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70萬后主動還錢，被害人拒收致無罪

“我把錢退給你，利息損失都算我的！”——騙子主動還錢，受害者卻堅決不要。這到底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詐騙，還是一場沒能談攏的民事糾紛？當“還錢”遇上“不要”，法律的天平該如何傾斜？

這起被稱為“黃玉詐騙案”的經典案件，始于一樁聽起來頗有前景的“生意”。嫌疑人黃某向被害人描繪了一個誘人的藍圖：自己能搞到一輛考斯特客車，用于機場旅客的擺渡運輸，穩賺不賠。他邀請對方投資入股，承諾共享收益。被害人一聽，覺得是個好機會，陸陸續續向黃某轉賬近70萬元。

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所謂的“考斯特”和“機場擺渡業務”始終不見蹤影。被害人起了疑心，要求黃某給個說法。這時，案件的第一個關鍵轉折點出現了：黃某沒有跑路，也沒有繼續編造借口，而是直接承認“這事辦不成了”，并提出全額退款。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對黃某的退款提議，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反應異常堅決：“光退本金不行！我的利息、我的損失，你也得一塊兒賠！”他們拒絕了黃某僅僅歸還本金的方案。

為了表明誠意，黃某接下來的操作堪稱“還款態度天花板”。他多次邀請被害人到家中取錢，甚至請來自己的父親和律師，一同找到被害人的母親，提出一起去銀行現場轉賬。但對方的態度是：“不答應我們的賠償條件，這錢我們就不要！”

最終，被害人選擇了報警。警方以涉嫌詐騙罪將黃某刑事拘留。此時，黃某的家屬才趕緊將70萬元本金退還給了被害人。請注意這個時間點：錢是在“案發之后”、“人被刑拘之后”才還的。按照很多人的直覺和部分司法實踐，這幾乎坐實了“詐騙”的罪名——用虛構項目騙錢，東窗事發才被迫退還，這不是詐騙是什么？

果然，一審法院判處黃某有期徒刑十年。黃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注意到了案件中的特殊情節：黃某在案發前確有多次主動退款的行為和意愿，只是被被害人拒絕。法院認為，這反映出黃某可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一詐騙罪的核心要件。于是，二審改判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但是，改判緩刑就結束了嗎？并沒有。因為判決的刑期已經低于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對應的法定最低刑十年。根據我國法律，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處刑罰，必須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案件就此來到了最高法的案頭。最高法院的法官們仔細審查后，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不予核準，發回重審！他們認為，這個案子的性質可能根本就不是刑事犯罪。

重審法院采納了最高法的精神，最終判決：黃某，無罪。

從十年有期徒刑到無罪釋放，這個“過山車”式的判決背后，法律到底在爭辯什么？

核心只有六個字：“非法占有目的”。這是區分刑事詐騙與民事欺詐的“靈魂”。詐騙罪要求行為人從一開始就“不想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財物；而民事欺詐，行為人可能起初夸大了履行能力，但本質上仍有履行意愿，只是后來因故無法完成。

黃某案的關鍵證據鏈在于：他沒有用新的謊言去掩蓋舊的謊言，這在詐騙案中不常見。他不僅口頭提出，還通過邀請上門、攜父帶律師等實際行動反復要求退款，證明了其“返還意愿”是真實、急切的。并且在案發前，他顯然有籌錢退款的能力。

被害人因索賠條件未滿足而拒絕接受單純的本金返還，這在法律上可能被視為“被害人過錯”，阻斷了黃某“及時返還”的可能性。

最高法正是基于此認為：不能簡單地以“最終沒還成”或“案發后才還”來倒推他一開始就想非法占有。他主觀上更符合“想做事但沒做成，愿意承擔退款責任”的民事違約心態，而非“空手套白狼”的詐騙故意。

以前很多人認為，只要錢是“騙”來的，并且案發前沒還，基本就構成詐騙。黃玉案告訴我們，法律的眼睛是雪亮的，它死死盯住的是行為人的“初心”——你拿錢的時候，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對于被害人而言，當對方提出退款時，若一味堅持“不賠足損失絕不收本金”，可能會將自己置于一個尷尬的法律位置，甚至可能讓真正的騙子抓住“你拒絕還款”的把柄，混淆案件性質。維權需要理性，過度堅持有時反會模糊是非。

而對于那些身處商業糾紛中的人，保留好所有能證明自己“愿意履約”、“愿意擔責”的證據——比如主動提出解決方案的聊天記錄、愿意退款的錄音錄像、尋找第三方調解的憑證等。這些都可能在未來，成為將你從刑事犯罪懸崖邊拉回來的“安全帶”。

法律懲罰的，是那顆蓄意掠奪的心，而非那顆沒能把事情辦成的頭腦。在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那道微光的界限上，最高法守住的不只是一個無罪判決，更是“刑法謙抑性”那不能后退的底線——讓商業的歸商業，讓罪惡的歸罪惡。