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射電車、產業政策，功利主義算得清楚嗎？

人類的經濟系統，比想象中更加復雜而混沌。功利主義的計算變得更加不可能。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遠舉

近期一則流傳于網絡的視頻顯示，一輛電動車，用類似安全氣囊的辦法，將整塊電池，拋射至距車身3—6米的區域。據傳，該技術能在電池熱失控時，在1秒鐘內，將電池彈射出，實現車電分離。

這在網上引發了群嘲。有大量網友質疑，在公共道路上彈射高溫、可能起火爆炸的電池包，會對周邊無辜車輛、行人及公共設施構成嚴重威脅，引發二次事故,是一種“死道友不死貧道”的技術。

不過也有支持者認為，該技術為極端情況下，車內人員逃生，創造了寶貴的時間窗口。而且修理廠不敢去拆解已經熱失控的電池，只有等待燃燒，車必然會燒毀。有了這個功能車就能保住。

研發這一技術的中國汽車碰撞維修技術研究中心回應媒體稱，彈射功能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發生，項目開發之初就確立了“不安全，不彈射”的原則。如車輛周圍有人，該功能將被絕對禁止激活。但總有一部分車剛好處于合適彈射的場景。

這個技術解釋似乎沒有問題。不過大眾不接受，也很好理解。彈射的好處是很清楚的，保人保車，但雖然理論上危及他人的時候不會彈射，但技術總會有意外。所以，實際計算的公式是：第三者為這個功能承受了一定的風險。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功利主義算法。而關于電車，并不止于這一次功利主義算法。

一、

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在他著名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引論》中，闡述了他主要的兩個哲學原理：功利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

邊沁不強調道德行為的動機，他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生基本目的，有助于產生快樂的行為和事物便是好的，反之則是壞的。這是評價一切事物和一切行為好壞標準，所以，幸福（功利）在道德上就是善。這便是功利原理。邊沁認為有一種程序可以測量快樂和痛苦的單位，這就是所謂“幸福計算”（felicific calculus）。

邊沁將這個方法，應用于社會和政治問題。他認為，既然有這種計算方法，那么，正確的行動和政策，都必須做到產生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將痛苦縮減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況下可以犧牲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著名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

邊沁的功利主義在法律、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影響，成為一些法律、判決、政策的依據。比如功利主義認為，如果政府把財富從富人那里拿走，給到窮人，如果富人減少的幸福少于窮人增加的幸福，那政府的作用就會增加社會總的幸福。這就是稅收和福利。

功利主義來回答電車難題，是非常容易的。火車沖向5個正在鐵軌上玩的人，如果你扳動轉向閥，火車會改道，而這個軌道上只有一個正在維修鐵道的人。按照邊沁功利主義的觀點，他會毫不猶豫扳動轉向閥，讓火車沖向那只有1個人的方向。因為5個人的生命一定比1個人的值錢，而不管是誰犯錯。

二、

這種彈射技術也是在計算：車內一定有人，而經過檢測，彈射到路人是小概率的。所以這個技術是合理的。但輿論覺得：“在任何概率下，沒犯錯的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不應該被這輛車威脅。也就是說，輿論不接受這種功利主義的算計。

這一次，社會輿論的直覺，恰好契合對功利主義的反駁。功利主義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幸福是難以量化的，而是主觀的，更重要的是，功利主義只關注 “幸福總量”，不關注 “幸福如何分配”。所以，功利主義對好的結果的追求，往往忽視了行為的動機和手段，忽視了個體權利、公平正義，導致對少數群體利益的忽視。具體地說，彈射減少了風險，但減少的風險是如何分配的呢？

按照康德的觀點，犧牲一小部分人來成就集體利益是不道德的。康德認為，這樣做就是把一小部分人當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沒有尊重他們作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價值和權利，我們只是為了實現我們自己或者其他人的利益而犧牲他們。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道德原則，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 “無知之幕” 理論，也是對功利主義這一缺陷的批判。他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首先要保證 “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而非僅僅追求總量最大化。

三、

不過，輿論之所以不接受彈射技術，未必是從邏輯上不接受，而是從數量上不接受。這里的計算，車內只有一個，或者兩三個人，而車外的人是差不多同樣數量，甚至更多。天平的兩邊都是個體，都不能稱之為集體。所以輿論不接受這種功利主義計算。

但是，如果是校車安裝這種彈射電池技術呢，如果是公交車呢？很多人的答案就不一樣了。因為這時天平的兩端一邊是個體，一邊是集體。推而廣之，所有的公共政策，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這樣的功利主義計算。但問題是，“一個人和五個人”這種明顯而極端的場景是非常少的。大多數情況下，功利主義是算不清楚的。

“洛桑學派”創始人，法國經濟學家萊昂?瓦爾拉斯，在其1874年著作《純粹經濟學要義》中提出“一般均衡理論”，即經過調整后，人類的經濟系統可以達成均衡。在這個概念之上，衍生出整個現代的經濟學。

洛桑學派的另一位重要經濟學家帕累托，1908 年發表《集體主義國家的生產部門》一文。用數學方法，論證計劃經濟引導生產，可以實現資源最優配置。

意大利經濟學家巴羅尼，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發展了帕累托的理論。簡而言之，在保證消費品的邊際效用對所有消費者都一樣，生產資料的邊際利用率對所有生產者都一樣的情況下，能夠使消費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資源的利用最大化，從而實現一般均衡。所以只要市民可以選擇，那么經濟的計劃者就可以根據市場情況，調整各種要素價格，實現計劃經濟的經濟均衡。所以計劃經濟則認為，私有生產者的盲目性引發過剩，可由整體規劃出清。

但是，人類的計劃經濟實驗的結果，已經告訴我們，這種計算，是算不清楚的。所以市場經濟認為，在一系列的假設條件下非均衡過剩僅是行業性的，通過價格和競爭的調節后，個體試錯出清，達成一般均衡，無需政府干預。不過實際上，市場經濟理論的底層基礎，仍然是一般均衡。

隨著貨幣不再中性化的貨幣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出現，人們發現，人類的經濟系統，比想象中更加復雜而混沌。待到更深刻洞察人性的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出現后，人的不確定性，在主觀效用的基礎上，再一次被強調。于是，功利主義的計算變得更加不可能。

實際上，不僅僅是一次彈射，整個新能源車的發展，正是出于功利主義的計算。損失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補貼給新能源車行業，促進其發展，最后反饋整個社會。現在這個產業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但問題是，這種長鏈條的功利計算，在利益分配的結構上，是否公平呢？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人類也不可能不對經濟系統進行干預。但問題是，問出這樣的問題，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產業政策朝著更冷靜、更理性、更客觀、更科學、更公平的方向移動。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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