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礎科研罕見收縮，全球大批新藥將胎死腹中？

　　2025年1月中旬，備受業界矚目的摩根大通年度醫療健康大會（JPM）在舊金山落幕。資本仍在尋找下一個重磅新藥，而美國基礎科研體系卻正在經歷一次罕見的“收縮”。2025年，特朗普政府對國立衛生研究院經費的歷史性削減，使科研界籠罩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中，也將一個深層問題重新推向公眾視野：如果高校和科研機構有更多實驗室關門，會影響未來新藥的產出嗎？公共資助與藥物產業創新之間的真實關系是什么？

　　撰文 | 李娟

　　2025年NIH大幅削減科研經費

　　2025年，美國醫學科研體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震蕩。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等機構實施大規模撥款削減與項目凍結。截至2025年11月，NIH近2500項撥款約23億美元的未支出資金被凍結或終止，其中單筆數額最大的損失是西北大學Lurie癌癥中心的一項資助，涉及剩余資金約7700萬美元。

　　由此引發的爭議聲浪持續擴散：這一政策引發了怎樣的擔憂？其背后的核心沖突又是什么？

　　NIH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資助機構。在科學知識無國界的前提下，其資助水平直接影響全球醫藥創新的節奏。創新藥研發從來不是藥企的“單線作戰”，而是一項需要學術界、政府、產業界持續協作的系統工程。

　　然而，白宮在預算文件中給出的削減理由則非常直接：NIH存在研究重復、資金分散與效率偏低的問題，通過削減經費可倒逼科研體系提高效率，并將更多研發風險交由市場與制藥公司承擔。在支持者看來，NIH每年動輒數百億美元的投入，大多集中在基礎研究這一“看不到成果”的領域，與最終能夠轉化為上市新藥的產出相比，其效率似乎難以匹配。

　　此外，“雙重付費”（double payment）也成為政策辯論的焦點。質疑者認為：納稅人先通過公共資助推動基礎研究，而當這些成果轉化為專利并授權給藥企后，公眾還需為高昂藥價再次“買單”。這種“公共投入—私人收益”的模式，引發了對公共科研社會契約的激烈討論。

　　在部分經濟學者看來，這一質疑并非空穴來風——基礎研究具有公共品屬性，難以通過市場機制獲得充分投資時，政府的大規模投入可能被視作效率偏低，甚至成了對大型藥企的變相補貼。

　　但科學界與醫藥產業界的態度則截然相反。他們更愿用“新藥大廈的地基”來形容基礎研究的價值：公共資助承擔著最難也最關鍵的早期探索，沒有扎實的“地基”，后續的技術突破與商業化更無從談起。考慮到藥企天生追求風險規避與盈利穩定，而新藥研發周期動輒十年、成本高達數十億美元、成功率不足 10%，讓藥企獨自承擔全部早期探索并不現實。至于公共投資與商業收益之間的矛盾，則更需要制度設計而非簡單地削減投入去解決。

　　雙方觀點針鋒相對，究竟誰更接近事實？一系列跨領域的實證研究給出了越來越清晰的答案。

　　公共基礎研究是創新藥的重要推手

　　多項跨年代、多維度的研究一致表明，公共基礎研究顯著推動創新藥產出，美國高校與NIH是FDA獲批新藥背后最關鍵的力量。

　　2025年9月25日，麻省理工學院在Science發表一項具有突破性的重要研究，為公共資助對創新藥產出的貢獻提供了關鍵量化證據。研究聚焦NIH經費縮減對新分子實體（NME，FDA對核心創新藥物的定義）的影響。

　　研究團隊構建了一個極具沖擊力的情景：假設NIH在1980-2007年間減少約 40%的經費，那么哪些受NIH支持的研究將被視為“易被削減”？進一步分析這些被削減研究與后續藥物開發之間的聯系，結果令人震驚——若減少40%經費，將直接影響2000年以來超過50%的新藥審批。更重要的是，這項分析僅針對小分子藥物，并未納入疫苗、基因/細胞療法、診斷技術等更依賴基礎研究的領域。換言之，實際影響只會更大，甚至足以讓全球創新藥“產線”停擺一半。

　　然而，過去確實存在不同聲音。例如Acemoglu和Linn在2004年的經典經濟學研究中認為，市場規模才是創新藥的核心驅動力，公共基礎研究與新藥產出之間未見顯著關聯。一些市場派學者更進一步主張，過度依賴政府資助會“擠出”企業創新動力，只有完全交給市場才能真正促進有效創新。

　　但這些觀點是否經得起更大規模、更精細的現實數據檢驗？

　　后續的實證研究逐一給出了否定答案。過去幾十年間，美國獲批的“同類首創藥物”（First-in-Class）——即真正開創新治療路徑的新藥——絕大多數都來源于NIH資助的基礎科學突破，而非產業界的直接創新。

　　2011年，美國農業部經濟學家Andrew Toole進行的一項影響深遠的分析，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點。他整合1980-1997年FDA批準的新分子實體數據后發現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數字：NIH基礎研究存量每增加1%，新分子實體數量就會增長1.8%。這一“彈性系數1.8”意味著公共資助呈現顯著的倍增效應，其驅動力甚至超過產業自主研發投入（彈性系數0.78）。也就是說，從藥物創新的實證效果看，公共基礎研究比企業研發更能驅動源頭創新。

　　更令人意外的是投資回報率：根據六大治療領域的藥品銷售數據推算，NIH基礎研究的直接經濟回報率約為43%。即每投入1美元，將在后續藥物銷售中帶來0.43美元的年收益——而且，這還不包括醫療成本減少、生命質量提升等難以量化的社會效益。因此真實回報更高。

　　2023年的一項研究則通過更近年的數據進一步強化了證據：對2010-2019年FDA批準的356種藥物分析后發現，其中99.4%獲得過NIH資助，總額達到1870億美元。平均計算，NIH對每款藥物投入14.4億美元。但由于同一項基礎研究往往能支持多個藥物開發，按每個靶點平均2.85個藥物計算，NIH對每個具體藥物的分攤投入折算為5.99億美元，與藥企自身投入持平。

　　2025年6月，美國石溪大學研究者在STAT撰文，宣布了一項更令人矚目的發現：2020-2024年間，50%的美國新藥依靠高校專利支撐，美國高校貢獻占其中的87%。

　　上述跨越不同年代、不同藥物類型的研究共同指向同一結論：公共基礎研究不僅承擔最前沿的風險，更是創新藥誕生的核心動力。沒有公共資助的長期投入，全球創新藥的產出將難以維持目前規模。

　　公共資助的關鍵角色：為新藥打開第一道門

　　Andrew Toole的模型顯示，公共基礎研究、產業研發與市場規模之間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補充。要實現最大創新產出，必須三者協同。

　　然而，在創新鏈條的具體分工中，公共資助到底發揮了怎樣的獨特作用？為什么它的價值如此不可替代？

　　藥物從發現到上市通常要經歷“藥物發現 → 臨床前研究 → 臨床試驗 → FDA 審批”四個階段。最大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集中在早期階段：靶點是否有效難以預測、早期分子能否成藥也常常無法判斷。由于藥企天生要規避風險、追求既定利潤，它們更愿意在成熟靶點上做迭代，而不是在未知領域“摸黑前進”。

　　于是，公共資助的基礎研究承擔了整個創新體系中最艱難卻最重要的一環：為藥物創新打開第一道門。

　　其核心貢獻包括：解析疾病機制；識別高潛力靶點；提供通用技術工具；突破長期瓶頸的關鍵科學問題。這些工作距離新藥上市雖遙遠，卻是鏈條中不可或缺的起點。

　　圖1：藥物研發流程 | 圖源：參考文獻[6]

　　兩個經典案例展現了這一邏輯。

　　實例1：降壓藥卡托普利

　　卡托普利（ACE 抑制劑）是公共基礎研究孕育創新藥的典型案例。從基礎概念出現到藥物上市，接近50年。這一過程清晰展示了科學積累如何層層推動藥物的誕生。時間邏輯如下：

　　1934年起：公共資助推動基礎研究首次揭示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為理解血壓調控奠定路徑。

　　1950年代：在NIH支持下，研究者發現血管緊張素I在ACE作用下轉化為血管緊張素II，后者是強縮血管分子，是高血壓關鍵機制——靶點由此清晰。

　　1960年代：公共研究推動巴西團隊從蛇毒中分離出ACE抑制活性物，為藥物分子設計提供關鍵模板。

　　1970年代：施貴寶在此前基礎研究成果的支持下，成功合成卡托普利。1981年：卡托普利獲FDA批準上市。

　　卡托普利不僅改變了高血壓治療，也催生了一大類ACE抑制劑（如依那普利、賴諾普利），廣泛應用至今。1999年，Cushman和Ondetti因卡托普利研發獲拉斯克獎，背后實質上是前幾十年公共基礎研究的勝利。

　　這一案例突出展示：從基礎研究開始到新藥獲批，往往需要數十年的累積，而這一段最關鍵的鏈條幾乎完全依賴公共投入。這也解釋了公共基礎研究為何常被低估——早期投入與最終產出之間存在17-24年的滯后期（Toole），短期內似乎“無效”，但長期價值極高。

　　實例2：GLP-1降糖減重藥物

　　作為今天全球最炙手可熱的“百億神藥”，GLP-1的百年研發史更深刻地展示了基礎研究如何締造藥物時代。其核心時間線如下：

　　20世紀早期：公共資助推動研究者發現“腸促胰素效應”——口服葡萄糖比靜脈注射更促胰島素分泌，提示存在腸道激素。

　　1960年代：Habener團隊發現胰高血糖素前體，GLP-1研究的必要基石。

　　1980年代：Mojsov鑒定GLP-1活性片段，Drucker與Holst解析其降糖作用機制，GLP-1被明確為潛力靶點。

　　1990年代末：公共平臺研究支持下發現來自蜥蜴毒液的Exendin-4，為解決GLP-1半衰期短的瓶頸提供關鍵突破。

　　近二十年：脂肪酸修飾、口服制劑、多靶點設計等一系列來自基礎研究的新技術推動GLP-1從降糖擴展至減重與心血管保護。

　　表1：GLP-1從基礎研究到創新藥研發歷程 | 圖源：作者整理

　　2024年，Habener、Mojsov、Knudsen三位研究者因其貢獻獲拉斯克獎。從整體時間軸來看，GLP-1藥物從機制發現、技術突破到產品迭代，跨越近百年，是公共基礎研究與產業創新協同的典范。

　　圖2：GLP-1基礎轉化研究持續為慢性代謝疾病患者拓展治療選擇。（A）GLP-1促進胰島素分泌的數據，為 2005 年首個GLP-1受體激動劑（GLP-1RA）獲批用于治療2型糖尿病（T2D）提供了支持。（B）GLP-1及GLP-1受體激動劑（GLP-1RA）通過GLP-1受體（GLP-1R）發揮作用 | 圖源：參考文獻[7]

　　公共資助在新藥研發后期依然不可替代

　　事實上，公共資助的價值并不止步于早期研究。在藥物進入臨床階段后，公共部門仍發揮了廣泛而關鍵的作用，這一點常被忽視。

　　2019年的一項研究回溯2008-2017年FDA批準的248種新分子實體（NME），發現：25%的藥物在臨床后期依賴公共部門支持；其中19%來自高校研究，6%源于高校衍生企業（如基于埃默里大學的丙肝新藥索非布韋）。

　　這些在后期仍獲得公共支持的藥物更可能獲得FDA的優先審批或突破性療法認定，意味著它們在臨床需求上更具價值，如罕見病、耐藥感染等領域。

　　2021年的另一項研究專門分析了2008-2017年獲批的69個新型生物制劑，結果顯示：42%在研發后期仍獲得公共機構支持，包括核心專利、技術授權、注冊臨床試驗等。相比之下，此類藥物更可能進入FDA的加速審批路徑（如優先審評、快速通道、孤兒藥等），從而顯著提升創新效率。

　　因此，即便在研發后期的資金投入主要依賴產業界自身，但公共部門的支持依然在推動新藥跨越臨床試驗與上市審批的關鍵階段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2：2008年至2017年期間，有公共資金參與后期研發的生物制劑 | 圖源：參考文獻[8]

　　更具啟發意義的是，基礎研究不僅產出了理論成果和數據，更催生了大量可直接用于藥物研發的技術工具，成為制藥行業的“通用基礎設施”。正如互聯網的普及重塑了各行各業，基礎研究孕育的技術平臺也深刻改變了藥物研發流程。

　　以NIH資助的研究為例，CRISPR基因編輯技術、RNA干擾技術、分子對接算法、誘導多能干細胞（iPSC）疾病模型等，已經成為全球藥企研發體系中的關鍵工具。它們能夠大幅縮短靶點驗證周期，幫助研究人員更快速地判斷一個靶點是否值得投入；同時提升候選藥物進入臨床階段的成功率，降低全行業研發成本——而這些效益遠非單一藥物的經濟回報所能衡量。

　　不過，也有觀點從更批判的角度解讀公共資助的強勢角色，認為這一趨勢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藥企內部創新能力的下降。隨著行業整合、外包研發和外部授權變得普遍，藥企對外部學術力量的依賴不斷增強，導致內部管線空心化趨勢日益明顯。如果未來學術研究方向與市場需求出現偏差，或公共資助減少，將可能進一步加劇產業端管線斷裂的風險。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因此，公共資助不僅要保障資金規模，更需在研究方向上與臨床需求協同共振。

　　醫藥創新的中國模式：優勢與挑戰并存

　　公共資金在全球范圍內都是推動創新藥產出的關鍵因素，中國同樣遵循這一規律。目前，中國的基礎研究主要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等機構承擔，其中醫學科學相關項目占比超過五分之一，并持續增長。

　　在醫藥創新領域，中國過去十年呈現出鮮明的發展路徑：國家層面強調“應用與轉化”導向，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產學研協同基金、地方資金與產業資本形成合力，貫穿創新鏈條。

　　與此同時，中國藥監體系的持續改革，也為行業創新“鋪路搭橋”。例如，臨床試驗從審批制轉向默示許可制，大幅縮短審評周期；藥審標準與國際接軌，流程逐步現代化。這些制度層面的優化，使從靶點發現到臨床試驗的路徑大幅壓縮，顯著提升了創新藥研發效率。

　　種種變化推動中國醫藥產業進入快速發展期。近年來，中國企業在創新藥研發的規模和速度上持續攀升，IND申報數與注冊臨床試驗數量連年增長，高質量出海藥物不斷增加。2025年中國創新藥交易總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跨國藥企對中國資產的預付信心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臨床參與度顯著提高。尤其在腫瘤與免疫領域，中國創新藥獲得FDA/EMA批準的數量快速提升，逐漸改變“以仿制藥為主”的行業刻板印象。

　　表3：中國生物醫藥臨床轉化與商業化數據 | 圖源：作者整理自參考資料[13]

　　但在亮眼的成績背后，中國創新藥研發仍面臨結構性挑戰：原始創新不足、靶點集中、同質化嚴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礎研究積累不足，與美國高校深厚的基礎研究體系相比，中國在原創性、系統性研究方面仍有差距。這使得在新靶點發現、機制解析等藥物研發最上游環節難以取得突破。

　　因此，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構建高質量的原創創新體系，深化產學研合作，成為中國創新藥未來實現全球性突破的關鍵。

　　結 語

　　綜上，公共基礎研究資助不僅奠定“藥物發現”的起點，還深度參與臨床試驗與審批階段，是創新藥的“全程陪跑者”。對全球醫藥行業來說，如何在追求市場效率的同時保持基礎科學的源頭活力，如何平衡短期回報與長期發展，如何協調公共投入與市場機制，將是關乎億萬人類健康的重大時代命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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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國創新藥研發：從挑戰到突破。《健康報》2024年12月6日 https://www.imm.ac.cn/xw/mtbd/6555e25fd6a94c0f9976924eb5f98773.htm

　　[1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年度報告。https://www.nsfc.gov.cn/p1/2991/3821/3822/qy2.html

　　[13] Alexander Brown，Jeroen Groenewegen-Lau. Lab leader, market ascender: China's rise in biotechnology. Apr 24, 2025

　　https://merics.org/en/report/lab-leader-market-ascender-chinas-rise-biotechnology

　　See the alarming extent of NIH and NSF funding cuts in 2025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nih-nsf-cuts-2025-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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