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法律不應介入公民私生活的所有細節

來源 | 海上法學院

原文標題為《學者評論丨雷磊：成熟的法律體系應適度保留“容錯空間”》

作者 | 雷磊，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

錢端升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大法律信息網簽約作者

近日，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條因加大對傳播淫穢信息行為的處罰力度而引發社會關注。有媒體解讀稱“從2026年1月1日起，向好友發送淫穢照片或者視頻或違法”。這一表述在公共輿論中激起了不小的漣漪。有人提出疑問，在群聊中給朋友發送淫穢照片或者視頻是否違法？情侶或者夫妻之間發送此類信息是否違法？這不得不促使我們思考：法律是否應如精密儀器般監控生活的每一處角落？法律條文的具體適用，應該如何平衡社會秩序維護與公民自由保障之間的關系？

公共討論中，常常出現將“不合法”與“違法”簡單等同的傾向，這是一種概念上的混淆。“不合法”是一個相對寬泛的范疇，可以指代一切不符合法律規范、原則或精神的行為，其中許多并不必然招致法律的處罰。例如，私人之間點對點地發送淫穢照片或視頻，無疑是法律上予以否定性評價的“不合法行為”。但不合法的行為未必就是違法行為。“違法”特指違反了法律明確禁止性規定、具備可罰性的行為，其核心特征在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達到了應受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的程度。伴侶間私密的、自愿的信息傳遞，或極少數特定好友間基于特定語境下的分享，僅發生在極為有限的私人領域，缺乏公開性和擴散意圖，通常難以認定其具備明顯的社會危害性。將這些行為與面向不特定公眾、旨在廣泛散布的傳播行為相提并論，是對“違法”本質的誤讀。可見，在“合法”與“違法”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合法但也不違法”的灰色地帶。認為“不合法即違法”或者“不違法即合法”的觀點，顯然是一種非黑即白的簡單思維，忽視了良善的法律體系恰恰需要為公民的私生活保留一片免受過度干預的“容錯空間”。

法律沒有辦法、也不應介入公民私生活的所有細節。在朋友、伴侶等私密關系中，信息的分享往往基于特定語境與相互信任。法律若不分事實情境、行為性質、影響范圍與主觀惡性，對所有傳播行為一律懲戒，無異于用統一標尺丈量人類生活的復雜光譜。密爾曾言，個人權利僅在涉及他人利害時才需接受干涉。公民有權利去自主塑造私人生活空間，哪怕其私生活中的行為在法律意義上是不當的。公民有“做錯事”的權利，除非這種錯誤會給他人帶來危害，例如向青少年發送淫穢信息，或者在違背接收方（尤其是婦女）意愿的情況下向其發送淫穢信息。但純粹私人領域內的不當言行，首先應交由道德、情感與社交規范調節，而非法律的剛性裁決。

并非所有在道德上值得非議或令人反感的行為，都應當被納入法律處罰的范圍。主張將道德上應受譴責的行為都歸為應受處罰的違法行為，是一種典型的法律道德主義立場。這種立場將道德義務等同于法律義務，認為法律應強制推行社會主流道德觀念，卻混淆了法律與道德的作用領域。道德追求的是“高線”，而法律劃定的是“底線”。法律不應充當個人道德品行的全面仲裁者，而應聚焦于具有明顯社會危害性的核心違法行為。對于私人領域內、危害性模糊或輕微的行為，法律應保持審慎，為社會的自我調節和個體的自我選擇留出余地。懲罰的邊界，應止步于對他人權益和公共秩序造成實質侵害或緊迫威脅之處。朋友間一條不當的信息，其不良影響如果局限于特定關系內部，則社會危害性微乎其微，動用國家強制力實屬“殺雞用牛刀”。如果僅因內容本身的不雅或不符合公序良俗，就一概納入行政處罰范圍，會模糊法律懲處與道德譴責的界限，導致公權力對私人價值觀的隱性干預，甚至可能引發“寒蟬效應”。

因此，懲罰性法律，尤其是行政處罰法和刑法，更應保持必要的謙抑性。《治安管理處罰法》是與老百姓關系最為密切的法律之一，被稱為“老百姓身邊的法律”。同時，因其與刑法的適用相互銜接，也被稱為“小刑法”。這種廣泛影響民眾的懲罰性法律在適用時更應具備自我約束的謙遜品格。因為法律的威懾力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而非事無巨細的嚴苛。若將過多資源投入規制私人間無顯著社會危害的行為，不僅會稀釋法律應對真正公共風險的專注力，也可能催生選擇性執法，損害法律應有的公正與權威。

良法善治不僅要求立法目的的正當性，更要求法律條款在適用上的精確性與謙抑性。法律的終極目的，是護衛公民的尊嚴與自由，而非鑄造一個無縫的監管領域。只有為人類的非完美本性預留一片必要的“容錯空間”，法律才能成為引領公共風尚的明燈，而非懸于私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實現《治安管理處罰法》維護社會治安、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推動形成既秩序井然又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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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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