么？或可理解為“致良知”，或可理解為其所倡導的“心即理”也，但本質上不出儒家倫理道德范疇。在這里，我們不對其做學術意義上的探討，何為良知，何為致良知，又何為心即理也。只從一般意義上而言，界定王陽明所探討的這些基本思想概念。

所謂良知，他并非王陽明突發奇想自主建構的原創性理念，而是由來有自，根植于儒家思想脈絡之中。早在先秦諸子時期，孟子就曾說：“人不用學習就能做到的，那是良能（指人與生俱來、不待后天學習即具備的善的行動能力）（如孩童自然愛親）；

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那是良知。（指人與生俱來、不依賴思慮即具有的道德認知與是非判斷能力）（如惻隱、羞惡之心）。”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在這里，良知被孟子界定為天賦的道德意識和能力，也就是你先天就具備一些道德觀念，譬如仁義禮智信。到了王陽明這里，他把良知本體化，作為建構自己宇宙人生論道的基點，從宇宙萬物而言，良知是天地萬物的主宰與本原，譬如：“ 良知是創造化育萬物的靈妙本體，這個靈妙本體能夠生成上天與大地，也能演化為鬼神與上帝。”

“整個天地宇宙與一切萬物，都存在于我的良知的發動、運用與流布運行之中。”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

從倫理道德而言，良知是個人內心之中以及社會總體最高絕對且唯一的判斷標準，它既可以作為個人為人處事的道德判斷標準，又可以作為社會總體的客觀道德判斷標準，還是人類社會一切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和根源所在。

如王陽明所言：“良知存在于人的心中，貫通萬古長存的時間，充塞整個宇宙空間，無所不同。（它）無需思慮便能自然知曉，永遠能通過平易之道洞察危險；無需學習便能自然做到，永遠能通過簡約之則知曉阻礙。”

“良知存在于人身上，無論你怎樣（試圖遮蔽），它都不可能被消滅。

“（即使）虛妄的念頭產生時，良知也從未缺席；（即使）內心昏昧閉塞到極點，良知也從未失去其本然的光明。”

“我本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說的天理。將我本心良知所含的天理推行、貫徹到萬事萬物中去，那么萬事萬物就能各自獲得其應有的天理（指普遍的、最高的道德法則與宇宙秩序）。”

（蓋良知之在人心 ，亙萬古 , 塞宇宙 ，而無不同, 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

（良知在人 , 隨你如何 , 不能泯滅 。）

（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 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

（吾心之良知, 即所謂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

這樣說起來，還是比較抽象，更具體而言，王陽明用良知一詞統攝儒家一切具體的倫理道德法則，如仁、義、禮、智、信、忠、孝等，譬如，他說，“

“（知）先天本自具足的道德認識與判斷能力，是心的本來體性，心自然就具備認知的能力：見到父親自然知道應當孝敬，見到兄長自然知道應當敬順，看見小孩掉入井中，自然會產生同情驚懼之心，這便是良知。它完滿地內在于本心，無需向外尋求。”

（知是心之本體 ，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 見兄自然知弟, 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 , 不假外求 。）

那我借著陽明先生的話，更進一步推究，見君自然知忠等。

那更進一步何為“致良知”呢？其基本含義為，推究抵達顯現良知。在王明陽看來，一個人身處于世，不免受私心利欲影響，不能恢復人自身先天本自具有的良知，因而需要“致”，需要在事上修煉最終抵達良知之境。這就關聯到王陽明具體修煉的方法論，即知行合一。

在我們一般人的理解里邊，所謂知就是知道，所謂行，就是做到，或者理解為實踐，那知行合一，就是知道還能做到。但實際上這組概念關系在中國思想史還是比較復雜，在這里，具體可以參看，方克立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大辭典》里邊對“知行”這組概念史的梳理，不過，它主要是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來批判性看待的。

在《中國哲學大辭典》里邊對“知行”界定：“知”可以被界定為“知識、知覺、思想、認識”等，“行可以被界定為“行為、行動、實踐”等，并且提出古人大多從倫理道德方面談“知行”關系，直到王夫之、孫中山、毛主席才從一般較為純粹的認識論意義上討論“知行”。

所以，在這里要加以區分的是，什么是倫理道德層面的“知行”，何為一般純粹的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行”？前者無外乎，譬如孝敬父母，知行合一，后者就更為復雜，具體參看個人撰寫的《》一文。

或者換一種說法，需要把知進行分類，譬如一般命題性知識，只關乎客觀事物的基本屬性以及性質，譬如，這是一根紅色的鉛筆，這事兒無關乎良知，還有一種親自見聞或者經歷獲得的知，比如我知道我上課，知道老師叫王益安，這事無關乎良知，再有就是技能型知識，我就知道如何開車，這事無關乎人的良知等等。

再比如，我們知道的“地心說”、“日心說”、“宇宙大爆炸學說”，這些并非需要知行合一，也與良知無甚太大關系。

因此，將王陽明的知限定在倫理道德領域，它內在要求人遵循一些基本倫理道德規范，譬如，你說孝敬父母的“知”內在就包含了孝敬父母的“行”，而非空談倫理道德。

實際上，在王夫之對王陽明的知行論也進行了批判性繼承與發展，譬如，在他看來，知行合一的問題在于抹殺了知與行的區別以及從屬關系，他認為這是“銷行以歸知”，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王陽明雖然強調行，但出發點以及最終歸宿，還是落腳在于知“良知”，而非“行”。

那他從他的角度重新建構“知行”關系：第一，知行并進，第二，知資行實（行是知行統一的基礎），第三，知行不離，第四，行必統知。這一點，也是最為重要，他有如下論述：

1.大凡擁有知識的人，或許未必能付諸實踐；但切實實踐的人，則沒有不具備相應知識的。況且“知”與“行”這兩個概念，有時相互對立、彼此區分，有時卻又相互貫通、不可割裂。

譬如《大學》所言“明明德”（彰明光明的德性），本是實踐功夫的極致體現，但其修習工夫卻以“格物致知”（窮究事物原理、獲取真知）為起點。因此可知：知識未必能統攝實踐，但實踐必然統攝知識。

（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且知行二義，有時相為對待，有時不相為對待。如'明明德'者，行之極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為先焉。是故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也。）

2.“行動可以同時包含認識，但認識不能同時包含行動。”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3.所謂認識（知），本就是必須通過行動（行）才能實現其功用的；而行動（行），卻不必依賴認識來達成其功用。通過行動，可以獲得認識是否正確的驗證；但僅停留于認識層面，則無法取得行動的實際成效。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當然，也有的說，王陽明的知行論包含了王夫之說的這些，王夫之并非是對王陽明的批判，而是更為深入系統的闡述，那為何王夫之也會說：

“完全相同的事物無法相互發揮作用，必須借助有差異的事物，才能在對立統一中成就功業，這是確定的道理。

（世人）不明白知與行各有其不同的功效且必須相互結合，，于是王陽明（姚江王氏）“知行合一”的學說便得以借此混淆視聽。

其學說本質源于佛教禪宗：在否定具體實踐可行性的框架內，虛構出一種孤立懸置的“知”稱之為“悟”。天下客觀存在的實際道理。客觀實理一旦被廢棄，人也就失去了敬畏，行事便會毫無顧忌了。”

（同者不相為用，資于異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資，于是而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說得藉口以惑世；蓋其旨本諸釋氏，于無所可行之中，立一介然之知曰悟，而廢天下之實理，實理廢則亦無所忌憚而已矣。）

所以，再回過頭來看，其實在王陽明主張人人皆生而有良知時，這所謂的世俗身份角色定位已然沒那么重要了，就恰如古印度時期，釋迦牟尼在嚴格的種姓制度之下，提出“眾生平等”一樣，只要你致良知，在各種身份角色上，都能知行合一，秉持儒家道統，那就是王陽明所推崇之人。

但肯定這一點，并不意味著王陽明本身也主張商人能與士大夫一般參與政治權力，或者商人也有自身獨立不倚的道，它還是從屬于儒家倫理道統。

因此，在他紀念的這個人物節庵方翁之中，重要的不在于其階層身份變遷，而在于無論其處在何種身份地位時，始終秉持著儒家正統之道統，在王陽明評論之前，還是太史顧九和一番話，實為點睛之筆：“我曾見過方翁寫給兩個兒子的信，其中諄諄教誨都是忠孝節義之言，超脫流俗，猶如古代明曉大道的人。”

（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于流俗，類古之知道者”。）

再者，也有學者主張，陽明心學與現今提倡的企業家精神能相貫通，譬如王永昌&王磊寫的《陽明心學與企業家精神匯通的內在機理探究》一文，主要參論理論依據：傳統儒商精神及其實踐以及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邊提到的“基督新教打破傳統思想束縛，鼓勵人們從事生產活動以及經營財富”；

主要實踐依據：陽明心學對日本經營企業管理者的影響以及助推成功，譬如日本德川時代的商人哲學家石田梅巖開創的石門心學，稻盛和夫推崇知行合一等。

那具體怎么貫通呢？比如，知行合一，創新精神等。實際上，以上所提到的是可以圍繞著王明陽進一步個人后續展開深究的問題，儒商問題、基督新教為資本家提供的倫理道德與儒家為商人提供的倫理道德之同異，以及陽明心學遠渡重洋在日本后，還是原來的陽明心學么？具體如何結合呢？

那在中國本土雖然推崇王陽明心學的企業家很多，那他們是怎么將二者具體結合的呢？譬如受心學影響頗深的寧波，在他們那里不同商幫，認為陽明心學為他們提供了基本的商業倫理道德原則，譬如，致良知轉換成合法誠信經營，也就是所謂“良心企業”；知行合一，轉換成注重實戰實效；“心即理”轉換成對法律契約規則的遵守等。

但也并不見得都是如此，致良知也可以異化成一種“精神傳銷”或者剝削壓迫的洗腦術，比如我加將致良知等同于在工作上全心全意，沒有一絲私心雜念，爾后我將工作強度大幅度提升或者將工作加班視為常態，你沒做到，就公開慚悔，自己寫一天的過錯。

又比如，我設定一些不合理的規則，讓你必須知行合一，譬如某些企業文化感的跪地感恩服務或者沒完成績效公開當狗爬等等。又比如，你必須認同服從“致良知”，而且要強制性的拉人頭一樣，感召更多人服從，不服從就要處罰。

那這豈不是與打著陽明心學的幌子——致良知，實際不過掛羊頭，賣狗肉，“狼心狗肺”而已。因而，再回到此前的問題：

這個群體是因為自己此前經營企業時，積攢了不少原罪，現在內心不安了，需要借助陽明心學來找回良知，致良知，還是自己平時老喜歡忽悠畫大餅，以至于無法知行合一，出現了認知失調的癥狀，

所以需要借助陽明心學來對沖一下，還或者是其它比較宏大的原因，例如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亦或者是，自己也想立德（修身養性）、立功（治企）、立言三不朽？

這或許更應該成為他們在學習陽明心學時，時時應該思考的問題。王陽明曾說：“當今儒者只講究一套屬于霸道謀略的學問（伯者之學），因此總要懂得許多陰險的權謀計算——這純粹是功利之心的體現，與圣人創作經籍的根本用意完全背道而馳，這又如何能想得明白呢？

（言罷）不禁嘆息道：“若非通達天地德性（天德：“良知”、“天理”，至善、公正的本源。）之人，很難與之論說這番道理啊！”

（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化用陽明先生這段話：許多人經營治理企業，總要懂得許多陰險的權謀計算（對顧客以及對員工）——這純粹是功利之心的體現，與王陽明講的致良知的根本用意完全背道而馳，這又如何能想得明白呢？

言罷）不禁嘆息道：“若非通達天地德性（天德：“良知”、“天理”，至善、公正的本源。）之人，很難與之論說這番道理啊！”

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1】南懷瑾，《南懷瑾著述集》

【2】王陽明，《王陽明全集》

【3】王船山，《船山全書》

【4】方克立，《中國哲學大辭典》

【5】王永昌&王磊寫的《陽明心學與企業家精神匯通的內在機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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