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驥 | 求真求新的史學家馮爾康先生

我在1983年考上南開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學家、著名清史專家馮爾康先生研究學習清史。馮先生是一位純粹的史學家、大學者，他治史專精于清史、社會史、宗族史和史料學等領域，學術著作約六十部，包括《雍正傳》《曹雪芹和紅樓夢》《清史史料學》等，《馮爾康文集》10卷精裝本于201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認為當教授不易，當學者更難，當學者而至于純粹，更是難上加難。先生一生勤勉，著作等身，海內外知名；教書育人，弟子遍布海內外，惠及學林；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傳播中華文明于世界，其功甚大。

馮先生治史，志在求真、求新。他說：“我研治歷史，最主要的追求有兩個：一是求新，新的研究方向，新觀點，新材料。另一個是求真，獨立思考，追求對歷史真相的認知。”

史學的生命在求真，馮先生治史六七十年始終踐行之。馮先生說：“我篤信史學的生命在于說真話，揭示歷史真相，溫故而知新，知人論世，給讀者以智慧的啟迪，為社會服務。有為的史學家需要鼓起勇氣，敢于說真話，也才能敢于理直氣壯從事史學研究。”

馮先生的書齋名“顧真齋”，他說：“顧真”體現了我治史的“求真”的態度，于史料中覓求歷史的真相，這是我以“顧真”名齋的一個原因，以此自勵。

求新亦史學之生命力。馮先生的清史研究、社會史研究、中國宗族通史和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史研究以及史料學研究，等等，對于開辟新的研究方向，提出新觀點，發現新材料，都有開創之功，都有原創性價值。先生還是中國社會史學會創會會長，這對于開創中國社會史研究，其開拓之功甚偉。

先生今年91歲高齡，仍往來于國內與澳洲、美洲之間，筆耕不輟，時有新論問世。且關注在信息化時代來臨之際，史學應如何應對。他說：“觀念來源的多元化，需要不斷地吸收新元素。在信息時代，我就思考并寫出《信息時代史學研究法淺談》（2017年）。2019年4月20日發表《當代社會史研究與你我》的演講，提出問題：‘智能化將給人類帶來什么？ 是禍是福與如何避禍就福？’我希望這不是杞人憂天的問題。”

要問先生治史何以能達到如此成就，如何能達到求真、求新之境界？ 我認為主要有幾點：第一，秉承南開之精神。南開史學，以史學大師鄭天挺先生為首的史學名家，造就了南開成為大師云集的史學重鎮，馮先生浸染其中，深受其惠。馮先生秉承了南開“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精神，并踐行南開史學“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務實學風。馮先生既是南開精神、南開學風的踐行者，又是南開精神、南開學風的發揚者。第二，堅守純粹學者之精神。馮先生無論是進行學術研究、擔任學術職務，還是培養后學，均以純粹學者之風格、學者之精神一以貫之。何謂學者之風格、學者之精神？追求真理，追求真學問，堅守文化理想，堅守精神家園。第三，學無止境。馮先生說：“學無止境，是我治學的座右銘。”馮先生治史六七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砥節礪行，矢志不移。先生真是活到老，學到老，追求到老。第四，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是學者之重要品質，學人之重要精神。馮先生把獨立思考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說：

“獨立思考，是人的本能和謀生之必須本領；獨立思考，是做任何學問的不易法則，唯有自身的思考，才可能有所發現，才可能提出新學說、新見解，才可能說實話，寫出真實的歷史；獨立思考，堅持論從史出的原則和學風，不能因求用而曲解歷史、片面解釋歷史；獨立思考，不以他人之論為準則，若以他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至多是鸚鵡學舌，弄不好還是‘歪嘴和尚念經’，令人齒冷。”

馮先生作為著名史學家、大學者，其內在價值和內在底色乃是他的歷史觀及方法論。先生的史觀突出者有如下幾點：

第一，“漸進論”。馮先生的史觀是從強調革命、反對改良的激進論轉變為改良的漸進論的。他說：“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令我認識到人類的歷史并不只是階級斗爭史，改良對社會的破壞性遠遠小于暴力革命。”“漸進論”，這是一位史學家從幾千年的歷史中，經過長期獨立思索而形成的歷史觀。

第二，“合力論”。先生認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應該是一種合力。相信“合力論”，從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和各個群體來研究歷史真相，先生從而取得了巨大的史學成就。

第三，“向下看”。馮先生主張研究要“向下看”，為研究、推動社會史學恢復和發展大聲疾呼。他說研討的主佃關系（地主與佃農）、宗族、婦女史，屬于社會史、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范疇，與西方史學界流行的年鑒學派倡導“向下看”的研究法相契合。其實，“向下看”是一種歷史觀。這種史觀，讓人看到了社會的不同群體的生存狀態和歷史作用，使先生在社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

第四，通古今之變。馮先生的中國通史，主要表現在社會史通史方面，如有從古到今的家族演變史和譜牒學史，有通觀古代至近代的社會結構史等。

中國宗族通史是先生著力研討的領域，著有《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中國宗族史》。這些著述，理清了中國宗族演變史的脈絡。社會結構史方面，著有《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敘述先秦至近代前期（1912年）的社會結構演變史，探討了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斗爭和社會變化的原因。

馮先生的治史方法論，也是很值得吾輩學習的。第一，論從史出。馮先生總結自己的治史經驗說：“用史料說話，成了我的座右銘。”當然，這史料，是指經過考證的第一手史料。故馮先生十分重視史料，且把史料上升到“史料學”的高度。先生共有三部史料學專著，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學》和《史料學研究》。論從史出，是先生始終堅持的治史原則。

第二，以小見大。先生說：“我吸收了唯物史觀、年鑒學派和社會學理論，主導意識是實證史學和歷史唯物論。這表現在：從事歷史的微觀研治，但不忘宏觀的追求，也就是說在研討具體的歷史事象時，會兼顧它在整體史中的位置，即以細小題目的研究，說明大的歷史問題。”先生的大量著述，都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看似歷史小題目，但仔細琢磨，其中卻反映了歷史大問題。有經驗的治史者都會有這種體會：史學研究大而化之者易，以小見大者難。

第三，寓論于史。先生不喜歡發高論和空論，先生的文章娓娓道來，材料充實，樸實無華。而先生的史識往往寓于大量史實的陳述之中，寓價值判斷于事實判斷之內，點到為止，言簡意賅。寫到這里，使我想起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史家須兼“史才”“史學”“史識”三長，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史家還須具“史德”。四者具備，乃為良史。我想，馮先生繼承了中國史家的優良傳統，并發揚光大之。

（作者：張國驥）

來源：中華讀書報

編輯：郭梨鑫

審校：段晨萱 孔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