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一生只寫了1首詩，卻被編入小學教材，現在大家耳熟能詳

1908年11月，紫禁城的御花園里薄雪未化，咳嗽聲從養心殿里斷斷續續飄出。此時的慈禧已年逾七旬，銅鏡中再無往日的明艷。就在她命令太監整理遺物時，一張泛黃的箋紙被翻了出來，上面端端正正寫著二十八字，其中那句“可憐天下父母心”格外醒目。殿外的小太監湊過去看了兩眼，輕聲嘀咕：“竟是老佛爺當年給老太妃祝壽的詩。”語氣里滿是驚奇——畢竟這首《祝母壽詩》是慈禧一生唯一的公開詩作，后來還被編進了民國時期的小學國文課本。

把時間往前推回到1835年，慈禧出生在鑲藍旗葉赫那拉氏的官宦人家。對滿洲子弟來說，讀書習字是家規。她的父親惠征曾任內閣學士，閑暇時教她吟詠唐詩。誰也想不到，這位小姑娘日后只留下區區一首作品，卻能流傳到普羅大眾的課桌之上。

1852年，咸豐帝在圓明園舉行選秀，十六歲的慈禧初入宮門成了蘭貴人。進宮第一夜，她被安排在景福宮，燈火漸熄，四下一片死寂。慈禧緊張得睡不著，抱著枕頭在檐下踱來踱去。第二天，她收到母親送進宮的一盒干果與一封家書。“阿瑪、額娘都好，你心里莫怕。”短短幾行字讓她紅了眼眶，也埋下了將來寫那首詩的伏筆。

咸豐帝常年忙于前線與內政，無暇顧及后宮。直到次年戰事稍緩，他才偶爾夜宿六宮。慈禧姿容姣好，言談機敏，很快由蘭貴人升懿嬪。1861年，她生下唯一皇子載淳，一躍成為懿妃。母憑子貴的戲碼在紫禁城上演得再尋常不過，可對于慈禧而言，這一步更像是棋盤上搶占中樞的強手。

同年夏天，英法聯軍攻破圓明園，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身體每況愈下。臨終前，他留下“顧命八大臣”輔政的遺詔。等到棺木還未入京，慈禧便已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八大臣頃刻間土崩瓦解，三歲半的同治登基，慈禧垂簾聽政。有人在宗人府悄悄議論：“那位懿貴妃的膽子真大。”一句話被內務府捕風捉影，轉天就再無人敢提。

政權抓在手中后，慈禧的心思漸漸與“母親”二字疏遠。小同治想親政，遞進殿的奏折卻總被打回。一次晚膳，他忍不住抗議：“母后，兒臣已十五歲，總不能永遠站在簾外吧？”慈禧抬頭只是淡淡一句：“急什么，朕自有主張。”對話短得像一陣風，可寒意透骨。三年后，同治崩逝，年僅十九。

再說那首《祝母壽詩》，寫于1860年農歷八月。慈禧當時隨咸豐在熱河，恰逢母親六十大壽，山高路遠無法返京，于是命太監帶著壽禮與詩卷奔襲數百里送到都城。詩中兩句最打動人——“殫竭心力終為子，可憐天下父母心”。措辭樸實，卻直指中國傳統孝道的柔軟處。北洋政府編教材時，選此句教蒙童認字、學德行，理由簡單：易懂、貼切、有情味。

有意思的是，慈禧那份對母親的眷戀，與她對政權的冷硬手腕形成鮮明對照。一邊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邊卻是不給兒子半分自由。歷史學者張宸在《清末宮闈札記》中感嘆：“她在兒子身上看見的是帝位延續的工具，而在母親身上找回的卻是少女時代唯一的溫暖。”這種情感裂痕，塑造了后世評價的復雜度。

光緒帝在1898年啟動變法，請求“師夷長技自強”，驚動了慈禧。25位維新志士不過百日便被斬首，光緒被囚瀛臺。朝堂內外怨聲四起，她仍舊以一句“家法不可亂”壓制。若問其初心，恐怕仍是出自保權的本能。遺憾的是，清廷由此錯失了一次可能的轉機。

1900年八國聯軍兵臨城下，慈禧攜光緒帝西逃。途中，她屢次提及當年母親送行時的叮囑：“為人當記根本。”可是棉衣周轉不濟、百姓流離失所的窘況并未讓她停下簽訂《辛丑條約》的手。或許在她心里，母愛與國事從來是兩條互不相交的線。

晚年，慈禧時常命宮女念那首詩給自己聽。有人聽見她低聲嘀咕：“額娘若在，也該贊我一聲能干吧？”旁人不敢作答。三天后，她病逝于中南海儀鸞殿，終年七十四歲。

當歷史課本里出現“可憐天下父母心”時，大多數學生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曾讓帝國走向衰微。詩句與政事截然分離，讀來別有一番諷刺。對長輩而言，看到孩子朗朗上口，也許只覺通俗易懂；對研究清史的人來說，卻像一枚暗針，提醒著晚清統治者復雜又矛盾的內心。

評價慈禧已非一日之功。她確在前期修建了同治新政的枝干，也確實在后期屢簽不平等條約。功過如何取舍，留給史書去算。可那二十八字能流傳百年，倒說明一點：文學的生命往往與作者的功名成敗無關。詩句觸動的是人類最樸素的情感，而歷史留下的，則是那種情感在權力漩渦中被扭曲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