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百色，為了給局長“湊單”十年刑期，行賄人練成了穿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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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劉虎 攝）

當證據鏈無法自證清白，當邏輯被權力碾壓，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竟然只能退回到人類文明的童年，試圖用最原始的詛咒來對抗強大的司法機器。這不僅是被告人的悲哀，更是法庭的尷尬。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Review

這是一起發生在其廣西百色革命老區的貪腐案，卻演變成了一場荒誕的法庭劇。田陽區交通運輸局原局長黃以行，因涉嫌受賄被查。這本該是個“拍蠅”的常規劇本：官員認罪，退贓，判刑。然而，事情在“量刑門檻”上卡了殼。

黃以行承認收受了29筆共計252萬元的賄賂，且有自首情節（這通常意味著十年以下刑期）；但辦案機關堅持認為他收了312萬元（這意味著十年以上），并否認其自首。

為了這“生死攸關”的60萬差額和被抹去的自首情節，庭審現場出現了驚悚一幕：被告人當庭發下毒誓——“如果收了那兩筆錢，全家五口人不得好死！”

與此同時，辦案機關為了否認其自首，竟拿出了四份自相矛盾的《到案經過》。一場嚴肅的審判，正在向玄學與文學的邊界瘋狂試探。

（關聯報道詳見網易號“法治邊角料”）

1、 賭上全家性命的“負隅頑抗”

在中國的法庭上，如果你看到一個曾經體面的局長，不再引經據典，不再痛哭流涕地懺悔“辜負了黨和人民”，而是像個被逼到絕境的村婦一樣，指天畫地，拿全家五口人的性命發毒誓，那么大概率，事情不僅是“冤枉”那么簡單，而是絕望。

2025年11月，在廣西百色中院的二審法庭上，原田陽區交通局長黃以行就上演了這一幕。

他對指控的252萬受賄供認不諱，那是29筆確鑿的交易。但他死都不認另外兩筆、共計60萬元的款項。為了這60萬，他不惜詛咒自己全家“不得好死”。

為什么？是因為這60萬帶著某種特殊的邪惡詛咒嗎？不，是因為這60萬是通往“地獄”的臺階。在刑法量刑中，300萬是個坎。少于300萬，配合認罪認罰和退贓，大概率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一旦超過300萬，起步就是十年，上不封頂。

一審判決精準地落在了“十年”這個點上。加上那兩筆爭議款項，總金額剛好312萬，剛剛邁過重刑的門檻。這60萬，與其說是賄款，不如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名為“重刑指標”的稻草。

黃以行的毒誓，聽起來封建迷信，但實際上充滿了現代法治的悲涼——當證據鏈無法自證清白，當邏輯被權力碾壓，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竟然只能退回到人類文明的童年，試圖用最原始的詛咒來對抗強大的司法機器。

這不僅是被告人的悲哀，更是法庭的尷尬。

2、 “量子力學”式的行賄：隱身人與空氣幣

如果說黃以行的毒誓是悲劇，那檢方指控的那兩筆賄款，就是不折不扣的科幻喜劇。

這60萬元據說是兩個老板蘇某和梁鴻送的。但詭異的是，這錢仿佛是“空氣”變的。

所謂行賄款，名義上是公司的“應急備用金”。但在現代財務制度下，30萬現金的提取，竟然沒有任何銀行流水，沒有出賬記錄，沒有財務人員知情。這錢就像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或者是老板們用魔法變出來的。

律師問：錢從哪來的？

答：備用金。

問：賬本呢？

答：沒有。

問：誰經手的？

答：我自己。

這種“三無”資金，在會計學上叫“黑洞”，在法律上叫“孤證”。但在本案中，它成了定罪的鐵錘。

更魔幻的是行賄的時間和地點。指控稱，行賄發生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各位，請回想一下那是什么日子？那是疫情管控最嚴苛的時期。進出政府機關，不僅要掃碼測溫，還要實名登記，哪怕是區委領導去了交通局都要簽字。

然而，查詢交通局的進出登記本，根本找不到這兩個行賄人的名字。

這就非常有意思了。難道這兩位老板掌握了某種“量子隱身”技術？他們能避開門口的保安，躲過大廳的監控，甚至不需要掃健康碼，就這樣大搖大擺地把30萬現金送到了局長辦公室？

如果這是真的，建議有關部門立即特招這兩位人才，他們的潛行能力比任何特工都強。如果是假的，那么是誰在編造這個拙劣的故事？

更荒誕的是，其中一位行賄人梁鴻，被指控為了承攬項目行賄。結果一查，真正的項目施工方曾某說：“交通局還欠我們錢沒給呢，我們給他送錢？當時開工的一千萬還是交通局找我們借的！”

這就搞笑了：債主給欠債的行賄？

而且這行賄人梁鴻，在微信記錄里只是曾老板樓下的一個“小弟”。一個連合同都沒有、身份存疑的馬仔，成了左右局長十年刑期的關鍵人物。這劇本，連這幾年降智的短劇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3、 四份公文，重新定義了“自首”

如果說受賄金額的認定還存在“羅生門”，那么關于黃以行是否“自首”的認定，則徹底暴露了某種權力的傲慢。

黃以行是接到監委電話后，主動去投案的。按理說，這在司法實踐中通常被認定為自動投案，屬于自首。國內頂尖的刑法專家張明楷、周光權論證后也一致認為：這就是自首。

但辦案機關說：不行，我們不這么認為。

為了證明黃以行不是自首，辦案機關展現出了驚人的“文書創作能力”。在短短兩年間，針對同一個人的同一個到案過程，他們竟然出具了四份內容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到案經過》。

第一份可能是A說的，第二份變成了B，第三份細節又變了……直到湊出那份能完美規避“自首”認定的版本。

律師在庭上感嘆：“一人之案，出具四份相悖的到案經過，實屬絕無僅有。”

這哪是辦案文書啊？這分明是《羅生門》的劇本大綱。這種隨意變更基礎事實的行為，與其說是在查案，不如說是在“拼圖”。

他們手握最后的結果——“不能認定自首”，然后回過頭來，瘋狂地修剪、打磨、甚至捏造事實的形狀，直到能塞進那個既定的框架里。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黃以行的認罪態度從配合變成了絕望。當他發現，無論自己怎么配合，那把量刑的尺子是可以隨意伸縮的，那個名為“寬大處理”的門是可以隨時被四份文件封死的，他除了發毒誓，還能做什么？

4、 拒絕真相的“黑箱”

在這個案子里，我們看到了太多“不能”。

辯護律師申請調取行賄人的動車記錄、手機定位——這些大數據的鐵證，一查便知真假，但辦案機關不予回應。

辯護律師申請行賄人出庭對質——這是法庭審理的核心環節，但法院說證人出國了（其實人家隔三岔五就回國）。

辯護律師申請查看審訊同步錄像——這是排除非法證據的關鍵，但不被允許。

所有的證據之門都被關上了，只留下一條窄窄的縫，里面傳出一個聲音：我們說他是，他就是。

這讓人不禁想問：如果證據確鑿，為什么要害怕證人出庭？如果程序合法，為什么要藏匿錄像？如果行賄是真的，為什么連一張動車票的記錄都不敢調取？

這種對質證的恐懼，恰恰暴露了心虛。他們害怕那個拼湊出來的真相，在陽光下會像雪糕一樣融化。

5、 實事求是，還是實事“求刑”？

百色這片土地，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起義紀念園的石頭上，刻著那位老人題寫的四個大字：“實事求是”。

但這起案件的審理過程，讓我們看到的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實事求刑”——為了達到某種既定的刑期目標，事實可以被裁剪，邏輯可以被扭曲，常識可以被踐踏。

我們不為貪官洗地。黃以行收受的那252萬元，足以讓他身敗名裂，接受法律的制裁。這一點，他自己認，我們也認。

但我們恐懼的是，為了加上那額外的60萬，為了湊夠那十年的刑期，公權力所展現出的那種“指鹿為馬”的能力。

今天，他們可以用四份矛盾的文件否定一個局長的自首；明天，他們就可以用同樣的手段，去定義一個普通人的清白。

當法庭不再相信證據，而逼得被告人只能相信“毒誓”；當嚴密的邏輯不再有效，而只能依靠“隔空送禮”的玄學，這不僅僅是黃以行一家的悲劇，這是我們所有人安全感的崩塌。

哪怕是一個罪犯，也有權利在一個公正的稱得起重量的天平上，領走屬于他的那份懲罰。不多，也不少。

畢竟，那一筆筆寫下的判決書，也是要經得起歷史，和那塊“實事求是”石碑的審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